毛澤東思想，正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即已顯示的那樣，既是1949年以前他的經驗之綜合，也是以後他的許多政策之母。
對毛澤東的思想在他前30年的積極政治生涯中的發展，本章力圖提供佐證，并且加以解釋；同時也試圖讓讀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權以後所出現的一切。
在強調早期毛澤東頭腦中最為關心的東西的同時，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觀念，它們的含意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應已十分清楚，從1912年（當時毛澤東18歲半，在革命軍中當兵半年以後又繼續求學）到1949年（當時他成為統一的中國又有稱号又有實權的統治者）這一時期，是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影響深遠的不斷大變革時期。
在毛澤東一生的前50年中，他事實上經曆了這個國家曆史上好幾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時代；形成他對中國諸多問題的觀念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想法的經驗，因此不僅每隔十年，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每年都有重大變化。
使毛澤東思想與活動十分複雜的記載在一定程度上條理化和清晰明确的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編年，部分地按題論述的方法。
首先考察毛澤東從成年初期到1927年的政治思想發展，他1927年第一次投身于有獨有特征的農村革命鬥争。
從學生運動到農民運動，1917&mdash1927年
不論就年齡還是就經曆而言，毛澤東都是&ldquo五四&rdquo運動那一代人中的一員。
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起，毛澤東就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度過了他在政治組織和政治研究中的見習期。
他作為革命者的經曆實際上是在&ldquo五四&rdquo示威遊行之後開始的。
盡管毛澤東有許多非常鮮明的個人特點，從整體上看，他仍具有這一群體所共有的某些屬性。
最重要的一點，它是過渡的一代。
當然，每一代人都是&ldquo過渡的&rdquo一代，因為世界在不斷地變化，但是，毛澤東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時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僅是中國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且是不同的時代。
适應西方沖擊的過程，從19世紀中期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中期，甚至更久；但是，&ldquo五四&rdquo時期标志了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在此之後，或許再也沒有同樣偉大的時期了。
一句話，老一輩人對中國方式的持久的優越性深信不疑，并以此自慰，&ldquo五四&rdquo這一代人對這一點是知道的，不過他們絕不可能懷有這種簡單的信仰了。
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包括毛澤東在内，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識形态，并終生不渝；但是大多數人則始終既深深地帶着相信中國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帶着他們曾經否定過的傳統的思想方式的烙印。
于是這些人就注定了在經久不變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兩可的境況中過活。
毛澤東二十來歲以前的政治觀點，隻能從當代零碎的資料、他自己的回憶錄，以及多年以後别人的回憶錄中看到。
[1]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現于我們的視野，是大約23歲時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雖然毛澤東的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顯著的馬克思主義影響之前很久寫的，但是，這篇文章展示許多後來可以見到的他的人性品質和思想線索。
貫穿全篇文章的最大憂慮，也可以說是耿耿于懷的思想，就是憂慮中國會亡國。
亡國，這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普遍為中國人談論的話題，在這篇文章的劈頭幾句被有力地提出來：
國力苶弱。
武風不振。
民族之體育，日趨輕細。
此甚可憂之現象也。
&hellip&hellip長是不改，弱且加甚。
&hellip&hellip體不堅實，則見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緻遠[2]？
這樣，毛澤東一筆便說出了貫穿他後來整個生涯的思想和行動的兩大主旋律：愛國和尚武。
但是，如果他顯然在這篇文章中心懷那種可以籠統叫做愛國目标的思想，那麼這個時期他的愛國思想是保守的還是革命的呢？顯然，檢驗的标準，是他是否認為富強的目的以任何方式與國家富強的先決條件即社會文化的革命聯結在一起。
其實，這篇文章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關心中國命運，但對改良，更不用說革命幾乎完全不感興趣的毛澤東。
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餘處經典引文或明顯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處中，有12處屬于儒家經典；一處屬于儒家實在論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驅；兩處屬于宋代理學家、儒家經典集注家朱熹；一處屬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顔元。
也有三處屬于毛澤東喜愛的道家經典《莊子》。
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知識範圍顯然很廣，因為他順便提到各代一些較小的著作家的不為人知的生平細節。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經典的12處中，竟有11處涉及《四書》的基本核心。
）
然而，雖然沒有明顯地涉及社會變革，甚至也沒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這篇文章包含許多源自中國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傳統者的思想痕迹。
首先，如上引文章劈頭幾句所表達的，強調武風的價值，然後總結又說&ldquo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rdquo。
[3]為證明這一見解是正确的，毛澤東舉出許多古代英雄豪傑的實例，并引用顔元的話，顔元曾指摘朱熹&ldquo重文輕武&rdquo，以緻造成違反孔子教導的有害傳統。
[4]大約在他為《新青年》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毛澤東在1919年寫的一封信，明顯地勾勒出了當時毛澤東思想從中發展出來的雙重來源：
古稱三達德、智、仁與勇并舉，今之教育學者，以為可配德智體之三者，誠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體也，非勇無以為用。
[5]
這樣，毛澤東一開始不僅強調體，即物質實體的極重要意義，而且贊揚古代的勇。
當然，毛澤東主要不是從書本導出他思想中的這種傾向。
和20世紀初期的其他許多中國人一樣，毛澤東發展他的思想是對當時與明末相似的環境做出的反應，那時由于軍事積弱，中華民族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受到了威脅。
如果尚武是毛澤東思想中保持不變的一個特點，那麼，這篇1917年發表的文章還有一個基本主題，而且是更明确地顯示現代影響的主題，就是自覺和自動的重要性。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這一點：&ldquo堅實在于鍛煉，鍛煉在于自覺&hellip&hellip欲圖體育之有效，非動其主觀促其對于體育之自覺不可。
&rdquo[6]
自然，這種有效行為的關鍵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傳統。
但是，像這些段落的主要啟示無疑來自折中主義的，然而卻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思想，這些思想是毛澤東從閱讀《新青年》和聽他的倫理學教師和未來嶽父楊昌濟的課吸收來的。
楊昌濟不但是康德和塞缪爾·斯邁爾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
他教倫理學，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的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
[7]為此，楊昌濟自編一部修身講義，書名為《論語類鈔》，從《論語》引出若幹有意義的章句，借孔門的話來申述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該書第一篇就是&ldquo立志&rdquo，其中說，&ldquo有不可奪之志，則無不成矣&rdquo。
[8]
和楊昌濟一樣，毛澤東特别強調意志的作用。
他在1917年發表的那篇文章中寫道：&ldquo足以強意志，體育之大效，蓋尤在此矣&hellip&hellip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
&rdquo[9]這樣相信意志和主觀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澤東人生觀中的一個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
毛澤東在他1917年3月《給宮崎滔天的信》中，邀請宮崎在第一師範學校黃興紀念會上講話，他自稱&ldquo頗立志氣&rdquo。
[10]
但與此同時，毛澤東以真正中國人的方式，認為要得真志，非先領會哲學倫理學和得到啟發不可。
毛澤東在1917年8月23日的一封信中寫道：&ldquo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從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鹄。
&rdquo然而，這不隻是主觀态度問題，需要行動和獻身：
再擇其合于此鹄之事，盡力為之，以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
如此之志，方為真志，而非盲從之志。
&hellip&hellip隻可謂之有求善之傾向，或求真求美之傾向，不過一種沖動耳，非真正之志也。
&hellip&hellip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hellip&hellip[11]
以下的事實提供了毛澤東當時總的政治立場的若幹觀念：他說，今之有治天下之法的人，隻有袁世凱、孫文、康有為三人。
其中獨康有為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ldquo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rdquo，他像在《新青年》發表的那篇文章那樣，用曾國藩谥号。
[12]
盡管如此，1917年的毛澤東思想的模式絕不是純粹傳統的。
毛澤東所要實現的目标，自然是中國的富強和振興。
他在信中寫道，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複雜，民智淤塞。
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
動其心者，當是有大本大源。
今日變法，便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内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
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
毛澤東接着寫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容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毛澤東認為，宜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根本上改變全國之思想。
他寫道，中國的思想太舊，道德太壞。
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二者必須加以變換。
[13]
雖然毛澤東把中國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進步的障礙，但是，他不主張把全盤西化作為補救之道。
針對楊懷中所說的&ldquo日本某君&rdquo認為東方思想均不&ldquo切于實際生活&rdquo的說法，毛澤東認為，&ldquo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rdquo。
[14]
然而，說過這一點之後，毛澤東開始進行顯非墨守傳統的論述，認為在觀念和道德基礎上統一思想的活動中，與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
君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隻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活動的基礎上生存，小人累君子。
這樣，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當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
當時，毛澤東已主張組織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的私塾，而且主張出洋求學。
[15]
關于在毛澤東後來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實踐主題，毛澤東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衛生之術者亦不少時說，&ldquo蓋此事不重言談，重在實行。
&rdquo[16]毛澤東之強調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往往被人歸因于王陽明，但這隻是推測；在任何有名的毛澤東著作中，一點也沒有提到王陽明。
總之，與&ldquo五四&rdquo時期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更有關系的，是毛澤東在1917&mdash1918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讀書的最後兩年，思想發展很快。
在那個時候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許是明顯和強烈的個人主義。
例如，毛澤東在對德國新康德派學者泡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一書的批語中寫道：
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
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謂。
&hellip&hellip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
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與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
&hellip&hellip[17]
和當時年長的和較知名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钊或魯迅一樣，毛澤東已經利用個人有無上之價值，有百般之價值的觀念作為沖破古老的文化和社會的羅網的武器。
他絕非不知道實現個人所必需的社會結構。
他說，且團體者仍個人，乃大個人也。
人一身乃集許多小個體而成，社會乃集許多個人而成，國家乃集許多社會而成。
在個人和國家即國民的這種複雜關系中，毛澤東強調先有個人而後有國民。
他說，泡爾生強調個人由國民而發生，是因泡爾生住于國家主義彌固之德國。
[18]
的确，處理對立的關系的辯證法，從這個時候起是毛澤東思想的表征之一。
毛澤東在某種意義上作為同一來對待的對偶中，有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高即卑，陽即陰，以及20年後被蘇聯哲學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
毛澤東把人看作是物質和精神的統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用産生的（毛澤東說，或人之說必以道德律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實行而不唾棄，此奴之心理也）。
而且，由于物質不滅，人和社會也不滅，雖然人和社會經常通過改良和革命而改變和振興。
因此，正如他所說的，他不再憂慮中國将亡；中國将通過改建政體和變化民質而生存下去。
人類之有進步，有革命，有改過之精神，則全為依靠新知之指導而活動者也。
有一種之知識，而建為一種之信仰，即建為一種信仰，即發為一種之行為。
他寫道：&ldquo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
&rdquo活動之所憑借隻能在于&ldquo國家社會種種之組織&rdquo。
[19]
于是，毛澤東強烈地重申他在1917年4月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強調實踐的觀點，而且着重提出組織起來進行改良的重要性。
這兩點是毛澤東在1919年7月和8月發表的題為《民衆的大聯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的中心内容。
毛澤東這篇在1919年發表的文章[20]的最令人驚異的，無疑是他把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作比較的段落：
聯合以後的行動，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ldquo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rdquo的辦法，同他們（按指貴族資本家）拼命的倒擔，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思。
一派較馬溫和的。
不想急于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
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願的工作。
&hellip&hellip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
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hellip&hellip這派的首領為生于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
[21]
李銳在逐字引用這段後評論說，毛澤東這時雖然還分不清楚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本質區别，不過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他發表在《湘江評論》上的《民衆的大聯合》和其他文章已閃爍着階級分析的光芒，也是後來構成毛澤東思想大廈的最初基石之一。
[22]但是，雖然毛澤東無疑在1919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人們卻很難在這個時期他的著作中找到認真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成分。
甚至連階級鬥争、辯證法或唯物史觀之類觀念也未被提到，而&ldquo階級&rdquo一詞隻被用過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貧者、強者和弱者的&ldquo階級&rdquo）。
[23]如果說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學傾向，那麼，這種傾向既不在于馬克思，也不在于克魯泡特金，而是在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某些中國作者傳播并改變了的西方自由主義者的思想。
其中有嚴複、梁啟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譚嗣同以及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他們用種種方式發展一種思想，認為社會成員的自發行動，不受舊等級制的束縛，會使社會能量增加至極限。
在&ldquo五四&rdquo時期，對毛澤東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響是胡适的影響。
已經指出，毛澤東1919年的幾篇文章發表以後，曾受到北京《每周評論》的熱情贊揚。
一位評論家概括了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最初幾期的内容，說道：&ldquo《湘江評論》的長處在于探讨。
第二、三、四期的《民衆大聯合》一篇大文章&hellip&hellip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确是現今的重要文字。
&rdquo[24]說這些話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胡适本人。
當我們注意到下述情況，就不至于對這一點過于驚奇了。
毛澤東為《湘江評論》創刊号寫的社論，在列舉了自文藝複興以來人類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從貴族的死的古典文學到平民的現代的活的文學；從獨裁政治到代議制政治）以後，說道，在思想領域&ldquo我們向實驗主義前進了&rdquo。
這裡我特别提到這一點，并不想讓人以為毛澤東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
然而，他在1919年對實用主義的好評的确反映了他幾乎直到生命的終結都保持的一種看法，内容是人們不應編造理論不聯系具體經驗的理論。
[25]
毛澤東雖然在1919年的思想與當時年齡大些的更有學問的人的思想一樣，是多種影響的拼湊物，他的《民衆的大聯合》的文章卻具有一個顯著的特色。
它體現了一個企圖，想在&ldquo五四&rdquo時期革命的群衆運動的具體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一個總綱領。
确實，毛澤東世界觀中的社會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他把學生運動看得最為重要，相對地說，對農民就不認為有多麼重要，更不要說工人了。
很獨特的是，他也相當注意婦女和學校教師。
總的來看，他對他正努力創建的革命聯盟的想象，倒很像60年代美國和其他地方的&ldquo新左派&rdquo的想象。
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題是，中國的新生将首先來自青年人，特别是學生對舊秩序的叛逆。
變革的手段和動力則在于自基層自發形成的民主組織。
由毛澤東看來（在這裡他顯示出是嚴複的一個真正的信徒），整個過程的目标，不僅是個人從舊社會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而且是通過這一事實增強和複興整個中華民族。
在一段極有鼓動性的結束語中，毛澤東對他的同胞這樣說：
于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
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
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将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将較任何民族為光明。
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将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就在面前！[26]
這裡不止一處有毛澤東1917年文章的回聲，強調不懈的努力和堅定的意志為民族複興的關鍵。
在這中間的兩年，他既從書本上，也從經驗裡，學到了許多關于發掘和動員他所察覺的蘊藏在中華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
不過，在哪怕隻是開始設計一個完整的有效的戰略，以便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進行革命以前，他還有許多東西有待學習。
毛澤東這時盡管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他的想像力卻被俄國革命的勝利吸引住了。
在他稱之為&ldquo紅旗軍&rdquo的世界範圍的成就中，他首先列舉的是工農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罷工浪潮。
[27]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的其他幾篇文章引出的主題，後來成為他的思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ldquo洗腦&rdquo，以及&ldquo和平民一同進工廠做工，到鄉下種田&rdquo，或者是這種思想：&ldquo人類真正解放&rdquo到來之日，即千萬美國人一道對托拉斯的不公正和專制高呼&ldquo不許&rdquo之時。
但是毛澤東也表達了對德國人的熱烈的支持，他們被宣布為受壓迫的民族，全由協約國發号施令。
[28]
中國作為無産階級的國家，應該與其他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的思想，當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緊接&ldquo五四&rdquo時期之後那幾年裡時常提起。
毛澤東也自然被引向這一方向。
在毛澤東随後的見習期中，對他1919年關于基層組織在社會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啟發性的補足物的階段，是他在次年參加了湖南自治運動。
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節，由于近來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來。
[29]這一情節的記載不僅說明了毛澤東強烈的湖南人的愛國熱情，也說明了他對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
在1920年9月26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澤東寫道：
無論什麼事，有一種&ldquo理論&rdquo，沒有一種&ldquo運動&rdquo繼起，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不能實現出來的。
&hellip&hellip我覺得實際的運動有兩種：一種是入于其中而為具體建設的運動，一種是立于外而為促進的運動。
他補充說，這兩種類型的運動都是，而且将繼續是重要的、必需的。
同時，他強調一個有效的運動必須源出于&ldquo民&rdquo。
&ldquo如果現在的湖南自治運動能夠成功地建立起來，但是其源不在 &lsquo民&rsquo中，而在 &lsquo民&rsquo外，那麼我敢說這樣的運動是不會長久的。
&rdquo[30]
至于說這些話的廣闊背景，毛澤東及其他起草1920年10月7日召開立憲會議建議的執筆者，概括他們對全省和全國的政治發展之間的關系的觀點如下：
我們覺得湖南現在所要的自治法，即與美之州憲法，和德之邦憲法相當。
中國現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時才有全國的憲法出現。
在事實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憲法，然後才有全國總憲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條由分而合的路。
[31]
毛澤東1920年在這個方面所寫的文章，反映了當時的情況，與他的長期觀點是絕不一緻的；從1917年直到他生命的終結，他一直強調全國統一和國家強盛的重要性。
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種思想，對毛澤東後來作為革命者的整個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
他一方面提倡&ldquo入于其中&rdquo，參與具體建設&mdash&mdash他的意思顯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應該深入到社會現實中去。
但是，他同時也察覺需要在外部發動運動，以推動事業。
換句話說，盡管政治活動家應該響應&ldquo民&rdquo的客觀要求，應該深入到民之中去，以便動員他們；而另一個處在民之外的組織也是需要的。
可以說，毛澤東在次年加入的列甯式的共産黨，正是一個這樣的組織，它不允許把自己混同于群衆，而是要站在群衆之外。
可是同時，毛澤東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從不猶豫地、大膽地深入到各種事件中去，并且參與具體的組織工作。
在湖南自治運動時期，毛澤東的文章提出的另一個問題，關系到為了&ldquo民&rdquo而進行這些活動；運動最初的推動力與激勵也來自&ldquo民&rdquo。
毛澤東把這個詞放在引号内，強調了這個詞的意義不甚明确。
這是他1919年文章中的&ldquo民衆&rdquo嗎？或者是從未遠離毛澤東關注的中心的&ldquo中國人民&rdquo或&ldquo中華民族&rdquo？或許這正是毛澤東的思想的一個特征，這兩個實體是不可分割地連在一起的。
自1918年或1919年以後的任何時期，他絕不僅僅是，或主要是個民族主義者，隻關心中國的&ldquo富強&rdquo。
可是他也不是像M.N.羅易那樣，不根據民族進行思考的&ldquo無産階級&rdquo革命家。
在1920年這一年中，毛澤東對向西方學習如何改造中國社會的态度，經曆了一個重大的變化。
毛澤東在1920年3月14日寫信給周世钊，同年12月25日又寫另一信給向警予，表現了關于去國外學習這一比較狹窄的問題的看法的改變，這象征了這一重大變化。
在前一封信中，他聲稱，盡管許多人迷信地重視去國外學習的好處，事實上成萬或成十萬曾到國外學習的人中，隻有很少的人真正學到了有用的東西。
他寫道，總之，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兩大潮流各占半個世界，而東方文化&ldquo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rdquo。
盡管他在原則上不全反對去國外學習，他卻願在去國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國文化。
[32]
相反，半年之後，他給在法國的向警予寫信，抱怨在湖南對婦女（或者說，對男子也一樣）沒有什麼進步的教育，力勸她吸引盡可能多的女志同道合者去國外，并補充道：&ldquo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rdquo[33]
毛澤東對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轉變，并不像這裡對比鮮明的兩段話所表現的那麼惹人注目。
在3月份，他甯願留在國内的理由之一，根據他給周世钊的信，是人們通過閱讀譯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國的知識。
可是，他的思想傾向還沒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說，&ldquo坦白地說，在各種思想形态和學說中，我目前還沒有找到比較明了概念&rdquo。
毛澤東的目的是要從中國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文化本質中，整理出這樣一個&ldquo明了概念&rdquo。
毛澤東大約要在三年的時間内在長沙創造&ldquo新生活&rdquo，他在計劃裡說，個人是首要的，小組次之。
他特意強調了他與胡适的聯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為他要在長沙創辦的一所學校新造了&ldquo自修大學&rdquo的校名。
但是，毛澤東說&ldquo我們在這個大學裡實行共産的生活&rdquo，又說&ldquo我覺得俄國是世界第一文明國&rdquo。
[34]
到1920年11月底，毛澤東在給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應該自立為國，以便與北方落後的省份脫離，而&ldquo直接與世界有覺悟之民族攜手&rdquo。
可是，甚至湖南受過教育的士紳也缺乏理想，缺乏有遠見卓識的計劃，而政界人士又極腐敗，這都使改革完全成為虛幻，他大失所望。
他說有必要&ldquo另辟道路&rdquo。
[35]
在毛澤東探尋道路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影響來自當時在法國學習的一群湖南學生，新民學會會員，而首先來自他的親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予的情人）。
順便說一下，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明确的政治領域，也出現在對傳統觀念的攻擊和對當時習俗的叛逆的态度中，這是&ldquo五四&rdquo時代和以後一段時期的一個很突出的特征。
從蔡和森1920年5月的信中，毛澤東得知他和警予已建立了&ldquo一種戀愛上的結合&rdquo，熱情地回信，譴責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下生活的人為&ldquo強奸團&rdquo，并發誓他絕不做其中的一員。
[36]
前一年，長沙一個青年女子被父親逼迫出嫁而自殺，[37]在一場随着開展的反對包辦婚姻的運動的背景下，毛澤東呼籲改革婚姻制度，以愛情的婚配來替代&ldquo資本主義&rdquo的婚姻。
在1919年他已經斷定在人類的食欲、性欲、娛樂欲、名聲欲、權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饑餓和性欲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寫道，老一代人隻關心食物，從而把他們的兒媳當作奴隸來剝削，他們不像青年人那樣關心愛情和性欲，可是愛情和性欲&ldquo不僅關系到滿足肉欲的生物沖動，也關系到滿足高層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rdquo。
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對滿足青年人欲望的資本主義的天然夥伴。
[38]他這時已認定像這樣的婚姻是&ldquo資本主義的基礎&rdquo，因為它引起&ldquo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戀愛&rdquo。
[39]
正當有強烈愛國主義的李大钊在1920年經曆了國際主義的階段，宣稱人類都是同胞的時候，[40]毛澤東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國人那樣的革命觀點的同時，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認為：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主義的，都不應該帶有&ldquo愛國的色彩&rdquo。
生在中國地方的人應該主要（雖則并非僅僅地）在&ldquo中國這一塊地方&rdquo工作，因為那是他們能夠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為中國比世界上其他各地&ldquo更幼稚更腐敗&rdquo，最需要改變，但是這并不是說他們隻應該愛中國，而不愛别的地方。
不過在12月1日給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長沙召開的新民學會的會議讨論中，毛澤東卻堅持學會的宗旨應訂為&ldquo改造中國與世界&rdquo。
有人分辯說，既然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沒有必要把它分開來提。
但是對毛澤東來說，這卻是重要的。
[41]
至于政治變革的目的，和實現變革的方法，毛澤東在收到蔡和森、蕭旭東（蕭瑜）和其他人細談自己觀點的信件，收到學會會員間在法國辯論這些問題的情況的幾封來信之後，于12月1日回了信。
蔡和森、蕭旭東，連同毛澤東，在湖南師範學校的幾年中組成三人小組，自稱&ldquo三個豪傑&rdquo。
但是，随着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已分道揚镳了，蔡和森走向布爾什維主義，蕭旭東走向更溫和的有模糊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革命幻景。
毛澤東則不含糊地同意蔡和森的觀點&mdash&mdash中國的道路必須是俄國的道路。
但是，在這一時期，在批駁蕭旭東和羅素&mdash&mdash這時他正在長沙沿着類似的路線演講，贊成非暴力革命，不要專政&mdash&mdash的論點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範疇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
于是，他把世界的總人口15億，分成5億是&ldquo資本家&rdquo，和10億是&ldquo無産階級&rdquo。
[42]
很明白，毛澤東在這裡使用的無産階級，反映他對這個詞的理解更接近&ldquo沒有财産的階級&rdquo的字面意思，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城市的和農村的無産階級的概念。
在以後的幾年中，從理性上說，他開始理解得好一些，不過就本能的反應看，這一中文說法仍否對毛澤東意味着更像是&ldquo地球上的不幸者&rdquo，還是一個可以讨論的問題。
然而，盡管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範疇的理解還有點不明确，他在1920&mdash1921年冬這一時期，肯定是朝着與列甯對政治的解釋和諧一緻的方向前進的。
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條列甯主義的原則，即政權的決定性的重要性，這一點在他今後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點。
在1921年1月21日回答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說中國&ldquo要經俄國現在所用的方法，無産階級專政乃是唯一無二的方法，舍此無方法&rdquo[43]的來信時，毛澤東寫道：
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
&hellip&hellip我固無研究，但我現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有很強固的理由。
一個工廠的政治組織（工廠生産分配管理等），與一國的政治組織，與世界的政治組織，隻有大小不同，沒有性質不同。
工團主義以國的政治組織與工廠的政治組織異性，謂為另一回事而舉以屬之另一種人&hellip&hellip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
況乎尚有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
&hellip&hellip你這一封信見地[按：中國&ldquo要經俄國現在所用的方法，無産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舍此無方法&rdquo。
]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44]
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的六年中，毛澤東的經驗很清楚地分成三個部分，前兩年他忙于組織湖南的工人運動，可以稱為他的工人時期。
其後，在1923年和1924年，他作為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在廣州和上海工作，這一時期可以稱為他的&ldquo組織員&rdquo時期。
最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mdash1927年主要緻力于組織農民運動，可以稱為他的農民時期。
關于這三個時期中的第一個時期，最令人驚奇的是，根據全部可得的主要的和次要的資料，與這一時期前後所出現的情況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貧瘠的。
不管怎麼說，他的工人時期所留下的著作數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熱情和辯才，而在其他場合，他卻是很善于表現的。
誠然，毛澤東同黨内其他人一樣，在這前兩年中都忙于組織工作。
可是，主要的解釋在于，毛澤東本人從來沒有真正過過工人生活，他曾過的是農民的生活和學生、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
确實，他在長沙師範學校當學生的時候，曾為工人辦過夜校，還在許多情況下交過工人朋友。
可是，他對工人的問題的本能的了解卻不完全一樣。
所以，從長遠來看，盡管毛澤東在許多工廠組織罷工，無疑對他的智能和政治的發展有影響，可是在當時的收獲卻很微小。
頗有啟發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國之外找到的毛澤東唯一完整的寫于1921年中期到1923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況，一種銷路很廣的雜志在1923年轉載），事實上已是毛澤東在&ldquo五四&rdquo時期活動的尾聲了。
它就是《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是毛澤東終于設立那所引人興趣的學校時，于1921年8月寫的。
[45]
這篇文字，正如1917年以來毛澤東所表現的那樣，強調學習過程中的個人積極性和自我表現。
它也是毛澤東在一年前寫的有關湖南人的使命的一些文章的回聲。
不過，盡管毛澤東有力地譴責了這一現象，&ldquo學術為少數 &lsquo學閥&rsquo所專，與平民社會隔離愈遠，釀成一種知識階級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劇&rdquo，他對所說的&ldquo所謂無産階級&rdquo的理解，與前一年12月給蔡和森的信中一樣模糊。
毛澤東在&ldquo工人時期&rdquo特别與工人運動有關的文章很少，間隔也遠。
李銳寫的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傳記，是這一時期資料的主要來源，他也隻能找到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資料。
這篇文章的時間是1922年12月，即毛澤東從事領導長沙印刷工人罷工的時候，是他對長沙《大公報》編輯攻擊工人卷入政治，供他人做試驗的回答。
他寫了很有特點的幾句話：
我們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識，這是很不錯的；我們工人很願意有知識的人們能挺身而出，做我們的真實朋友&hellip&hellip切莫再站在旁觀地位&hellip&hellip我們隻承認能犧牲自己的地位，忍饑吃苦，而為我們大多數工人謀利益的人，是我們的好朋友&hellip&hellip請快快脫去長衣！[46]
我們在此又一次發現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即尋求改革社會的人（因為這位《大公報》編輯聲稱他也要這樣做）應&ldquo入于其中&rdquo而不是留在旁觀地位，或認為比普通人優越。
可是這裡卻沒有關于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任何東西，更不要說工人階級的領導權了。
可能《大公報》不是提出這種思想的地方，不過李銳不可能從毛澤東作為勞工組織者的時期引用有關這一主題的任何文字。
解釋很可能在于這時的中國共産黨路線上。
1922年共産國際的特使馬林（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國同志們推上了一種與國民黨人組成統一戰線的單一的組織形式，即所謂&ldquo黨内合作集團&rdquo，中國共産黨人以個人名義在這一組織形式下參加國民黨。
這一思想原先是馬林根據他在荷屬東印度的經驗，于1922年3月提出來的，在荷屬東印度左翼社會黨人曾以類似的方式與伊斯蘭教聯盟&mdash&mdash一個具有顯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稱所含的意思）民族主義組織&mdash&mdash合作過。
由于陳獨秀和中國共産黨的大多數其他領導人立即拒絕這一思想，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況向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提出，從而得到了共産國際認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訓令。
持有這一訓令，馬林于1922年8月回到中國，得以讓他的中國同志們勉強地接受了&ldquo黨内合作集團&rdquo的思想。
[47]
這種合作模式，從一開始就是激烈争論的對象。
就所知而言，毛澤東既沒有在設計這種模式，也沒有在接受這種模式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
可是，他是第一批積極參與執行這種模式的人中的一個。
1922年夏，毛澤東參與組織湖南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并以長沙支部書記的資格給團中央寫報告。
15個月以後，即1923年9月，他已在同一地區積極建立起國民黨組織，并寫信給國民黨本部總務部，要求委他以籌備員名義，以便與各方面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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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時起，毛澤東即在&ldquo統一戰線工作&rdquo中發揮重要作用。
一般說來，陳獨秀和中國共産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旦接受了&ldquo黨内合作集團&rdquo，就他們而言便具有一種傾向，斷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為&ldquo資産階級政黨&rdquo的國民黨的領導，至少暫時是這樣。
這就是1923年陳獨秀的立場，而就毛澤東而言，他在他作為&ldquo組織員&rdquo的時期朝這個方向走得很遠。
這一點在題為《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裡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在1923年4月，在正式采納&ldquo黨内合作集團&rdquo的關鍵性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前夕發表的。
他宣稱，在中國隻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動派。
關于三派中的第一個派别，他寫道：&ldquo當然，革命派主體是國民黨；新興共産派與國民黨合作。
&rdquo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黃炎培及其他&ldquo新興的知識階級派&rdquo；另一方面包括新興的商人派。
反動派當然是三大軍閥派系。
把社會力量的總體一分為三，當時是，并且後來一直是毛澤東對待政治和革命的重大特點。
這裡十分明顯的另一特點，是可以稱之為混亂和壓迫的辯證法，毛澤東在1919年的文章《民衆的大聯合》中，對這一點曾十分強調過。
由于軍閥的力量，由于中國在民國政府之下的統一違反帝國主義的利益，毛澤東論證說，再過八年或十年，也不會有和平與統一，但是，政治形勢愈反動，愈混亂，這就愈能激勵全國人民的革命情緒和組織能力，從而民主和國家獨立最終一定能戰勝軍閥。
[49]
1923年7月，一篇題為《北京政變與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談論到商人，他們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勝利。
這一直是個有相當大的争論的題目。
在文中毛澤東寫道：
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不是别的問題，是簡單一個國民革命問題；用國民的力量打倒軍閥并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這是國民曆史的使命。
這個革命是國民全體的任務，全國國民中商人、工人、農人、學生、教職員，都同樣應該挺身出來擔負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實的指示，商人在國民革命中應該擔負的工作較之其他國民所應該擔負的工作，尤為迫切而重要&hellip&hellip
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領導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50]
有人認為毛澤東1923年7月的文章，不是談商人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而是談在革命的&ldquo資産階級民主&rdquo的現階段，革命的任務之性質。
[51]這種觀點不僅違反證據，并且完全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在1923年和1925&mdash1926年之間觀點的劃時代的轉變，從面向城市的展望，轉向對農村的期待。
在他的1923年7月的文章中的另一段裡，毛澤東寫道：
我們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軍閥外力互相勾結鉗制全國國民的二重壓迫政治，全國國民在這種二重壓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銳很迫切的感覺這種痛苦的還要以商人為最。
換句話說，毛澤東認為商人，或更廣義地說直接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城市居民，最能夠在民族革命中起領導作用，因為他們的苦難最深重。
三年以後，毛澤東發現了農民的内在的革命潛力，這一社會學的分析就立刻整個倒轉過來。
在我們考慮這些發展之前，毛澤東的1923年7月的文章還另有一個持續的特點值得注意。
結尾是這樣寫的：
大家要相信隻有國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國家唯一的道路&hellip&hellip我們的環境已經引導我們做曆史的工作&hellip&hellip用革命的方法，開展一個新時代，創造一個新國家。
這就是中華民族曆史的使命，我們切不要忘記！
在這裡，我們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見，政治意義的國民和生物意義的民族，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是連在一起的。
在中國以外，幾乎找不到毛澤東在将近兩年半的時間内的有分量的文字；這個時期，是指這一篇和另兩篇簡短的文章在中國共産黨機關刊物《向導》上出現，直到毛澤東在1925年12月擔任國民黨機關刊物《政治周報》的編輯工作之間的時期。
他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1924年2月，他起草了幾個決議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他是該會的成員）[52]。
即使是在這樣正式的場合，毛澤東的某些言論，也足以說明他一貫的工作作風和政治戰略的特點，他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對建立&ldquo調查科&rdquo[53]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調查科的後果很可能是&ldquo調查和應用分離&mdash&mdash這正是我們這樣一個革命政黨所不能做的&rdquo。
[54]
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時間，于1925年初回到湖南休養，并開始了他組織農民的實際見習期。
他于1925年秋回到廣州，事實上負責國民黨宣傳部，主辦《政治周報》，開始為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他于1926年5月至10月領導該所），并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到這時，他已具有中國革命的重心在農村的農民的觀點，并且以後從沒有動搖過。
毛澤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