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給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列舉了國民黨在宣傳方面的弱點，特别提到&ldquo偏于市民，缺于通民&rdquo。
[55]毛澤東觀點的這一轉變，在某種程度上隻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變：農民日益高漲的戰鬥精神，彭湃和其他許多人以及毛澤東在動員農民方面的活動。
毛澤東在結尾說，隻有釋放出這種潛能，這個革命的政黨（或幾個政黨）才能建立起以反對帝國主義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mdash&mdash毛澤東在他1925&mdash1927年的&ldquo農民時期&rdquo所有文章中，都不斷對此予以闡述。
不過，盡管中國共産黨，或者它的一個實際派别，在20年代中期注意到了農民，毛澤東的情況也是獨特的；這樣說，并非僅僅着眼于他後來取得了由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領導地位，而是因為他是早在1926年就詳細地闡明了預示中國革命未來道路的理論主張。
毛澤東關于以農民為基礎的革命思想的出現，很可能成了中國共産黨運動史中比其他任何一個題目讨論得更多的主題。
許多曆史的、理論性的問題在這一學術辯論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點由于缺乏合适的資料，直到最近依然模糊不清。
毛澤東在1936年會見斯諾時聲稱，他隻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以及随之而來的愛國情緒在農村和在城市一樣高漲起來之後，才開始懂得革命潛力要在中國農民中去找。
現有的證據有助于證實毛澤東的說法，并且确實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農村革命的問題，隻是在1925年接近歲末之時。
可是，盡管有這樣的重心轉移，為了表明毛澤東的思想總的連續性，在分析他在1926&mdash1927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談一談他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夕對待農民的态度還是合适的。
在1919年的後半年，毛澤東曾經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線，草拟過一份發展&ldquo新鄉村&rdquo的廣泛的計劃，其中一章于12月在長沙發表。
除&ldquo新鄉村&rdquo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國青年以俄國青年為榜樣，深入鄉村去宣傳社會主義。
[56]就這兩方面而言，毛澤東這時所倡導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響。
[57]可是，其他組成部分，像關于美國&ldquo工讀&rdquo&mdash&mdash&ldquo我們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已經加以利用&rdquo&mdash&mdash概念的論述倒很像是來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這些思想影響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人的農民生活經驗，他就是靠這樣的經驗發展了他20年代早期的思想。
1920年12月，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中國農村的階級結構，毛澤東1922年9月在自修大學講課中，解釋了這篇文章的觀點。
雖然非常可能毛澤東沒有寫這篇文章，可是他以這篇文章作為他的教材，無疑是贊同該文所作的分析的。
毛澤東反駁有些人所說中國農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ldquo構成農民的階級&rdquo分成四類：
一、所有多數田地，自己不耕種，或雇人耕種，或租給人耕種，自己坐着收租，這種人本算不得純粹的農民，我鄉下叫做&ldquo土财主&rdquo。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種，而以這個土地底出産，可以養活全家。
他們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種的。
這一種人就是中等農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點土地，然而隻靠自己的土地底出産，絕不能養活全家。
所以不得不靠着耕種人家底田，分得一點以自贍，這一種人已可謂下級農民了。
四、這乃是&ldquo窮光蛋&rdquo，自己連插針的地方都沒有，專靠耕人家底田謀生活的，這一種人就是最窮的農民了。
毛澤東說，第三種和第四種構成農民的絕大多數；此外，第三種中有些人由于總是欠債，不得不把土地賣給土财主或中等農民，而下降為第四種農民。
[58]
雖然這種分析僅僅是較為初步的，人們仍然可以從我剛予摘要的文字，與毛澤東在1926年1月和2月的兩篇分析中國農村階級結構和整個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文章之間，發現一點相似之處。
[59]毛澤東在分析農村階級關系，讨論過重的地租對佃農的剝削，和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傾向之後，進而得出政治結論，采取了絕對平均主義的立場。
他聲稱：&ldquo我們人類，自娘肚裡一生出來都是平等的&hellip&hellip各人都一樣地應該穿衣吃飯；各人都一樣地應該做工&rdquo。
原先每個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讓少數人遊手好閑，食肉衣綢的私有财産，是以掠奪本來為農民所有的東西為基礎；農民應該站起來收回自己的東西。
一當他們站起來了，共産主義（它意味着大家有飯吃，有工做）将會來幫助他們。
[60]無疑，這種宣傳鼓動的言詞，是專為投合農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1922年，它也反映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整個中國共産黨，都沒有一貫的、現實的農村革命戰略。
四年以後，毛澤東在制定這項戰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1925&mdash1926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總的理解水平絕非很高，在他1926年2月寫的文章的開頭處，他聲稱：&ldquo無論那一個國内，天造地設，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
&rdquo[61]在這個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為大資産階級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為資産階級的一部分，并對各階級内的階層，不論城鄉，按他們與生産資料的關系，一律按貧富的程度來劃分。
毛澤東所采用的框架，與陳獨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農民的家計是否&ldquo收支相抵&rdquo，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傭勞工的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标準，來确定中國農村社會的階層。
[62]
因此，認為毛澤東的分類與陳獨秀基本上一樣，是完全錯誤的。
[63]他們兩人間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澤東實質上的獨創性，在于别處，這卻是正确的，也就是在于他決心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來進行農村革命，和在于他傾向于解釋，乃至形成分析，以适應策略目标。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力量對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實上在1925年末就已成形。
毛澤東以&ldquo子任&rdquo的筆名在《政治周報》前五期中發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實質上勾畫出了他在1926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輪廓，隻缺少把農民業主和其他&ldquo小資産階級&rdquo成分劃分為有剩餘的、收支大體相抵的，和生活無以自足的。
[64]這篇文章發表于1月，但是很可能與他在1925年10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廣東省代表大會上發言的主旨相一緻，在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他1926年2月的著名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用的同樣的說法，讨論了關于政治行為，而且更特别是關于國民黨内派别活動的社會區分的含意。
在這裡顯然非正統地把社會劃分為&ldquo上&rdquo、&ldquo中&rdquo、&ldquo下&rdquo，并以此大行其道，因為在把上層的階級（大資産階級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營壘，下層的階級（小資産階級，城鄉半無産階級和無産階級）放在革命營壘之後，毛澤東進而考慮在&ldquo西山會議&rdquo派出現後，随之發展的兩極分化中，如何分化&ldquo資産階級&rdquo（民族資産階級和小地主），迫使他們做出選擇。
正如他在1926年所做的，并且以後一直在做的那樣，他把中國人的絕大多數（4億人中的3.95億人）放在革命的一邊，僅留下100萬頑固的反動派，相當于&ldquo上層&rdquo一類，在中間搖擺的是向兩邊分化的400萬。
[65]
至于領導權問題，毛澤東1926年初，一方面強調了農民在數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農村的貧困的程度&mdash&mdash因而也是對革命的同情程度&mdash&mdash同時也叙述了城市無産階級作為革命中的&ldquo主力&rdquo的特性。
[66]所以，雖然&ldquo無産階級領導&rdquo的概念隻是在1951年才增加到這篇文章中去，他卻在1926年初就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過程中起中心作用。
1926年9月他竟為農村發出的對革命武裝的熱情所陶醉，以緻把工人階級領導的原理明顯地翻轉過來。
[67]
毛澤東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是在這時發表的，這篇文章一開始就這樣說：&ldquo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
&rdquo這句話本身并不值得特别注意，因為自1925年中期開始，農村革命活動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緻向農民運動表示敬意，已成為共産黨和（或）國民黨的發言人幾乎每次談話中自動出現的套話，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毛澤東表明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的議論，又确實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他寫道：&ldquo在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敵人是鄉村的封建宗法勢力[地主階級]。
&rdquo外國帝國主義者就是依靠這個&ldquo封建地主階級&rdquo來支持他們對農民的剝削；軍閥不過是這個階級的首領。
所以，正如海豐的例子所顯示的，隻有動員農民去摧毀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統治基礎，才能推翻他們的統治。
他寫道：&ldquo中國的革命，隻有這一種形式，沒有第二種形式。
&rdquo[68]
毛澤東不隻是斷言在舊社會農村反動的勢力的嚴重性，以及農村的革命勢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還進而反對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為買辦階級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階級之猖獗于鄉村，二者應相提而并論。
這話說猖獗對，說完全相同不對。
買辦階級集中的區域，全國不過香港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大連等沿海沿江數處，不若地主階級之領域在整個的中國各省各縣各鄉。
政治上全國大小軍閥都是地主階級（破産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選出來的首領，這班封建地主首領封建軍閥利用城市買辦階級以拉攏帝國主義，名義上實際上都是軍閥做主體，而買辦階級為其從屬。
财政上軍閥政府每年幾萬萬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從地主階級馴制下之農民身上括得來，買辦階級如銀行公會等對北京政府有條件的借債，究竟比較甚少。
故我總覺得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應該起來猛擊買辦階級，并直接對付帝國主義，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盡管這裡也儀式般地提及工人階級的&ldquo領導作用&rdquo，這段話的含意很明顯，是舊社會權力的真正中心在農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擊也必然要打在農村。
在文章的結束段，以令人吃驚地毫不掩飾的語言，明白無誤地道出：
中國的農民運動乃政治争鬥經濟争鬥這兩者彙合在一起的一種階級争鬥的運動，内中表現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鬥這一點，這一點與都市工人運動的性質頗有點不同。
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争政治上隻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時破壞資産階級之政治地位；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着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
[69]
換句話說，工人（&ldquo當前&rdquo&mdash&mdash但是有多久？）隻不過是改良主義者，追求的是他們個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說他們是被&ldquo工會意識&rdquo激勵起來的。
而農民則相反，不僅處于決定性的社會地位，不推翻舊秩序的整個大廈，就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而且他們注意形勢，并深思熟慮地開展廣泛的鬥争，不獨是經濟的，還有政治的。
此後，毛澤東在明顯地使農民代替工人作為自覺的革命先鋒方面，從沒有走得如此之遠。
他1927年2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農村鬥争中的領導作用歸之于貧農；它确沒有以同樣生動的語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為基地的階級的重要性，雖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沒有放棄前一年9月的立場。
把當時革命成就的70%歸之于農民的這一著名措詞[70]可以解釋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領導作用，和隻是描繪暫時的狀況。
另有一段話，把9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為簡明的形式，内容是&ldquo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
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标&rdquo。
[71]
農民盡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須遵從不是工人的，就是資産階級的領導，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馬克思本人。
在以後的半個世紀之中，毛澤東的理論貢獻并不在于以與這原理對立的理論來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階級領導的原則，同他相信中國革命的命運最終有賴于農村發生的事情，這二者編織在一起。
毛澤東實際上在1926年9月說過，整個中國社會得不到解放，農民就不可能解放他們自己。
他似乎賦予農民一種使命，這種使命頗像馬克思歸之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市無産階級的。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他同時承認工人是&ldquo所有革命階級的領導階級&rdquo。
這兩種說法，我們如果認為一種是關于最近将來的革命鬥争的形式，另一個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長期模式，兩者就可以一緻起來，雖然如此解釋的綜合說法，将使農民具有一種很難與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一緻的主動性。
不管怎麼說，如果這就是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的話，那麼他解決農民問題的後一半的方法，隻有在取得政權之後，為社會的革命變革确定模式的過程中，才開始起作用。
在那一時刻到來之前，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運動都将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黨、軍人和群衆，1927&mdash1937年
正如在本章前節談到的，毛澤東盡管沒有參與設計&ldquo黨内合作集團&rdquo這種單一的組織結構，他卻從1923年即開始大力執行這一安排。
很明顯，他能在這種環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為他對國家的統一和中國擺脫帝國主義控制的鬥争極為重視，他認為國民黨及其軍隊暫時還是達到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
因此，毛澤東竭力把國民黨内的絕大多數和它的支持者團結在一起，特别是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這八個月他領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這一時期，不過其立場是激進的，而絕不是共産主義的或馬克思主義的。
事實上他把國民黨機關刊物《政治周報》的發刊社論的大部篇幅，都用來批駁廣東正在&ldquo共産化&rdquo的指責。
他寫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ldquo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實現人民的統治，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rdquo。
[72]換句話說，目标是實行&ldquo三民主義&rdquo。
1926年1月，毛澤東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中分辯說，出現新右派并不是國民黨左派圖謀的結果，而是革命發展和國民黨階級基礎之間相互作用的自然産物。
他寫道：&ldquo革命的真正力量&rdquo是小資産階級、半無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聯盟。
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資産階級分子，不可能接受&ldquo民權&rdquo和&ldquo民生&rdquo的要求。
&ldquo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發展和國民黨的進步，如筍脫殼紛紛分裂。
&rdquo[73]
正如我在上面讨論毛澤東對農民革命的态度時所談到的，在1926年初，他仍相信中國的4億人口中有3.95億是站在革命的一邊的。
因此他能夠接受斯大林的觀點：國民黨是影響廣大群衆尤其是在農村的群衆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調查，毛澤東對這個以及其他問題的觀點都有根本性的改變。
他在1927年2月16日給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單獨寫的一篇報告中，比他當時公開發表的廣為人知的文件更為直截了當地表達了他的新見解。
他把農村運動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時期&mdash&mdash組織農會時期、農村革命時期和建立統一戰線時期&mdash&mdash并十分強調在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真正淨化革命是不可少的。
統一戰線不會産生期望的結果，除非先有一個&ldquo推翻封建地主的權力與威望的殘酷鬥争&rdquo的時期。
誠然，他說在農村興起的鬥争，應盡可能地通過國民黨的機構開展，而不是直接由共産黨在自己的旗幟下進行，但是毛澤東明确地把這看成是個暫時的策略。
他說群衆正在向&ldquo左&rdquo的方向前進，并且渴望着另一場革命；共産黨切不要從引導群衆朝前進的方向中退下來。
[74]總之，後來在1927年，毛澤東對蔣介石，乃至對所謂的&ldquo國民黨左派&rdquo會支持農民的行動，而堅決反對他們本階級利益，已喪失一切希望。
毛澤東是最先要求與這些先前的同盟者決裂，并在農村打起紅旗的共産黨人之一。
從秋收起義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這22年，毛澤東幾乎都是在農村的環境中度過的，親眼看到&ldquo農村包圍城市&rdquo的戰略的出現與勝利。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經驗标志了他早期關于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續與完成。
這還是不懈的軍事鬥争的20年，并達到了形成與過去徹底決裂的程度。
當然，毛澤東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斷斷續續地打仗，并且在18歲時當過兵。
1925&mdash1927年間，他也曾洞察國民黨與北方軍閥内戰所提供的政治機會，可是，當時要共産黨人組織自己的獨立武裝力量，并以之作為革命鬥争的主要手段，卻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1927年開始，毛澤東在這一方面的經驗，對他在理論上的貢獻有着深刻的影響，并且表現在許多方面。
首先，關于遊擊戰的戰略戰術，他漸次發展了更為精細的概念，應該把它看成作為他的思想整體的一個主要部分。
然而構成中國共産黨在井岡山、江西和延安時代活動的遊擊戰策源地，不僅激勵毛澤東去寫有關軍事的問題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響了他對如何組織革命領導的想法，也影響了滲透他的觀點的精神。
這後一點盡管很量要，但也不應誇大。
毛澤東強調軍隊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并沒有像魏複古和别人所論說的那樣，使他成為一個暴徒或法西斯分子，為了軍事權力而喜愛赤裸裸的軍事力量。
不過，它無疑也确實更加強調了勇氣、堅定和尚武精神，這從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終結都始終不渝。
更有持久意義的是共産黨人在當時采用的，并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以後當情況發生了變化時，還保持的組織和政治工作的模式。
簡言之，遊擊部隊動員農民群衆，是和共産黨動員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無論是革命精英與支持者之間的關系，還是界定與辨明整個事業的性質的思想方式，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
中國革命同俄國以及歐洲先前的革命之間的差别，當然不像前面一句話的歸納所道出的那樣明顯，如果撇開井岡山不談，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的工業，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1927&mdash1949年這一整個時期，都有紅軍在理論上所從屬的中國共産黨，因此，這不是一個軍隊領導農民的問題，而是黨和軍隊領導城鄉&ldquo群衆&rdquo的問題。
貫串這22年的大部分時間，事實一直是黨以有效的辦法，作為靈魂或寄生物存在于軍隊的肌體内，甚至在中國共産黨本身公開出現于鬥争舞台上時，它也是依靠紅軍作後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依賴它的工人階級基礎的團結一緻。
并且，即使黨和軍隊，沒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支持，也都堅持不下去，這樣一種共産主義運動與人民的關系，與過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樣。
正如以後若幹年毛澤東本人所指出的，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模式的不同點，不僅在于中國共産黨人進行武裝鬥争，和在農村進行武裝鬥争。
不同點還來自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遠在實際取得政權以前，即對各不相同的，但常常是相當大的地區和人口實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
因為這個緣故，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參與了與人民的三重關系：革命軍隊的關系，設法從群衆&ldquo海洋&rdquo獲取軍隊作戰所必需的支持；&ldquo先鋒隊的黨&rdquo的關系，設法指導無産階級完成它的曆史使命；政府，即國中之國的關系，在政府的職能中與其控制下的全體居民在許多層次上建立一個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網絡。
毛澤東是最能與中國革命特有的現實協調的領袖之一，領袖與群衆關系的各個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現出來。
在原則上使所有的這些關系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ldquo群衆路線&rdquo。
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體現中國共産黨政治思想傳統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要素，它把中國的共産主義從蘇聯的共産主義分開。
盡管毛澤東隻是在40年代初才從理論上對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關鍵的概念和方法卻是在前15年中漸次出現的，這一時期僅僅為了要生存下去，中國共産黨人就必須與他們在其中工作的群衆建立最密切的關系。
可是與人民在一起工作，對毛澤東來說，并不意味着在他們之中迷失方向，放任群衆自發行事，也不應對延安傳統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認為毛澤東是一個相信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ldquo擴大民主&rdquo的人。
在1943年6月1日的有名的指示裡，毛澤東第一次把他的群衆路線的思想系統化。
它确實反映了他所關切的事，即政策制定者應該傾聽下級的意見，并向基層的經驗學習。
他的&ldquo領導核心同廣大群衆密切地結合起來&rdquo和&ldquo總結群衆鬥争的經驗意見&rdquo的指示是非常嚴肅認真的。
不過最終目的還是把&ldquo群衆的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rdquo化為&ldquo集中的系統的意見&rdquo，然後，&ldquo又到群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衆的意見&hellip&hellip&rdquo[75]
換句話說，要對群衆做工作，使群衆自己無法詳細闡述的意見化為群衆的意見。
這樣的說法，與列甯的階級覺悟隻能從外面注入無産階級的觀點之間，存在一種值得注意的對比。
可是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與列甯的領導方法卻極為不同。
他們各自所領導的革命也是如此。
我們現在來看看從1927年開始毛澤東關于這些問題的思想發展，首先看軍隊的作用。
1927年8月，中央委員會批評他的秋收起義戰略，指責他過分重視軍事實力，對群衆力量缺乏信心，把這一行動變成了&ldquo軍事冒險&rdquo，這時他直率地回答說，中央委員會正在執行&ldquo不要注意軍事又要民衆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rdquo。
[76]事實上，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發言已回答了這樣的批評，他說道：
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群衆運動。
&hellip&hellip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
&hellip&hellip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這似乎是毛澤東第一次用了這個著名的警句。
十天以後，在中共湖南省委員會的會議上，他又重複了這句話，并加上了在現在的情況下，黨的60%的精力應該放在軍事運動上。
[77]他深信，隻有軍隊，或者說有組織紀律的遊擊隊，才能與白軍打仗；群衆無法赤手空拳去打白軍。
1927年秋，在不斷革命的齊裡亞主義[78]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領導人頭腦的情況下，中央委員會一時相信能夠實現；但是不久這些希望與幻覺都化為泡影。
就毛澤東來說，在秋收起義以後他從沒有動搖過，深信要使革命延續下去，紅軍是不可少的。
直到1930年夏末李立三路線失敗為止，毛澤東認為軍隊的中心作用隻是一個暫時現象；以後他才認為農村包圍城市是中國革命的長期模式。
（我将随後再談毛澤東思想的戰略方面。
）但是，盡管他關于革命時間表的想法有這些變化，他的軍隊與群衆之間關系的觀點，隻要鬥争的形式主要是軍事的，卻一直堅定不移。
實質上，這樣的關系被概括為魚與水的隐喻，這是他在30年代提出來的。
很清楚，這一提法并沒有低估人民群衆的重要性，因為沒有群衆同情與支持的&ldquo水&rdquo，革命軍隊的&ldquo魚&rdquo就會無助地死去。
因此，共産黨人必須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維持他們的&ldquo水&rdquo不至于幹涸。
同時，毛澤東的隐喻也表現得很清楚，軍事鬥争将由紅軍代表群衆來進行，而不是靠群衆自己。
細緻地分析從20年代到40年代毛澤東思想在各個方面的發展，将會在很大程度上與第3和第10兩章中的按序叙述重疊。
毛澤東的關于革命的目的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點，将隻按主要階段簡要地綜述如下。
早在20年代，在井岡山，毛澤東不僅發現了正規組建的遊擊隊的重要性，而且發現了根據地的重要性。
在根據地，紅軍可休整，可發展與居民的接觸。
沒有這些，紅軍的作戰隻會成為軍事冒險。
然而，在那個階段，毛澤東在他在偏遠山區的作戰行動和不僅李立三而且毛澤東本人也在滿懷信心地期望的全國&ldquo革命高潮&rdquo之間的關系上，并沒有清楚的認識。
在1928年11月25日，《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中，毛澤東斷言井岡山紅軍的活動，不算是暴動，這隻是&ldquo打江山&rdquo，隻要沒有全國的革命高潮出現，情況會繼續是這樣。
但是，毛澤東很快萌生紅軍控制區域的迅速擴大，可大大地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思想。
這樣，在中央來信要求毛澤東和朱德将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和發動群衆時，毛澤東在1929年4月5日《前委緻中央的信》中回答說，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
信中向中央建議，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争期間，中共要和蔣桂兩派争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無錫、杭州、福州、廈門等處建設無産階級鬥争的基礎，使能領導贛、浙、閩三省的農民鬥争。
[79]
至于共産國際，雖然它常常決定不了高潮到來有多麼快，因而也不能決定是否應告訴中國共産黨人是推進還是鞏固他們的地位，它卻對這些事情有一個首尾一緻的十分清楚的理論見解。
在本質上，莫斯科的觀點是，紅軍的活動和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是重要的，不過，隻有當這些活動與城市裡的有效工作同時開展，使城市無産階級再次成為要認真對付的力量時，才有可能導緻革命的勝利。
于是，1928年2月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個決議中宣稱：
黨指導着各省區之農民自發的遊擊暴動，就應當注意到：這些農民暴動可以變成全國暴動勝利的出發點，隻有在他們與無産階級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聯結的條件之下。
黨在這裡也應當見着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适應的發動，準備幾個鄰近省區之間的相配合相适應的發動，而且準備有組織的有預備的廣泛範圍之内的發動。
[80]
《共産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于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1929年10月26日）指示中國共産黨，新的浪潮正在開始，所以，浪潮一上升到足夠高度就必須采取步驟建立工農獨裁制，這封信給李立三的立即行動計劃以決定性的推動。
共産國際在信中進一步說明：&ldquo中國全國危機和革命高漲底另一個特點，就是農民戰争。
&rdquo但是，雖然鄉村的農民革命運動（共産國際在這個問題上把毛澤東領導下的蘇維埃運動和紅槍會之類古老團體的活動混為一談）&ldquo是革命潮流中的一個支流，全國革命運動底雄偉高漲将順着這個支流而更加增長起來；然而，日益增長的革命高潮底最準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卻是工人運動的複興，工人運動，已經走出1927年嚴重失敗後的消沉狀态&rdquo。
[81]
換句話說，在中國的條件下，在農村開展遊擊戰是革命活動的一個合理的、有價值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裡工人更平常的、較熟悉的活動，卻不僅是更為基本的，并且最終更有決定性。
就李立三來說，他起先遠比共産國際對農村發生的一切的意義更持懷疑态度。
可是在1930年初，當他開始制定夏季大進攻的計劃時，他驚奇地發現紅軍能夠提供十分有用的輔助力量，來分散國民黨對工人運動的注意力，最終通過城市和農村的鉗形攻勢使勝利成為可能。
關于中國革命中城市與農村的相對重要性的問題，毛澤東與李立三各執一端，莫斯科則持溫和主義的立場。
至于其他兩點，即革命的時間表和中國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問題，毛澤東與李立三在許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的，而與莫斯科對立。
李立三與莫斯科關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當時中國和蘇聯之間的通訊很差，以緻信件往往需數月之久才能到達，而被弄得有點模糊不清。
結果是，兩方領導往往是針對早已放棄的立場做出反應的。
隻舉一個例子，共産國際1930年6月（在中國資料中，通常所記日期為7月23日，因為這是在上海收到這信的日期）的信，是5日在莫斯科根據中國共産黨2月份所通過的各項有關決議起草的。
[82]盡管相互辯論的先後順序是如此模糊難辨，卻并不妨礙我們抓住斯大林與李立三之間在觀點上的廣泛差異，雖然它也确實使曆史學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決定的責任，特别是30年代前半期付出慘重代價的錯誤的責任的工作複雜化（關于這些事情參看本書第3章）。
因此，1930年6月，共産國際雖則提到，因為工人運動的浪潮與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彙為一體，在全國還沒有真正的革命形勢，卻預言&ldquo最近将來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夠包括整個中國，但至少也要包括幾個有決定意義的省份&rdquo。
[83]雖然共産國際期望中國決定性的戰鬥不久的将來即将發生，他們仍然不同意李立三認為進攻的時刻已經到來。
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絕批準李立三命令對武漢、長沙等城市發動進攻，并在那些城市進行配合的暴動的決定，争辯說紅軍與工人運動都首先需要進一步加強。
[84]
至于毛澤東，他開始并不願意把他的隊伍投入進攻國民黨堅固的據點，從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實力基礎遭受危險。
在這一限度内，他與莫斯科是一緻的。
但是到了30年代初，事實上他對很快取得勝利的前景變得極為樂觀，在1930年1月給林彪的信中，他批評林彪對高潮的到來過于悲觀，并聲稱，雖然1929年4月他自己訂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時限是&ldquo機械的&rdquo，但是做到這一點已為期不遠。
[85]
1930年毛澤東對李立三路線的态度，最近成為能接觸到有關資料的中國學者間廣泛辯論的主題。
雖然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堅持1945年做出的關于黨的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觀點，即毛澤東從沒有贊同過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計劃，隻是執行了它，因為紀律要求服從命令，有些人卻分辯說，到1930年春，毛澤東已被這一戰略逐漸吸引過來，有些人甚至竟提出，從1930年初毛澤東即自發而熱情地追随了這一戰略。
不管怎麼說，有明顯的證據，晚到1930年10月，毛澤東還在繼續信奉一條激進的路線。
10月7日，毛澤東的隊伍占據吉安城時做出的一項決議，特别提到&ldquo全世界、全國、各省革命形勢&rdquo的存在，并斷定：&ldquo在革命高潮期間&hellip&hellip蘇維埃政權無疑必在全國和全世界出現。
&rdquo毛澤東1930年10月19日《給湘東特委的信》說，在目前&ldquo高潮&rdquo環境中，絕不容悲觀，要立即進攻南昌、九江，消滅敵人。
[86]
即使上面的某些陳述，可以解釋為毛澤東告訴中央委員會，他認為該會想聽到的意見，因而1930年秋毛澤東對即将到來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這種齊裡亞主義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種争論的餘地，關于毛澤東确信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的、決定性的因素，則完全不容争辯。
在這一方面，他是完全與李立三一緻的，并與李立三一緻反對莫斯科。
[87]
特别在有一點上，毛澤東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觀點的，即他們兩人都認為外國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國革命。
1930&mdash1931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受&ldquo審&rdquo，一位共産國際的審問人引用李立三的話說：&ldquo中國革命有許多特點，國際很難理解它，幾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實上不能領導中國共産黨。
&rdquo因此，他被曼努伊爾斯基斥責為一個&ldquo極端地方主義者&rdquo。
至于毛澤東，他在30年以後聲稱：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産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産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于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内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88]
然而，在這個問題的另一關鍵方面，毛澤東并不與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線。
李立三十分明顯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幹涉，從而引起一場蘇聯不管是否願意，也将被拖進來的&ldquo世界革命戰争&rdquo。
[89]對于這樣一個戰略幻想，毛澤東不可能同意，因為它意味着中國革命的命運基本上将在中國之外決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國人自己來決定。
他當然敏銳地意識到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國革命中國際因素的重要性。
然而，上面已作分析，1923年至1926年間，他的社會學觀點已有變化，這種變化的必然結果，就是既然舊反動秩序的主要基礎是地主在農村的統治，而不是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城市同盟者的勢力，那麼中國革命的勝利也隻能依靠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動員工人、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去推翻地主和他們政治代理人的&ldquo封建勢力&rdquo。
無論毛澤東在1930年夏的立場如何，無疑，同年9月長沙的撤退，标志了他思想上的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轉向由農村包圍城市的相對長期的戰略。
在這種情況下，他自上井岡山在1928年與朱德會師以來所形成的軍事戰術，變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個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據毛澤東的自述，那是在1931年，在蔣介石的第三次&ldquo圍剿&rdquo失敗時，&ldquo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rdquo。
[90]毛澤東自己寫的闡述這些原則的最早文本，是1934年出的一本題為《遊擊戰》的小冊子。
[91]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系統的闡述将在遵義會議上提出辯論的戰略思想，這次會議标志了一個決定性的階段，無論是對一條新的軍事路線的出現，還是對打開毛澤東八年以後上升到黨内最高權力機構的道路來說，都是如此。
[92]1936年12月，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題為《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的講演，細緻地回顧了五次反圍剿戰役的經驗教訓，并重申了他針對批評者的主張。
最後，在1938年，他寫了兩部有關在抗日戰争的特殊環境下運用遊擊戰術的著作，《抗日遊擊戰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
第三本書《基礎戰術》，有些版本也署為毛澤東著。
[93]
軍事戰術是一個專門領域，在這裡不可能細加論述。
因此下面試從戰争與政治的共同問題加以觀察。
毛澤東自己對這一整個問題已做了歸納，他寫道：&ldquo我們的戰略是 &lsquo以一當十&rsquo，我們的戰術是 &lsquo以十當一&rsquo，這個相反相成的道理，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rdquo[94]
當然，正如毛澤東在這段文章的剩餘部分所詳加解釋的那樣，這一警句的意義是，紅軍從總體上看當時在數量和裝備上，大大不如國民黨和國内的其他白軍，甚至在每一個分隔的戰區也是如此，紅軍必須在戰場上取得絕對優勢時才進行戰争。
這種戰術優勢的獲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隊去對付孤立的白軍，從而&ldquo各個殲滅敵人&rdquo。
因而，這一點固然部分地有賴于使用部隊的技巧，但絕大部分是由于與人民群衆的親密聯系，紅軍能獲得優等的情報的結果。
共産黨人動員農民，從而獲得的不僅是敵軍移動的情報，還有其他好處，例如群衆自願擔任運輸隊或輔助隊的勤務員。
動員的方法，與中國古代的軍事戰略家孫子所設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澤東的界定明确的戰術原則卻與孫子的原則驚人地相似，孫子寫道：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95]
在毛澤東晚年，人們問他本人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中學到了什麼，他的回答往往是随興之所至，不時還是矛盾的。
1968年他在最經斟酌的一次談話中說，他在1927年開始打仗之前讀過《三國演義》，在1936&mdash1938年寫有關軍事戰術的著作之前看過《孫子》。
[96]總之，沒有疑問，他在那些著作中經常引用《孫子》和曆史著作，還引用《三國演義》和《水浒》這樣的小說。
毛澤東怎樣設法在理論上辯明下述見解，即組織變化不定的共産黨，主要借助軍隊在極為模糊不明的社會環境中活動，竟能成為無産階級的先鋒隊？這裡關鍵的問題，在于主觀因素在解釋人的階級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通過轉變一個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觀本質的可能性。
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強調主觀立場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17年。
在本節所研究的時期内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闡述，可以在1928年11月28日他的關于&ldquo井岡山鬥争&rdquo的報告中找到。
在讨論他的人數不多的紅軍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農民，而是農村遊民這一事實引起的問題時，毛澤東寫道：
此遊民部分，亟須換以工農分子，隻是沒有法子找得。
一面天天在戰鬥中，遊民分子戰鬥力卻特别好，同時傷亡數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現有的遊民成分，即另找遊民來補充亦即怕找不到。
在此種情況下，隻有加緊政治訓練以改變其質量之一法。
[97]
在1930年1月給林彪的信中，毛澤東批評林彪&ldquo把主觀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觀力量看得大一些&rdquo。
[98]毛澤東所謂的&ldquo客觀力量&rdquo是特别指白軍而言，因為他們是在共産黨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ldquo主觀力量&rdquo指的則是紅軍，共産黨人對他們可以從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們的動向和戰略。
但是，他說的顯然也是就廣義的客觀曆史境況而言的客觀因素，和就人類通過&ldquo自覺行動&rdquo以影響那些境況的能力這個意義而言的主觀因素。
毛澤東在軍事鬥争的環境中發展了他的思想，并從1927年起就開始在這樣的環境中幹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過，這樣的環境也加強了毛澤東思想中的上述要素。
毛澤東把戰争看成是&ldquo自覺行動&rdquo的最高表現，和人類精神的最高檢驗。
他在一段話裡說了這一點，對這段話他非常喜歡，以緻在1926年和1938年他多次重複這段話，用的幾乎是同樣的詞彙。
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更是人類在戰争中的特點。
人類在任何的行動中表現的能動性，沒有比在戰争中更加強烈的。
戰争的勝負，一方面決定于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争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如此，僅有這些，還隻是包含着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
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争與實行戰争，這就是戰争的自覺的能動性。
指導戰争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企圖戰争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内，能動地争取戰争的勝利。
戰争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
[99]
這段話雄辯地表達了我稱之為毛澤東的&ldquo軍事浪漫精神&rdquo的東西，它是為了生存，進行多年艱苦戰鬥的經驗的産物。
可是，僅僅用毛澤東的浪漫氣質或他的戰鬥生活來解釋他相信人類，特别是中國人民的無限能量，那就過于簡單化了。
他強調主觀因素，正如我已提出過，也符合在一個由許多不同的要素構成的過渡社會中進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國現實的這一方面，提供了毛澤東的思想和經驗的軍事性和政治性之間的聯結點。
正因一場戰鬥的結局常常不能确切地預言，而部分地有賴于主觀因素&mdash&mdash像毛澤東在上述引文中所強調的&mdash&mdash如士兵的勇氣和指揮員的戰術技巧，因而政治鬥争的條件在中國也不如在西歐，乃至在以前的俄羅斯帝國，顯得那麼界限明确。
雖然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可以被大緻看成是分别代表工人和資本家，可是農民在前者中的社會經濟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後者中的社會經濟重要性，事實上都要大一些。
此外，這個局面也因外國人出現的沖擊而大為改觀。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波蘭問題，列甯關于20世紀的殖民地，已經建立了這樣的原理：在一定的社會中，各個階級的行動，可由對外國壓迫者的團結一緻反應所改變。
至于毛澤東，他不隻是把它作為理論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從30年代開始他就深信，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聯盟是能夠有效地實現的，它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