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工人和他們的最接近的同盟者農民不說，很大部分有賴于共産黨人成功地改變中國社會其他階層的主觀立場。
這種對于當作挽救民族危亡條件的國家團結的關心，雖然始終或多或少地表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絕不意味着他隻不過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甚至在30年代末期，當他締結并執行與蔣介石的新聯盟的時候，他就說得一清二楚，中國共産黨無意放棄它的最高綱領。
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會革命則是他的思想和行動的主要集中點，他也不是僅僅根據道德價值和心理改造來對待它的。
雖然他相信客觀社會現實能由意識的變化加以改變，但他也認為參與革命的行動，是改變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誠然，深刻地認識主觀和客觀的相互作用，深思熟慮地運用這一辯證法，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特點，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訣之一。
把革命鬥争作為推動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澤東早在1927年，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提出了，他寫道：&ldquo家族主義、迷信觀念與片面的貞操觀念之破壞，乃是政治鬥争經濟鬥争勝利後自然而然的結果。
&hellip&hellip菩薩要農民自己丢&hellip&hellip&rdquo[100]
以後整整20年，農村一直既是毛澤東的社會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實驗場。
在這個領域裡，他活動的中心當然是土地改革。
這裡不拟讨論這個話題。
因為土地政策已在第5章充分地讨論過，有一個事件最能生動地說明毛澤東相信通過革命鬥争改變立場的方法，這就是1933&mdash1934年的&ldquo查田運動&rdquo。
查田運動可能不是毛澤東發起的，但是他在1933年使這個運動具有他的特征。
這個運動的表面經濟目标，是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當地實行，而事實上卻不過是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個框架。
考慮到地主和富農的傳統聲望，以及他們有文化，善于講話這一事實，毛澤東深信，不管正式的财産結構有什麼變化，這些過去的特權分子仍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慢慢地在農會裡取得權力地位，阻止這樣隐蔽地回複到舊秩序的唯一辦法，就是在基層不斷地鼓動農民，鼓勵貧農進行反對過去剝削者的鬥争，以便建立他們的自信心，并讓今後他們是社會的主人的信念紮下根來。
在伴随内戰及40年代末取得政權之後的土地改革期間，也追求完全同樣的目的。
在群衆大會上，農民被鼓勵針對地主過去的壓迫&ldquo訴苦&rdquo，有時候随之還要對罪大惡極者處以極刑，目的不僅在于壓倒士紳的威風，而且首先在于讓農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終像人一樣地站起來。
這樣，毛澤東就在改變對權威态度的意義上着手進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鬥争作為實現這一目标的手段。
但是這一工作方法從20年代到40年代和以後，在他的路線中很突出的時候，他采取這些措施的政治環境在這些年大大地改變了。
在江西蘇維埃共和國時期，戰術情況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軍事需要和政治需要的矛盾。
為了獲得人民群衆的最大的支持，毛澤東和朱德在早年曾實行&ldquo誘敵深入&rdquo到根據地中心的原則，那裡進行過土地改革，因而對紅軍的同情也是最熱烈的，可是這樣的戰術意味着共産黨隊伍忠實的支持者常常遭受戰争的危險和損失，同時這也破壞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的可靠性，因為它不能保衛自己的人民。
從某種意義上說，&ldquo進攻戰略&rdquo為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mdash&mdash這個回答在于把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聲望和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軍事可能性的現實估價之前。
它的結局是個災難，但是這并不必然意味着毛澤東的早期戰術在1934年原本會起作用。
總之，隻是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國推進，和随之而來的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生存受到威脅，才有效地使共産黨人能擺脫他們所處的困境。
此外，毛澤東有好幾年幾乎沒有什麼理論上的興趣講話，隻是在1935&mdash1937年形成的新的環境裡，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氣開始發言。
無疑，他在黨内再次擁有強有力的地位，而在1933&mdash1934年間他被貶低，成了隻不過是挂名的首腦，這與他的新的雄辯有關。
但是，毫無疑問，這一現象也是由于關于民族解放戰争他确有許多話要說。
甚至在30年代初，毛澤東的關于革命内外敵人之間的關系的言論，就使人聯想到将發生什麼事情。
導緻共産黨和國民黨以及夙敵毛澤東和蔣介石再次結成聯盟的有計劃的行動，與兩黨的本質是格格不入的。
毛澤東是怎麼從理論上為第二次統一戰線辯解的呢？
1931年秋，當日本在滿洲的行動，最初把抵抗外國侵略問題提到顯著地位時，中國共産黨關于與資産階級合作的立場基本上和共産國際相似，概括在&ldquo階級對階級&rdquo的口号之中。
然而，雖然它在原則上被理解為在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争奪領導權，但毛澤東的關于具體鬥争的社會學看法，仍然與1926年他所持有的一樣。
由毛澤東和其他人共同簽署的1931年9月25日給&ldquo白軍士兵兄弟&rdquo的信，在号召他們殺掉反動上級軍官，與工人、農民和勞苦大衆聯合起來，推翻&ldquo該死的國民黨政府&rdquo以後，接着說：
把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過來，分配給貧苦的農民；把有錢人的糧食、住房拿來充公，分給窮人住、窮人吃；使工人隻作八小時的勞動；并且你們大家組織起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這樣，你們就創造出了工農兵政府，即蘇維埃政府。
[101]
很清楚，對毛澤東來說，農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地區。
在這一封信中，&ldquo國民黨軍閥&rdquo被看作&ldquo帝國主義走狗&rdquo和地主階級奴才，正如毛澤東在20年代文章中所寫的，但是，國民黨對内&ldquo剝削與屠殺民衆&rdquo的反動作用仍然被給以最突出的地位。
就毛澤東的攻擊集中在抗日問題上來說，毛澤東的立場是蔣介石的&ldquo攘外必先安内&rdquo論的影像。
既然&ldquo隻有紅軍&rdquo才能&ldquo打倒帝國主義，才能真正保國衛民&rdquo，因此必須首先對付國内敵人，才可能對外國入侵者采取有效的行動。
1932年4月，繼日本在同年1月進攻上海之後，中華蘇維埃政府對日本宣戰，從而使外事問題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戰略的中心。
毛澤東與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觀點的改變，是以1933年1月17日的宣言為标志，它提出在某些條件下（停止對蘇區進攻，給予民主權利，武裝抗日群衆）與&ldquo任何武裝部隊&rdquo，也就是說，與任何準備與共産黨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見的指揮官締結協議。
[102]雖然這一立場仍然停留在共産國際路線裡制定的&ldquo從下締結的統一戰線&rdquo的框架之内，就是說，與其他政治運動的支持者聯合，而不是與他們的領袖人物聯合，不過願意與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打交道（雖然不是與蔣介石本人），卻标志了走向&ldquo從上締結的統一戰線&rdquo的重要的一步，這樣的統一戰線在1937年建立起來。
在與朱德1934年7月15日共同簽署的紅軍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澤東再次号召進行&ldquo民族革命戰争&rdquo，并與那些願意開展這樣戰争的人聯合，同時打倒&ldquo賣國賊漢奸集團的國民黨&rdquo。
[103]然而，盡管毛澤東把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對徑直走向第二次的統一戰線卻很明顯地比蘇聯領導者更加保留一些。
1935年8月1日要求建立這樣的統一戰線的宣言，事實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國共産黨在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環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于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他們對再次與蔣介石擁抱遠比斯大林更覺得不快，他們認為蔣介石是屠殺他們朋友的劊子手，并且認定他是革命的叛徒。
到1935年底，當毛澤東的隊伍于12月在瓦窯堡再次集結時，他已準備不僅與&ldquo民族資産階級&rdquo合作，而且與資産階級中同歐、美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而傾向于反對&ldquo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rdquo的那些成分合作。
有了他們的支持，&ldquo工農共和國&rdquo将會變成一個&ldquo國防政府&rdquo。
但是蔣介石，作為&ldquo漢奸賣國賊營壘&rdquo的&ldquo首領&rdquo和土豪劣紳、軍閥和買辦的代表，則特别被排除在所提出的統一戰線之外。
[104]
然而，到了1936年4月，張學良會見周恩來，力勸共産黨人停止與蔣介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應運用他同蔣介石的關系，勸蔣介石接受這樣的休戰。
因此，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産黨直接打電報給南京軍事委員會，這封通電随後被毛澤東描述為标志着&ldquo放棄&lsquo反蔣&rsquo口号&rdquo。
[105]此後，毛澤東經常與張學良、楊虎城以及其他軍政領導人接觸，讨論合作抗日的可能性，[106]并且在1936年10月5日特地緻函張學良，表示願&ldquo在國民黨與共産黨之間達成抗日救國的協議&rdquo。
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與其他18名共産黨高級軍政領導人聯名寫信給蔣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張，這樣子孫後代将不是把他當作對中國的毀滅應負責任的人，而是當作&ldquo救國救民之豪傑&rdquo來記憶。
[107]
所有這些建立在政治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産黨人對蔣介石的惡感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
當蔣介石在12月12日被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時，共産黨的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有一種本能的反應，認為以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審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說明這樣的政策也被毛澤東和其他高層成員認真地考慮過。
相反，毛澤東在1936年12月22日寫信給閻錫山，讓他放心，說&ldquo絲毫不求報複南京&rdquo。
[108]曾有一再的報道，毛澤東在收到莫斯科專橫地命令他不要殺害蔣介石的電報後很生氣，他的生氣可見并不是由于被剝奪了獵獲物時的失望而激起的，而是由于斯大林懷疑他的忠誠，或懷疑他的常識而引起的。
[109]
無論如何，一旦開始執行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中國共産黨人，特别是毛澤東，就表現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
很明顯，原因是對于他們來說，拯救中華民族并非僅僅像對于列甯來說那樣，是策略計謀的基礎；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觀。
當然，按照中國革命新近已達到的階段，以及當時可以相應推行的工作，毛澤東不管是對他本人還是對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這樣重大的改變，而不證明這樣做是正當的。
在剛剛提到的1935年12月27日的講話中，毛澤東開始粗略地叙述他有關這個主題的想法；他隻是在1939&mdash1940年才對它們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給以明确的表述。
但是，在繼續探讨毛澤東的政治思想&mdash&mdash它在延安時期，在成熟和複雜性上，顯著地達到了更高的水平&mdash&mdash以前，有必要談一談在他的整個思想中越來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學思想在1937年的出現。
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1937&mdash1940年
盡管毛澤東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著作中就偶爾觸及哲學問題，他第一次認真地研究馬克思哲學卻是在1936&mdash1937年的冬天。
埃德加·斯諾曾記錄下毛澤東為了貪婪地讀那一摞剛剛到達共産黨首都保安的蘇聯哲學著作的中譯本，而中斷與他的會見；這些會見的談話将成為他的自傳的基礎。
讀了這些書籍以後，毛澤東幾乎立即做了一系列關于辯證唯物論的講演，現在以《實踐論》和《矛盾論》而聞名的著作，原來就是這些講演的結束部分。
[110]
當然，在中國，1949年以來，隻有《實踐論》和《矛盾論》正式出版，分别出版于1950年和1952年。
可是，毛澤東确實在1937年講過一門有關辯證唯物論的課，當時的證據是确定的，無可辯駁的。
[111]因此，有一定重要性的是，當斯諾在1965年向毛澤東問到這一事情時，毛澤東否認《論辯證唯物論》是他所作。
[112]誠然，他通常甯願人們隻讀經他自己審定、認可的版本，不過為了免去找麻煩，他經常不去直截了當地否定那些他不再認為是合适的東西。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很敏感的原因并不難找。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哲學家的聲望，從列甯活動的時期開始，在共産主義運動内就被看作領袖人物的一個必需的條件。
沒有疑問，為了确立他在這一方面的憑證（正如斯大林在他之前試圖做的那樣），他本來做過這些講演。
他在黨内的對手都在莫斯科受過教育&mdash&mdash他在以後的五六年中要與他們進行連續的較量&mdash&mdash因此他感到他易于受到指責，說他不過是個農民遊擊隊的領袖，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沒有處理抽象範疇問題的能力。
可是很快變得很明顯，毛澤東所作辯證唯物論的講演沒有有效地起到所期望的作用。
講演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前面幾節）等于抄襲蘇聯資料，而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表達的地方則常顯得很粗糙。
[113]
毛澤東是人，也會犯錯誤；&ldquo毛澤東思想&rdquo不是他一個人的創造，在這樣的觀點（明顯地表述是在1981年，但自1978年或1979年就已開始含蓄地表達了）的條件下，不論是毛澤東在1937年确實做過有關辯證唯物論的講演，還是他有虧欠于其他作者，特别是艾思奇，現在都已正式在中國記錄在卷了。
[114]
我在這裡将不從總體上去分析毛澤東的講演，不過這一情節确實有助于估價實際上成為&ldquo毛澤東思想&rdquo的一個主要部分，而那兩篇文章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背景。
首先要說的是，相當于《實踐論》和《矛盾論》那一部分講演，比那一著作的前一部分，顯然更有獨到之處，也更引人興趣。
此外，盡管毛澤東在1936&mdash1937年所看到的文章和蘇聯著作的譯文常常相當詳細地論述認識論，并且常常（像《實踐論》那樣）是在馬克思哲學通論中相對接近結束之處出現，而毛澤東給予矛盾的這個主題以顯著的地位，這在他可能得到的任何原始資料中都無類似情況。
它們中的大多數都有一部分論及對立的統一與鬥争，否定之否定和有關題目，但是一般都很短，并且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像毛澤東的講演那樣放在最後，從而使得它成為整個課程的頂點和綜合。
毛澤東給予矛盾這樣突出的地位，無疑可以有多種原因。
其中兩個很自然地來自本章已概略叙述過的對他的思想的解釋。
一方面，他對辯證法的理解，有強烈的道家及中國傳統思想的其他潮流的印記。
另一方面，正如我一直強調的，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社會（換句話說，社會内諸矛盾）的複雜性和不明确性，并試圖把這些見識結合進他的革命策略。
這些特點的第一條，可能被有些人看成是他在理解辯證法方面的瑕疵；第二條則很可能被認作優點。
接下去的對毛澤東的《矛盾論》的簡略讨論，将首先論述的這兩點中的一點，然後再論述另一點。
大連版的《辯證唯物論》共計110頁，而他講演提綱的第三章（《唯物辯證法》）竟占53頁，從這一事實可以得到毛澤東重視矛盾的一點啟發。
相當緊密地與《矛盾論》相符合的這一章的這個部分（從第64頁開始），大約有2.5萬字，而《毛澤東選集》内的文本約為2.2萬字。
盡管兩種版本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其相符之處卻足夠接近，可以徹底地解決由阿瑟·科恩和别人提出的這種說法：毛澤東不可能在1937年寫出這樣充實的著作。
[115]可是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講演的這一部分比以前各節好得多。
從本質上說，我以為答案在于毛澤東所處理的不僅是對他有吸引力的概念，他還要把它們具體運用到中國革命的現實中去。
另一方面，《辯證唯物論》的第一章的很大一部分，不過是蘇聯作者所理解的希臘和西方哲學史的概要。
在這裡毛澤東隻能照抄資料，不可能加上他自己的任何東西。
至于《矛盾論》的内容，毛澤東的辯證法的非正統性質問題，隻是到1949年以後才變得尖銳起來，部分是由于同蘇聯人論戰的結果，這樣它已超出我們這裡的讨論範圍。
簡言之，一般認為蘇聯雜志（這些雜志在1950年贊揚過《實踐論》）在兩年之後沒有理會《矛盾論》，因為這些雜志反對這篇文章暗含的對斯大林的至高無上理論權威的挑戰。
不容任何懷疑，這确實是個因素，但是，蘇聯人也完全可能覺得毛澤東對辯證法的理解是奇怪的、異端的。
在50年代，毛澤東多次抱怨《簡明哲學詞典》專門批評了他的有關矛盾的觀點，有一次他解釋說，他談的是這一著作的第四版（1953年在莫斯科出版），他說它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
蘇聯的批評意見，是生轉化為死是&ldquo形而上學的&rdquo，戰争轉化為和平是錯誤的。
[116]關于毛澤東老年時的辯證法的超傳統的特點，有一點可以談一談，這時（在1964年）他抛棄了馬克思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的三條基本規律中的兩條，其中之一是否定的否定。
[117]毛澤東在1937年的觀點多由派生形成，因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總的來看也更為正統，不過可以争辯說，他已傾向于他25年後所遵循的方向。
最明顯的線索可能應在&ldquo對立統一的法則&rdquo是&ldquo思維的根本法則&rdquo[118]這一斷言中去找；這句話似乎把這一規律置于比其他兩條原則（否定的否定和量變到質變的轉化）更高的範疇，後來這兩條原則卻為他所拒絕。
[119]
毛澤東的講演提綱的最早版本，間接提到列甯把對立的統一看成是&ldquo辯證法的核心&rdquo，[120]在1957年毛澤東又很清楚地引用了有關的片斷，&ldquo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确定為關于對立統一的學說。
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rdquo。
[121]列甯的這段話出現在關于黑格爾的《邏輯學》的閱讀劄記裡，而它所涉及的概括黑格爾的思想的那段話，既講了否定的否定，也講了量變到質變的轉化。
[122]
進一步探尋這一問題，不僅需要詳細地讨論1949年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還會把我們帶向考慮嚴格的哲學問題，而遠離本章主要對政治的關心。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和他從而得出的理論上的結論才是我們關注的中心，它能幫助我們從哲學到毛澤東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順利過渡。
有人再三争辯說，以下主張甚至為科恩所接受，毛澤東對于辯證法這一科學的最為突出的貢獻，在于他詳盡地闡述了&ldquo主要矛盾&rdquo和&ldquo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rdquo這兩個概念。
首先，我願意提出，毛澤東運用這些範疇可以直接與他對中國現實的細緻的理解聯系起來。
一個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革命家，在馬克思本人觀察過的，被理解為不斷向兩極分化為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那種類型的社會裡，就哪些是階級間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産力和生産方式間的基本矛盾來說，本不應該産生疑問。
廣而言之，直到這一沖突為革命所解決時為止，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變。
另一方面，中國不論是内部形勢，還是與外國列強的關系都不穩定，或者說難以逆料；要決定在一定的時期内，哪個因素，或哪個矛盾是關鍵性的，或支配性的，這不僅僅是個讓人感興趣的理性問題，而且是緊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國翻譯，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蘇聯著作，它有一節專門談矛盾的&ldquo主導&rdquo方面，可是，它說這一般總是同樣的，例如，在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中，基礎總是主要的。
[123]這是科恩認為毛澤東的論文中最有意義之點之一；他讓人注意這一段話：
有人覺得&hellip&hellip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生産力是主導；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導。
如此等等，他們并不互相轉化。
&hellip&hellip生産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表現主導的決定的作用&hellip&hellip然而生産關系、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有時亦表現其主導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應該承認的。
當着不變更生産關系生産力就不能發展之時，生産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導的決定的作用。
&hellip&hellip當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着經濟基礎的發展時，對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為主導的決定東西了&hellip&hellip[124]
科恩把這段話作為他論證毛澤東在1937年沒有寫《矛盾論》的一個主要環節；他說，直到斯大林以他的1938年和1950年的文章給毛澤東引路之前，毛澤東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ldquo決定論&rdquo。
事實表明正好相反。
看來毛澤東的&ldquo唯意志論&rdquo是直接來自對列甯的研究（畢竟這一術語首先用于列甯），同時也來自他本人的個性，和中國革命的經驗。
誠然，可以争辯說《矛盾論》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強調主觀因素。
這裡最重要的異文是&ldquo有時&rdquo被&ldquo在一定條件之下&rdquo所替換。
寫進《毛澤東選集》中的這後一片語的含意，有可能看來是這樣的情況，或必須的先決條件的總體，隻可能在有限的時期内，在危機或革命的時候才會出現。
而另一方面，較廣泛的&ldquo有時&rdquo，可能被理解為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這種作用逆轉，可能會延續很長一個時期。
這推論由緊随該段引文後的一句話得到加強（無論是原版本，還是改寫本），&ldquo當着如同列甯所說的&lsquo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rsquo之時，革命理論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rdquo。
[125]既然列甯認為這個原理在計劃、組織和實行無産階級革命的整個曆史時期都适用，那麼毛澤東在這裡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釋成意思是，上層建築在曆史變革中不起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ldquo時&rdquo之一，事實上将會在20世紀的很大一部分時期在中國出現。
有關毛澤東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最後一點，與他受惠于斯大林有關。
《矛盾論》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長的過分贊揚斯大林分析俄國革命的特殊性的話，說它是&ldquo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範&rdquo。
[126]這段話是最早的版本所完全沒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澤東以對蘇東坡的詩的評注來說明他的觀點，據認為蘇東坡是徹底懂得普遍性與相對性之間關系的人。
[127]
《辯證唯物論》的第二章有這樣的話，因為&ldquo中國今日發展着的辯證唯物論哲學思潮，不是從繼承和改造自己哲學的遺産而來的。
而是從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學習而來的&rdquo，我們必須&ldquo清算中國古代的哲學遺産&rdquo，這種哲學遺産反映了&ldquo中國社會進化的落後&rdquo。
[128]很明顯，這樣的語言是毛澤東初次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影響而暫時産生的驚駭的産物。
它完全為他1938年10月号召&ldquo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rdquo所取代，它并不體現他一貫的，甚至在1937年的立場。
如果我們現在具體地看一看毛澤東在30年代末期對戰略和策略問題的分析，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中國共産黨與在莫斯科的&ldquo世界無産階級總參謀部&rdquo之間的關系。
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觀點是十分清楚的。
他在1936年對它做了概括。
在回答斯諾的問題，如果共産黨取得了勝利，是否在蘇維埃中國和蘇維埃俄國之間會有&ldquo某種形式的兩國政府之實際合并&rdquo時，他聲稱：&ldquo我們為一個解放的中國而戰鬥，當然不是要把這個國家移交給莫斯科！&rdquo他接着清楚地說明了這一反駁的根據：
中國共産黨隻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争取勝利中，黨應為全民族說話。
黨不能為俄國人或第三國際的統治說話，隻能為中國民衆說話。
隻是中國民衆的利益與俄國民衆的利益一緻，能說是服從莫斯科的意志嗎？但是，當然，一旦中國民衆和他們在俄國的兄弟一樣，有了民主權力和獲得社會上政治上的解放，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将會大大地擴大起來。
[129]
這段話表明，毛澤東在1936年感覺到了全世界共産黨聯合起來的團結的束縛。
但是它也表明，對于毛澤東來說，團結并不意味着從屬。
如果其他情況都一樣，一個&ldquo解放了的中國&rdquo&mdash&mdash就是說，由共産黨統治的中國&mdash&mdash與蘇聯将比與其他國家有更密切的聯系。
但是，如果情況不一樣&mdash&mdash如果莫斯科不尊重毛澤東認為是正常的、适當的中國的利益&mdash&mdash中國的政策在他的指導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30年代，中國共産黨内有一些人，他們并不采取同樣的獨立态度，正如在以後的年代裡，有一些人在與莫斯科打交道時，準備比毛澤東更靈活一些。
從1935年到1945年，在中國共産黨内，毛澤東與所謂&ldquo國際主義的&rdquo（就是親蘇的）派别之間的鬥争的曆史，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曆程，本書已另有記述。
在這裡我們不拟談論莫斯科與中國共産黨，或其不同派别之間的權力關系，而是要談毛澤東堅持獨立于蘇聯監護之外的理論的性質與意義。
在毛澤東于30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當中，在他相信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和中國人必須以自己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方面，最大膽、最不含糊的标記是，&ldquo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rdquo。
這一口号事實上隻被中國共産黨人使用了相對短的一段時期，開始于1938年毛澤東第一次自己提出這一說法，而達到它的頂點，則在1945年，在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歡呼毛澤東在創建理論方面的偉大成就，說這些理論&ldquo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rdquo。
但是，如果這一說法本身是比較短暫的，那麼它所表達的關注的事情卻在1938年以前就出現了，并且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它不僅依然存在，并且變得更為重要。
毛澤東提出這一想法的原因不難理解。
中國化的概念，象征面對共産國際傲慢、專橫的态度，對中國民族尊嚴的肯定；因此，這個概念的價值不僅在于是黨内鬥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個民族危機時期對非共産黨人的輿論具有吸引力的口号。
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澤東真正深信：歸根結底，來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國的環境裡不适用，除非讓這種思想适應中國民衆的心理和條件。
對于毛澤東來說，中國化在1938年的确切含意是什麼，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
要求把馬克思主義&ldquo民族化&rdquo（如劉少奇在1945年所說），[130]不僅在中國，也在其他非歐洲國家，都含有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适應許多不同水平的國家的現實&mdash&mdash從大量前資本主義農業社會的語言和文化，到經濟和社會的結構&mdash&mdash的意思。
此外，關于哪樣的&ldquo馬克思主義&rdquo，或馬克思主義的什麼要素要在中國具體化的問題也會出現。
使這個問題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澤東1938年10月關于中國化的不朽陳述，其中一部分是這樣說的：
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
承繼遺産，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
共産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
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
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運用它。
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産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馬克思主義。
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的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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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中國化的概念，最簡單、最易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這段引文中最後的那句話。
很顯然，要想使馬克思主義在非歐洲國家起作用，所用的語言就必須不僅是那個國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們的心理和條件來看，也是生動、有意義的；而不是從另一種語言和文化逐字翻譯過來的莫名其妙的語句。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形式在中國這樣的具體化，盡管在毛澤東看來是不可少的，也隻是在于使馬克思主義的實質适應中國條件的更基本的事業的外在表現。
為了确切說明這裡談到的問題，讓我們首先看一看毛澤東說的&ldquo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有的隻是具體的馬克思主義&rdquo這句話的意思。
按照他在延安時期寫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後多年的言行，這一斷言隐含的意思可以大緻清楚地說明如下。
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最早是由馬克思闡述的。
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mdash&mdash例如，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分析，和辯證法的基本規律&mdash&mdash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這個理論從總體上來說，反映的既是它的19世紀的理論來源，也是馬克思的具有歐洲特性的心理和經驗。
因此，當我們談到（像斯大林和列甯以後的其他任何人一樣）運用普遍正确的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于中國的條件時，我們力圖抓住并使之适合于我們的需要的，正是這些理論的永恒的核心。
那麼，什麼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澤東本人在剛引用的1938年10月的那篇報告中說：&ldquo不是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
&rdquo[132]1942年2月他号召他的中國共産黨的同志們，&ldquo拿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用于中國，并從中國的曆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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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系統性的闡述引出了兩個問題。
毛澤東所講的&ldquo立場&rdquo、&ldquo觀點&rdquo和&ldquo方法&rdquo指的是什麼？什麼是這樣的态度或原則（這是由馬克思主義導出的）與&ldquo方法&rdquo（他說，這種&ldquo方法&rdquo能夠從吸收中國過去的珍貴遺産得到）之間的關系？
關于第一點，當前中國的解釋是，毛澤東說的是采取無産階級的立場，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辯證法的方法。
但是，如果毛澤東真的是說像這些那樣廣泛界定的馬克思主義的諸方面，是不是能夠這樣說。
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馬克思本人的理論實際上構成的是&ldquo德國的馬克思主義&rdquo，正如列甯的思想在20世紀初期被批評他的人說成是&ldquo俄國的馬克思主義&rdquo？換句話說，毛澤東所說的&ldquo抽象的馬克思主義&rdquo指的是&ldquo絕對的馬克思主義&rdquo，或在一切國家一切時代都絕對正确的馬克思原理。
而當毛澤東說這樣的馬克思主義&ldquo是沒有過的&rdquo，他的意思是，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級水平的一般理論的地位，隻不過是他所想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具體體現，完全不比斯大林或毛澤東本人對這同樣的原則的運用高超一些。
可是對于毛澤東來說，這并非僅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的問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還建議用從中國的經驗裡抽出來的要素來豐富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建議以之豐富他的馬克思主義的&ldquo中國特殊性&rdquo，也并非僅是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共有的經濟特點。
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澤東在1938年所說，&ldquo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曆史&rdquo所表現出來的，和已由曆史經驗和中國人的特質所形成的&ldquo許多珍品&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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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觀點，認為今日的中國帶有過去的印記，并不值得注意。
馬克思主義者，至少持有列甯主義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會習俗和政治組織的形式，雖然它們随着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和作為這些變化所引起的階級鬥争的結果，它們本身也是曆史方程式中的一個變量。
但是，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即從毛澤東的觀點看，文化現實是否基本上是由技術水平和&ldquo生産方式&rdquo所決定，或者他所強調的&ldquo民族特點&rdquo是否為他構成一個獨立的，或半獨立的變量。
依我來看，沒有什麼懷疑，對于毛澤東來說，不論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文化，都構成了人類經驗的部分自主的一面。
人們可能稱贊他的這種态度，或者對它感到惋惜，也還有既稱贊又惋惜的人，并且時常還表現得很激烈。
可是，我們不能忽視他思想的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們對這個人和他的思想的認識。
确切地說，這個主題在毛澤東的中國革命的整個想象中處于多麼重要的地位，已由前面引自1938年10月的報告中的非同尋常的陳述指出來了，即繼承中國的遺産&ldquo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rdquo。
前面要求對過去的經驗&ldquo給以批判地總結&rdquo的訓令，并不含有同樣的含意，因為其中積極的指導作用似乎取決于馬克思和列甯的&ldquo觀點和方法&rdquo，要在中國曆史的文獻中用它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但是，認為對過去有較深刻的理解，将不僅拓寬革命者對他們自己的社會的理解，還會真正為領導革命提供手段，這樣的認識卻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1938年的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中開辟出一個沒有先例的前景。
毛澤東說的能從&ldquo曆史的中國&rdquo的經驗中提取的這種方法的實質是什麼呢？在産生它的過程中，又得從過去的什麼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沒有明确地詳細說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時期的著作中有些線索，他所想的是能夠泛泛地限定為治國術的那一領域，[135]因此，在他1938年10月第一次提出中國化的思想報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澤東涉及了正确使用幹部的問題&mdash&mdash他說這在過去稱為&ldquo用人行政&rdquo。
他進而讨論了現在與過去之間的連續性，說了下面的話：
在這個使用幹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的曆史中曆來有兩個表現邪正兩派互相對立的路線，一個是&ldquo任人唯賢&rdquo，一個是&ldquo任人唯親&rdquo。
前者是明君賢臣用人的方針，後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針。
我們今天來說使用幹部問題，是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根本與古代有區别，但也離不開&ldquo任人唯賢&rdquo這個标準。
以喜怒為愛憎，阿谀逢迎者獎，骨鲠正直者罰，在古時要不得，在我們也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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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毛澤東清楚地指出，由他看來盡管有些政治行為的标準是在前資本主義的、官僚政治的社會環境内逐漸形成的，它們對于當前的共産黨革命者來說，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在孔子的哲學裡也找到了積極的因素。
1939年毛澤東在評論陳伯達有關這一主題的文章時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陳伯達的看法，但是在批評孔子的正名學說是&ldquo唯心論的&rdquo時候，陳伯達未能指明，由認識論的觀點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為它強調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系。
他也認為朱熹解釋孔子的中庸之道，與共産黨人的進行反對&ldquo左&rdquo、右傾的兩條戰線的鬥争的原則是并行不悖的。
他說&ldquo不及&rdquo是右的東西，&ldquo過&rdquo是&ldquo左&rdquo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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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一類的求助于民族的過去，隻是當毛澤東為了推動建立新的統一戰線，對盡可能廣大的輿論範圍講話時，才特别合适。
可是，它們也應認真地被理解為他的思想實質的一種表現。
在轉向專門分析毛澤東與資産階級民族主義者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的思想之前，讓我們進一步探讨一下他對中華民族的曆史的解釋，特别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曆史，因為正是這個環境确定了毛澤東所認識的中國革命當時的舞台，也從而确定了這一時期合适的策略。
一般來說起自延安時期的毛澤東關于中國曆史的觀點，最系統的陳述，可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第一章中找到（嚴格地說，全文并非毛澤東本人起草，他隻寫了第二章，但是他願意把它收入《毛澤東選集》，因此他對内容負責）。
這一廣泛論述的細節大部分超越本章的範圍，但是有幾點還是應該予以注意。
首先，毛澤東在這裡把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的過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大緻在公元前11世紀。
有關段落如下：
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hellip&hellip
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
如果說周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麼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态&hellip&hellip[138]
于是秦朝被看成僅僅是由于政權形式的改變，而不是由于從一種生産方式向另一種生産方式的過渡而有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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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rdquo這個概念，可能在西方讀者看來，是個詞語矛盾的說法；可是它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為了同時說明中國社會&ldquo封建&rdquo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質及其獨特性，在20年代和30年代對中國社會性質辯論之後取得的結論。
同時，在這篇文章的1939年最早的版本中仍留有中國是個&ldquo亞細亞&rdquo社會的概念的痕迹，而這在原則上已經被抛棄了。
于是，毛澤東斷言中國社會在鴉片戰争以前若幹世紀以來一直是完全停滞的，隻是由于西方的沖擊才被推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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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概括中國曆史，其中有兩點值得特别強調。
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在1919年發表的《民衆的大聯合》文章中，敢說一&ldquo怪話&rdquo：&ldquo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将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将較任何民族為光明。
&rdquo20年以後，他對他的同胞的異常才能的同樣的信賴，在像下面這樣的段落中可以看到：
在中華民族的數千年的曆史中，産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與革命領袖，産生了很多的革命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與思想家。
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曆史遺産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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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像他從1926年就做過的那樣，他繼續特别重視農民的作用。
中華民族曆史上的&ldquo幾百次的農民暴動&rdquo不僅被描繪成是每一次改朝換代的決定性因素，并且這些&ldquo規模之大是世界曆史上所沒有的&rdquo&ldquo農民暴動和農民戰争&rdquo被說成唯一的&ldquo中國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rdquo。
可是，他同時也強調了在&ldquo封建&rdquo社會裡，就推動生産力的發展的能量，或就改變生産方式的能量而言，僅由農民采取的這樣的行動的局限性。
關于這個問題他寫道：
每次農民暴動與農民戰争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變動了社會的生産關系與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隻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産力與新的生産方式，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戰争與農民暴動得不到先進階級與先進政黨的領導，如同現在的無産階級與共産黨能夠正确領導農民暴動與農民戰争。
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與革命後被地主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
這樣，就在每次農民鬥争停息之後，雖然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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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澤東的觀點看，無産階級和共産黨能夠對中國革命實行&ldquo正确領導&rdquo的形勢，在什麼時候和如何出現呢？如他所見，這一過程的發生分為兩個階段。
首先，在19世紀以前存在的&ldquo封建的&rdquo生産關系已部分地解體，舊統治階級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随之而來的資本主義和初生的資産階級的發展的沖擊而遭到破壞。
在這個階段，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地主階級仍然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統治階段，但是資産階級分子是對現存秩序革命挑戰的當然領導人。
然後，在第二階段，無産階級要求取得革命的領導權的條件變得成熟。
按照毛澤東的解釋，這一過渡大緻出現在&ldquo五四&rdquo運動時期；他分别把資産階級領導時期和無産階級領導時期，稱為&ldquo民主主義&rdquo或&ldquo舊民主主義&rdquo革命和&ldquo新民主主義&rdquo革命。
在讨論他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