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現代史的分期之前，讓我們先考慮一下，他所說的&ldquo新民主主義&rdquo究竟何所指，因為這一概念不僅在它所特指的時期很重要，并且與中國以後的問題有持續不斷的關系。
既然&ldquo新民主主義&rdquo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分析的一個範疇，我們有必要簡要地回顧一下這一學說的背景。
馬克思曾經考慮，在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很自然的應以資産階級的統治為特征，就像封建階段以貴族統治為标記一樣。
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決定性的階段，同樣應是資産階級的任務。
至于無産階級，它會在民主主義革命中支持資産階級，同時還要推動它前進，盡可能地滿足工人們的切身要求；到時機成熟時，再以無産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結束資本主義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前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尤其是那些受過西方殖民主義沖擊的社會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啟發性的，可是它們同時也是支離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
不管怎麼說，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從他們的著作中抽出對亞洲革命者有指導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線。
在1905年革命時，首先是托洛茨基，以後是列甯提出，在這樣落後的國家裡，可以在無産階級的領導下，也就是說，在共産黨控制的政治環境中，進行&ldquo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rdquo。
這一思想随後又經斯大林、毛澤東和其他許多人發揮，正如他們的追随者和蘇聯人所解釋的那樣，遂成為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原理。
于是，一定曆史階段的階級性實際上就脫離了這一階段的登台者的階級性。
無産階級專政，或是它的前驅或變體，被接受已有3/4世紀，它能夠指揮一場&ldquo資産階級的&rdquo革命，這場革命将構成西方社會發展中的資本主義階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毛澤東關于這一階段的想法的性質和意義。
他把這一階段定名為&ldquo新民主主義階段&rdquo。
有趣之處不僅在于他怎麼界定它的内容，而且在于他認定這一階段已經開始的時間。
因為正是在這一情況下，根據力量對比的發展和當時革命的目的，毛澤東開始認定與國民黨結成新的聯盟是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澤東把&ldquo舊&rdquo民主主義向&ldquo新&rdquo民主主義過渡的時期明确地定在1919年，并且為了方便起見，自延安時代開始，就把中國&ldquo現代&rdquo史和中國&ldquo當代&rdquo史的分界線定在&ldquo五四&rdquo運動的時候。
可是毛澤東自然知道，決定性的變化不是一朝發生的，所以他大都把&ldquo新民主主義&rdquo的出現，粗略地置于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到中國共産黨成立的時期（亦即通常廣泛界定的&ldquo五四時期&rdquo）。
毛澤東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ldquo&hellip&hellip中國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rdquo[143]
這裡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國革命性質轉變的各種理由，包括西方&ldquo資産階級&rdquo民主主義的減弱和喪失信譽，新的蘇維埃共和國所體現的另一模式出現，以及蘇聯人提供物質和道義援助的可能性。
正是部分地由于這後一條理由，毛澤東随着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又是随着列甯）宣稱，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産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
關于這一主題，毛澤東寫道：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實行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hellip&hellip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于新的範疇了&hellip&hellip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基本上依然還是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
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産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資産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産階級參加領導或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與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hellip&hellip[144]
這一段話說到了&ldquo聯合專政&rdquo，并且有着重點的字（毛澤東在1952年把它們抹去了）含有無産階級在各個專政的階級中甚至不享有首位的意思。
的确，在《新民主主義論》的原來的版本中，毛澤東甚至明白無誤地表明，如果中國的資産階級能證明它能領導人民&ldquo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并實行民主政治&rdquo，他們（即國民黨）會繼續獲得人民的信任。
[145]可是，很明顯，這不過是在修辭上做出的給蔣介石看的姿态，毛澤東完全打算讓他自己的黨在&ldquo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rdquo中代表無産階級實行領導。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是直接面向黨員，而不是面向非黨的知識分子聽衆的教材（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
在這一課本中，毛澤東直率地說：&ldquo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産階級的參加和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
&rdquo[146]而在1949年6月，在勝利的前夕，他把這同一觀點表達得還更為絕對，&ldquo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産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rdquo。
[147]
簡而言之，盡管毛澤東表達的坦率程度時有不同，自1939年他第一次使用&ldquo新民主主義&rdquo這一名詞開始，他的觀點就是在1919年或其前後的一段時間以後，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就恰當地屬于無産階級了。
毛澤東怎麼可能要求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剛剛開始發展的一個階級和直到與國民黨在1923&mdash1927年間結盟以前隻有少數成員的一個政黨，去承擔如此重任呢？除去已經指出過共産黨人享有來自蘇聯的外部支持和同情以外，毛澤東還分辯說：
中國的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作為兩個特殊的社會階級來看，它們是新産生的，它們是中國曆史上沒有過的階級&hellip&hellip它們是兩個互相關聯又互相對立的階級，它們是中國舊社會（封建社會）産出的雙生子。
但是，中國無産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随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随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
所以中國無産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産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
[148]
這是一段很有獨創性的論證，并非沒有内容。
然而，毛澤東所斷言的自1917&mdash1921年以後的無産階級領導權，切不可解釋為關于對立的政治勢力力量大小的實際情況的叙述，而應解釋為斷言從此以後，共産黨人争取領導民族革命是适當的，并非全然不切實際。
如果毛澤東确實對此深信不疑，盡管他并不經常公開地講，那麼他談論&ldquo統一戰線&rdquo，是否完全毫無意義或虛僞呢？或者，換一種講法，這樣的聯盟難道不會必然具有&ldquo從下面建立起統一戰線&rdquo的特點，也就是企圖動員國民黨的普通黨員反對他們的領導的特點？并非必然，特别是如果我們像我在上面做過那樣，在這樣的意義上去理解毛澤東的分期觀：在30年代末期，共産黨人尋求維護他們的領導權早就合情合理了。
因為合情合理的東西并非在任何特定的時候都是得計的，或者說在政治上是&ldquo正确的&rdquo。
如果來自日本的外來侵略，變得如此嚴重，甚至威脅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生存，從而使得中國内部的政治改革成為不可能，以緻共産黨人的首要政策目标不是反蔣而是抗日；如果國民黨不僅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比共産黨強大，而且願意抗日，那麼暫時承認國民黨在這一鬥争中的支配地位就是合宜的。
上面已經談到，毛澤東到1935年12月已認為有建立新的統一戰線的必要，并且在1936年末同意蔣介石應為這一聯盟的名義上的領袖。
在1938年10月，在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裡，毛澤東甚至承認國民黨不僅在抗日戰争時期的領導作用，而且在戰後的建國階段的領導作用。
在題為《國民黨有光明前途》的一段話裡，他表明：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
&hellip&hellip國民黨有它光榮的曆史，主要的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工農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争。
它有三民主義的曆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
&hellip&hellip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曆史發展的結果。
抗日戰争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于領導與基幹的地位。
&hellip&hellip隻要在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
[149]
雖然這個報告表達的是毛澤東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曾經采取的最溫和的路線，它卻絕不像乍看去那樣，是一張空頭支票。
上述引語中的最後一句話所說的&ldquo隻要&rdquo一詞，嚴格地限制了毛澤東向蔣介石讓步的範圍。
毛澤東認定，從長遠來看，蔣介石和國民黨天生地就不可能堅定地支持統一戰線和抗日戰争，他期待着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必将有終止的一天的到來。
此外，雖然這一報告最早的1938年的版本沒有像《毛澤東選集》中重寫的摘錄那樣，說到共産黨的人領導；但是它确實說到&ldquo共産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算在民族戰争中盡了自己最大責任&rdquo。
他簡潔地把這些責任解釋為共産黨員&ldquo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與模範的作用&rdquo。
[150]很明顯，如果國民黨在領導中搖擺不定，它的領導地位将由那些已成為&ldquo先鋒和模範&rdquo的人所取代。
最後，毛澤東在他的1938年10月的報告中建議應該恢複&ldquo黨内合作集團&rdquo，共産黨人應該再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這一建議有雙重意義，但也模糊不清。
因為他雖然預先表示向蔣介石提交全部具有雙重黨籍的共産黨員的名單，從而滿足蔣介石在1926年5月&ldquo改組&rdquo之後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他還試圖說服蔣介石把國民黨改變為&ldquo民族聯盟&rdquo。
這第二建議的目的是過于明顯地要削弱1926&mdash1927年曾使共産黨無法從内部操縱國民黨的列甯式束縛。
因此，蔣介石把它視為&ldquo特洛伊木馬&rdquo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絕，就不足為奇了。
[151]
一年多以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毛澤東的立場有了發展，從承認國民黨必須在統一戰線内占有&ldquo首位&rdquo，變成聲稱共産黨的領導已是既成事實。
在《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中，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産生修辭效果的詞彙遮蓋着的；而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1939年12月）中，它卻是十分明顯的。
[152]《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雖然主要是為黨員讀者寫的，但它公開發售。
在《〈共産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中，他甚至沒有提出誰應該領導的問題；他僅僅假定領導權屬于共産黨人，進而讨論他們應該怎樣實行領導。
除去領導權的問題以外，還有兩個直接相關的觀點也值得在這裡讨論，毛澤東關于各個階級在革命中作用的觀點，和關于體現革命力量的政治運動或體制的性質觀點。
從實質上看，毛澤東關于在抗日戰争時期支持革命的階級力量的觀點是簡明的、一貫的。
他認為這些階級力量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提出的四個階級的集團組成，外加一部分&ldquo買辦資産階級&rdquo，後者依賴于某些利益與日本的利益相沖突的[153]列強。
可以理解，這一圈人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産黨人〉發刊詞》中，是劃得最緊的；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則劃得最松。
在前者中，農民被描繪成無産階級的最&ldquo堅固的&rdquo同盟者，城市小資産階級是&ldquo可靠的&rdquo同盟者。
至于民族資産階級，它能夠在&ldquo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rdquo，參加&ldquo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rdquo的鬥争，因為它受到外國的壓迫；但是&ldquo由于中國民族資産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rdquo，它也會有時&ldquo動搖變節&rdquo。
資産階級或大資産階級，即使在它參加抗日統一戰線的時候，&ldquo仍然是很反動的&rdquo，它反對無産階級政黨的發展，并最終計劃投降敵人和分裂統一戰線。
《新民主主義論》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種頗為異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三個階級的聯盟而不是四個階級的聯盟。
兩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質的不同，但并不是沒有影響。
這樣的提法是由于把農民（馬克思主義者一直認為農民在性質上是小資産階級）和城市小資産階級歸在一類，合稱小資産階級，而不是把農民算作單獨的階級。
例如，我們看到這樣的說法：在1927&mdash1936年，由于&ldquo中國資産階級轉到了&hellip&hellip反革命營壘，革命營壘中原有的三個階級，這時剩下了兩個，剩下了無産階級與小資産階級（包括農民、革命知識分子與其他小資産階級）&rdquo。
[154]
毛澤東繼續寫道，随着抗日戰争的到來，中國革命&ldquo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rdquo，再次達到了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
但是這一次他補充道：
範圍更大了，上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統治者，中層階級包括了一切小資産階級，下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無産者，全國各階層都成了盟員，堅決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
[155]
十分明顯，把農民納入小資産階級這個能容納一切的範疇，能減輕強調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農村裡的遊擊戰。
在《〈共産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把中國經驗的這些方面作為分析的主要論題之一：
由于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占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革命的動力基本的是無産階級、農民階級與城市小資産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産階級等等這樣許多的東西；而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争。
不太清楚的是，怎麼能由毛澤東在這個句子裡列舉的事實得出最後的結論，不過，顯然，這個結論是正确的。
毛澤東繼續寫道：&ldquo我們黨十八年的曆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争的曆史。
斯大林同志說過：&lsquo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
&rsquo這是說得非常之對的。
&rdquo這引自斯大林的話，是脫離上下文引證的一個顯著冷嘲熱諷的例子；當斯大林在1926年12月講這話時，他所講的&ldquo武裝的人民&rdquo是由蔣介石代表的，斯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蔣介石對事業的忠誠，而毛澤東對這一點了解得很清楚。
可是，這一點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ldquo在中國，隻要一提到武裝鬥争&rdquo，他補充說，&ldquo實質上即是農民戰争，黨同農民戰争的密切關系即是黨同農民的關系&rdquo。
[156]
在本文中，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武裝鬥争和黨的建設描繪成中國共産黨的三個&ldquo法寶&rdquo。
我們在這一章裡已談過武裝鬥争在毛澤東的戰略中所處的地位。
至于統一戰線，《〈共産黨人〉發刊詞》裡的主要信息就是它應該是既聯合又鬥争。
這樣聯合的确切形式并未讨論，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在這同一時期，毛澤東在另外兩處寫道：合作的方式應該是&ldquo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rdquo。
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中，他也把它說成是&ldquo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帝國主義者及漢奸反動派的革命民主專政&rdquo。
[157]&ldquo革命民主專政&rdquo這一術語顯然是仿效列甯的&ldquo工農革命民主專政&rdquo這一口号，它是在1905年的革命時創造出來的，以後又反複講過。
當然，毛澤東的專政者要比列甯的多；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解釋說，差别是由于外國支配下的國家的特殊條件。
毛澤東的第三個&ldquo法寶&rdquo是黨的建設，事實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遠為廣泛，意義遠為重大。
它包含要确定一個正确的學說，在這個學說的基礎上團結和整頓黨。
在《毛澤東選集》中稍有變動的一段話提到，如果過去中國共産黨在黨的鞏固和&ldquo布爾什維克化&rdquo過程中不成功，那是因為它的成員沒有恰當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對于中國曆史和社會沒有正确的了解。
[158]
十分明白，這意味着他們還不懂得&ldquo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rdquo的好處，那是毛澤東當時精心闡述的問題，确切地說，在我們剛剛讨論的那些著作中精心闡述的問題。
換句話說，毛澤東在1939年10月所要求的&ldquo黨的建設&rdquo，注定了要采取大規模的整風運動的形式，從而在1942&mdash1943年最後地确立了他在黨内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毛澤東思想的勝利，1941&mdash1949年
當毛澤東第一次提出要使馬克思主義适合中國情況的時候，正如我已談過的，他主要關心的是使中國共産黨的措施适應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環境。
毛澤東關于這一主題的思想發展的第二個主要方面，在1941&mdash1943年與他同黨内對手的鬥争更加直接地聯系在一起，他所宣傳的觀點明顯的是要服務于他在這一鬥争中的利益。
毛澤東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
如果說他的思想的哲學核心，早在1937年就以矛盾論形成了，那麼在範圍廣大的一系列其他領域，從經濟工作到文學，從行政原則到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解釋，毛澤東1949年以前的各種意見的明确闡述，均出現在40年代初期。
而在所有這些領域，思想方式與政治的暗中鬥争之間的聯系，都是顯而易見的、直接的。
當然，本章的讨論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曆史事實。
不過，下面的簡明的年表可讓我們看清楚某些理論表述的具體意義。
1941年5月5日。
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作報告，批評&ldquo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學者&rdquo，他們&ldquo隻會背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rdquo。
1941年7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ldquo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rdquo強調紀律和各級幹部絕對服從上級領導的重要性。
1941年7月13日。
孫冶方（用筆名宋亮）寫信給劉少奇，談到輕視理論研究和強調經院式研究的兩種對立傾向，并希望舉出幾個把理論與實踐正确結合起來的&ldquo中國例子&rdquo。
同一天劉少奇給了答複，強調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困難，并部分地把這方面進展如此不大的原因歸咎于很少黨員能讀馬列原著。
1942年1月23日。
毛澤東指示軍隊幹部學習他的1929年12月寫的《古田決議》，要求熟讀。
1942年2月1日和8日。
毛澤東發表兩次關于整風的基調演說。
在第二次演說中，他抱怨他1938年号召&ldquo中國化&rdquo的問題沒有引起注意。
1942年5月。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兩次講話，但是将近一年半以後才發表。
1942年12月。
毛澤東作《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的報告。
1943年3月20日。
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書記處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1943年4月。
審幹運動在延安極力進行&mdash&mdash實際上，審幹運動是在康生的控制下對黨内持異議的或反毛澤東的分子進行嚴厲清洗。
1943年5月26日。
毛澤東評論共産國際的解散，宣稱雖然莫斯科自1935年8月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已不幹預中國共産黨的内部問題，但中國共産黨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1943年6月1日。
毛澤東起草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對&ldquo群衆路線&rdquo作出最好的說明。
1943年7月6日。
劉少奇發表《清算黨内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
贊揚毛澤東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并譴責&ldquo國際派别&rdquo為隐蔽的孟什維克。
1943年10月19日。
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終于在《解放日報》上發表。
1945年4月。
頂峰&mdash&mdash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同時劉少奇為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ldquo中國化&rdquo或&ldquo民族化&rdquo事業中做出的重大貢獻，向毛澤東歡呼。
[159]
當然，選擇這些事實，并把它們排列起來，是為了好讓人們看出，毛澤東在黨内絕對支配地位的建立，從一開始就是1942&mdash1943年整風運動的主要目标。
雖然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會使這一陳述顯得尖刻和過于簡單化，但是我認為并沒有歪曲它的大緻輪廓。
誠然，在1943年4月，當整風運動基本上達到了目标時，毛澤東不知是出于真誠的謙虛還是虛假的謙虛，寫道，他的思想&mdash&mdash那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一種形式&mdash&mdash自覺還沒有完全成熟和想透，還沒有形成體系。
他說，他的思想，或許除了包括在運動時期學習文件中的一些片斷，還不是鼓吹的時候。
[160]可是，事實仍然是，從1943年以後，特别是從1945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馬克思列甯主義适應中國情況的最權威的範例，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中國文化的總結和頂峰。
[161]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觀點，即認為毛澤東在1932&mdash1934年受辱于&ldquo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rdquo，和從1935年到1943年經曆長期艱苦的鬥争以建立自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權威之後，終于在整風運動的過程中達到了這個目标，那麼他當時在延安根據地建立起了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呢？這個體系又是建立在什麼原則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辯說，延安傳統的實質在于黨與群衆之間的親密關系，這并非瞎話，但是事情不能看得過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2節裡，我提到過1943年6月1日有關&ldquo群衆路線&rdquo的著名指示，并争辯說這個模糊的概念指向兩個方向，即列甯主義的傑出人物統治論和群衆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務。
認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們又能進而理解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執行，這樣的想法與傳統中國思想的一個主題是背道而馳的。
根據《論語》，&ldquo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rdquo。
[162]這是毛澤東半個世紀以來力圖破除的一個孔子的偏見。
可是，正如曾強調過的，他這樣做時并不懷疑列甯的原理，階級覺悟隻能從外面輸入工人階級，更明白地說，共産黨必須給整個社會提供思想指導。
毛澤東既要求下面的參與和一定的主動性，又要求上面的堅定的集中領導，在這樣寬廣的範圍内，着重點的确切表達和細微差别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從延安時代開始，毛澤東在這些主題上就時有變化。
不過，至少直到&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他一貫地認為集中領導歸根結底甚至比民主更為重要。
毛澤東的關于工作方法和組織形式的思想，是從秋收起義到整風運動，在農村15年的軍事和政治鬥争中，逐步成形的。
到40年代初，這一經驗教訓已經系統地加以總結，并且不僅用于遊擊戰術，而且用于經濟工作。
這一時期的主要口号是&ldquo集中領導，分散經營&rdquo。
這樣一種方法特别适合的環境，相對來說隻是共産黨控制的整個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據地，而經濟技術水平又如此低，以緻中央嚴格計劃投入和産出既不可能，也不合乎需要。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強調的也絕不是職責和工作的連續的、完全的分散。
毛澤東在他1942年12月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163]中，對這一點說得毫不含糊。
毛澤東在反問邊區的自給工業為什麼要分散經營以後，回答道：
這主要地是因為勞動力分散在黨政軍各部門，如若集中起來，則将破壞其積極性的原故。
例如，我們獎勵三五九旅開辦大光紡織廠，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紡織廠，就是因為大光廠的數百職工大部分是從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勞動，積極性很大，如若集中起來，則反而破壞了這種積極性&hellip&hellip采取&ldquo分散經營&rdquo的方針是正确的，企圖什麼也集中的意見是錯誤的。
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質的企業，應該盡可能的集中起來，無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
這種集中，我們也已經進行，或正在進行&hellip&hellip這種先分散後集中的過程，也許是不可免的&hellip&hellip[164]
稍後在同一節裡，毛澤東在列舉1943年應該實行的經濟措施時，把&ldquo建立全部自給工業的統一領導，克服嚴重存在着的無政府狀态&rdquo[165]列在第二項（緊接在增加資本之後）。
為了取得這一結果，毛澤東要求1943年應由财經辦事處建立&ldquo統一的領導&rdquo，有一個&ldquo統一的計劃&rdquo；但是，他又規定：在應該集中領導的那些農工商業裡，也不是&ldquo全邊區都集中一個唯一的機關手裡&rdquo；而是作出的統一計劃，應&ldquo交由黨政軍各系統去分别地經營&rdquo。
盡管如此，毛澤東的最後結論是，統一領導問題，為&ldquo一九四三年改進公營工業的中心問題&rdquo。
[166]
剛剛摘引的那句話明白無誤地提出了黨、政、軍關系問題，1949年以後，這一直是個常常引起争論的中心問題。
在延安提出來的一個關鍵性的概念，表達了當時所想到的黨的統一的指導作用的實質，用語是&ldquo一元化&rdquo&mdash&mdash字面意思是&ldquotomakeone&rdquo，&ldquotomakemonolithic&rdquo。
它有時被譯為&ldquotocoordinate&rdquo，這樣的翻譯隻怕是太無力了；也有人用&ldquotounify&rdquo，也難如人意，因為似乎最好還是保留這一英文用語作為&ldquo統一&rdquo的對應詞，正如最好把&ldquocentralized&rdquo留來翻譯&ldquo集中&rdquo。
我建議用的英語對應詞是&ldquointegrate&rdquo，不過，這個翻譯問題，不像40年代初接受這一中文用語時所關切的事那麼重要。
由于這個概念至今遠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衆路線受人重視，我願在總結我對它的意義的理解之前，對它的用法作一些說明。
&ldquo一元化&rdquo這一用語的出處似乎是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
[167]
這個決定明顯地、大力地維護的，一方面是黨政關系和黨軍關系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則是每一單個組織的等級結構。
決定的第八段是這樣開始的：
黨的領導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系上，又一方面則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
在這裡，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之嚴格執行，對于黨的統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hellip&hellip[168]
這難于捉摸的用語&ldquo一元化&rdquo的意義的比較清楚的定義和解釋，見之于毛澤東起草的1943年6月1日的決定，我在前面曾從其中引過一段關于&ldquo群衆路線&rdquo的很著名的話。
在這一決定的緊接着的一段話（第七段）裡，毛澤東聲稱：
對于任何工作任務（革命戰争、生産、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鋤奸工作等等）的向下傳達，上級領導機關及其個别部門都應當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們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
不應當隻是由上級的個别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别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隻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隻找下級的宣傳部，上級鋤奸部隻找下級的鋤奸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
應當使總負責人和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
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幹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克服各單個部門幹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積極參加該項工作的幹部。
這也是領導和群衆相結合的一種形式&hellip&hellip[169]
可能已經看出（在英譯文中也能同樣看出）&ldquo一元化&rdquo兩次用作&ldquo分工而又統一&rdquo的同位語。
很清楚，意思是隻要整個體制有以黨的形式出現的統一力量滲透進去，并由它來控制，各個機關間必要的分工不會危及活動的統一性。
要傳達這種功能，英語的對應詞&ldquotointegrate&rdquo似乎是最合适不過的。
&ldquo一元化&rdquo有很強的動詞的力量，這一用語的使用，就中國共産黨的領導而言，反映了對40年代初期根據地普遍存在的形勢的認識，當時根據地是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并且暴露在敵人的攻擊之下。
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行政和控制機構幾乎不能有效地統一起來。
因此，他們強調使那些機構成為一體（一元化）的必要性，因為事實上普遍存在極為分散的情況。
人們可能以為，一旦中國共産黨人在全國樹立了他們的權威，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分散主義就不再是一種威脅。
事實上由于複雜的曆史的和實際的原因，在1949年，分割和各自為政的問題絕沒有煙消雲散，因此，即使随着奪取政權整個情況當然已有了巨大的變化，&ldquo一元化領導&rdquo的概念也不是毫不相幹的。
結論：走向人民民主的現代化的獨裁國家？
本章第3節已指出，毛澤東在1939&mdash1940年就說過，戰後建立的政權是&ldquo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rdquo的性質，并且說得相當清楚，這專政将是在無産階級，或它的&ldquo先鋒隊&rdquo中國共産黨的有效控制之下。
1944&mdash1945年，毛澤東曾設想與國民黨建立&ldquo聯合政府&rdquo，作為一個策略上有用的權宜之計，當1946年這一前景最終消失，并為公開的内戰所代替的時候，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對黨當前的政治目标稍稍含糊其詞了。
因此，在1949年6月30日，在為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28周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毛澤東闡明了他建議在三個月之後建立的&ldquo人民民主專政&rdquo的确切的性質。
至于新國家的階級性質，毛澤東以常常稱之為同心圓的比喻說法來解釋權力的所在。
施行專政的&ldquo人民&rdquo由工人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産階級和&ldquo民族資産階級&rdquo構成。
在這四個階級中，工人是領導，農民是他們的最可靠的同盟軍。
小資産階級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資産階級有雙重性，他們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同時又是剝削者。
因此，其中表現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重新劃在&ldquo人民&rdquo之外，而發現自己處于接受專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對象，而不是主體。
毛澤東絲毫沒有把代表這四個階級的國家形式搞得神秘化。
在回答想象中的抱怨共産黨人&ldquo獨裁&rdquo的批評者時，他宣稱：
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
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隻讓人民有發言權&hellip&hellip
&ldquo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rdquo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
為什麼？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内反動派還存在，國内階級還存在。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
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産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在指導中國&ldquo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rdquo的發展任務方面，毛澤東說&ldquo教育農民&rdquo是&ldquo嚴重的問題&rdquo。
他進而說，因為&ldquo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rdquo。
[170]
這些簡短的引語，說明了1949年以後在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革命這一問題的幾個極為重要的方面。
一方面，毛澤東的&ldquo人民民主專政&rdquo的理論是列甯&ldquo工農革命民主專政&rdquo和斯大林&ldquo四個階級聯盟&rdquo的正統派生物，毛澤東自己也直率地承認這一思想上的借鑒，并且特意強調與蘇聯經驗的關系。
确實，不管他取得政權的道路，多麼不正統，一旦勝利顯然在握，他就宣稱他此後要按正統方式行事了。
1949年3月，他聲稱：&ldquo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
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
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
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
&rdquo[171]由此才有毛澤東說的&ldquo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rdquo，換句話說，把現代知識和現代工業部門的物力從城市帶往農村。
由此，才在1949年強調&ldquo人民專政&rdquo的工人階級的領導。
由此，才在50年代初期做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軀的工人參加中國共産黨，以&ldquo改進&rdquo黨的階級成分。
然而，盡管有這一切，盡管毛澤東在1962年明白地說過在早期的這麼多年隻有&ldquo照抄蘇聯&rdquo，[172]可他的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經提出來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
于是老式的用語&ldquo獨裁&rdquo被用來作為專政的同義語，&ldquo大同&rdquo被用來作為共産主義的同義詞，中國革命經驗的獨特性質被一再強調。
中國革命在1949年以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稱之為&ldquo正統&rdquo的道路以及它在什麼時候，為什麼和怎樣地與蘇聯模式分歧，不是這兒讨論的合适題目，因為它将在另兩卷《劍橋中國史》去談。
在總結毛澤東作為一位革命的理論家到1949年為止這段時期的發展的經曆時，所宜做的似乎是考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30年中将要出現的那些動向，在他取得政權之前的思想中已見端倪了&mdash&mdash隻要人們有這種智力，看得出當時的迹象。
由我看來，情況并非如此的一個領域是政治經濟的發展。
是的，有一些人争辯說&ldquo毛主義的經濟學若非更早的話，也是在延安産生的&rdquo。
的确，在延安根據地的經驗中，也能找到毛澤東對未來經濟的考慮的很有意義的暗示（如在《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中所總結的），但是這些起點都太片面，不足以辯明其中在任何意義上含有1958年大躍進思想這一結論。
它們隻包含了農民自助的，而不是複雜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組織；隻強調了土辦法，而不是大規模的投入或現代技術。
總之，在延安沒有把大與小、現代和傳統結合起來的&ldquo兩條腿走路&rdquo，在那一時期的毛澤東的著作中也沒有&ldquo兩條腿走路&rdquo的思想。
如已經指出的，毛澤東在1949年建議通過現代化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使中國&ldquo由農業國進到為工業國&rdquo。
而農村居民，雖然會積極參加這一過程，就終極目标而論卻沒有發言權，它必須接受&ldquo再教育&rdquo，和接受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變化。
所以，即使人們能夠在延安的自給自足經濟和15年後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間，認識到某種連續性，可是在細緻地闡述政策方面，卻沒有任何思想上的連續性，在毛澤東自己的思想中無疑也沒有關于發展的連續不斷的環鍊，因為他在1949年曾明确地否定過他在40年代初期提出的許多不成熟的想法。
誠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哲學核心裡，至少從1937年到60年代初期，有着實質上的連續性。
不過，如果說毛澤東關于矛盾的理論與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邏輯極不相容，那麼他自己在大躍進年代之前并沒有發現這一點。
在毛澤東從30年代到70年代的看法中，幾乎全面延續下來的唯一的領域，是行使政治權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認為從1949年以前毛澤東的講話和文章裡，看出許多将要發生的事情的迹象，應該是可能的。
毛澤東在1949年說，他要建立的新政權正如可以稱之為&ldquo人民民主專政&rdquo一樣，也可以稱之為&ldquo人民民主獨裁&rdquo。
對于這一用語上的差異不必過于重視，因為&ldquo獨裁&rdquo在過去的年代裡，當馬克思主義的措詞在中國還不是都有标準的對應詞的時候，有時是被用作&ldquo專政&rdquo的譯文。
雖然如此，它還是帶有過時的中國式的專制制度的味道，以緻它事實上能較好地概括毛澤東對政治領導的看法的實質。
一方面他提倡基層參與的民主，其規模為現代任何革命領袖所不及。
在這方面，他為中國人民服務得很好，幫助他們準備進入政治發展的第二階段。
但是他同時又把發揚民主看成隻有在一個&ldquo強國&rdquo的框架之内才是可行的。
依我之見，他這樣的看法是對的。
不幸的是，他的強國的看法很像是一種專制的東西，而他作為中國革命曆史上著名的領袖，在這樣的國家裡，歸根結底就裁決什麼樣的政治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傾向是不合法的而論，依然是主宰者。
本章第3節已強調指出，在1939年以後的那段時間内，毛澤東尋求在中國推行&ldquo新民主主義&rdquo革命，它在功能上大緻相當于歐洲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
當然，這一方面意味着現代化和工業化，以便建設社會主義得以最終建立于其上的經濟基礎。
但是他也想通過把&ldquo五四&rdquo運動時期發起的對舊儒家價值觀的抨擊繼續下去，以在另一意義上完成中國的未形成的資本主義階段的事業。
事實上他在1944年8月确實寫過一封信，提倡從舊的家庭制度下解放出來：&ldquo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是不對的。
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
&rdquo[173]人們必定仍然要問，這一目标是否與毛澤東的總的觀點一緻。
在這個問題以及我剛剛提出的其他問題的背後，潛伏着交叉文化的仿效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根本性的争論點，這一過程從本世紀初就在中國開始了，并且還沒有輪廓清晰的結果。
&ldquo五四&rdquo時期的特點，總的來說，就是粗暴地拒絕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而贊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後在30年代，在抗日戰争的環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國文化的尊嚴。
就蔣介石和國民黨來說，鐘擺的這一擺動，事實上導緻否定整個&ldquo五四&rdquo精神，并斷言儒家思想對全世界的問題都提供了答案。
毛澤東作為西方化的最激進的哲學&mdash&mdash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擁護者，不可能走到這樣極端的地步，但是在國民黨的思想體系的趨向&mdash&mdash它導緻寫出《中國之命運》&mdash&mdash與毛澤東所提倡的&ldquo在中國具體化&rdquo之間，卻依然有某種相似。
在40年代末期，接近全國性的勝利之時，如上面已特别提到的，毛澤東開始更加大力地、明确地強調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事項，如需要城市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以及工業化在改造中國社會和文化這兩方面的中心作用。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