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封建&rdquo文化真的能夠廢除嗎？一個政黨真的能在&ldquo獨裁者&rdquo&mdash&mdash雖然是仁慈的&mdash&mdash的指導下進行改革，并獲得更為民主的工作作風嗎？如果現代化也包含傳統政治文化的深刻變化，那麼像毛澤東在1949年建立起的那種&ldquo人民民主獨裁&rdquo的政府真的能夠實現現代化嗎？或者這樣一種政權的形式最終要敗壞或歪曲它的内容？在毛澤東于1949年取得勝利之時，這就是很清楚地看到的、懸在他的政治信條之上的問題。
***
[1]關于毛澤東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見于李銳撰寫的毛澤東早年的傳記，最初發表于1957年，書名《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
這部著已由安東尼·S.薩裡蒂翻譯成英文，由熊玠編輯，宣道華作導言。
而今，李銳已推出這部著作經過大量修改和擴充的第二版，書名改為《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
這個版本收入大量新資料，包括一整章叙述&ldquo五四&rdquo前後毛澤東思想的資料，這一章原載于《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33&mdash51頁。
今後第二版版本應被視為标準本。
在一些情況下，為便于非漢學家讀者閱讀，我也引用英譯本。
[2]二十八畫生（毛澤東）：《體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月），（每篇文章分别編頁）第1頁，這篇文章的英譯文載于宣道華：《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153頁。
這部著作收入毛澤東1917年寫的這篇文章的摘錄。
我也已在我的專著《毛澤東：體育之研究》中刊載這篇文章的全譯文。
1975年，M.亨利·戴把這篇文章全文翻譯成英文，載于他在斯德哥爾摩發表的學位論文《毛澤東1917&mdash1927年：文獻》，第21&mdash31頁。
這部很有價值的著作收入在東京出版的竹内實編《毛澤東集》第1卷所收全部中文毛澤東著作的英譯文，附有引人興趣和有創見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評論，對增進我們在青年毛澤東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識，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3]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5頁。
[4]顔元：《四存編·存學》，第63頁。
[5]《給黎錦熙的信》，《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7&mdash18頁。
黎錦熙曾在長沙的師範學校任教師，後旅居北京。
（關于黎錦熙的簡曆，見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28頁。
）史華慈指出，毛澤東在信中提到的講德智體的今之教育學者，包括赫伯特·斯賓塞，毛澤東一定讀過嚴複翻譯的斯賓塞著作。
[6]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1頁。
[7]斯諾：《西行漫記》（中文版，董樂山譯，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1&mdash122頁。
[8]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30頁。
[9]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5&mdash6頁。
[10]這封信載于《毛澤東集》第1卷，第33頁。
關于毛澤東寫這封信時的環境，見戴：《毛澤東，1917&mdash1927年：文獻》，第18&mdash20頁。
[11]在&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時期的一部毛澤東著作彙編（《資料選編》第10&mdash11頁）中，這封信被判定是寫給楊懷中（楊昌濟）本人的，而其實是寫給黎錦熙的。
關于這封信的全文，見《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mdash23頁；這裡引用的一段在第20&mdash21頁。
[12]《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mdash20頁。
[13]同上書，第20頁。
[14]同上書，第20&mdash21頁。
按照毛澤東所抱的中國也應對世界有所貢獻的觀點，他是遵循他的老師楊昌濟的基本方向，楊昌濟在海外長期留學時改名懷中，以表達他的愛國感情。
關于這點，見李銳：《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時代的報告》第12期（1983年12月），另見轉載這篇文章的《新華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8頁。
[15]《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2&mdash23頁。
[16]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7頁。
[17]見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110頁引文。
毛澤東對泡爾生著《倫理學原理》的批語，在《毛澤東集補卷》第9卷第19&mdash47頁全文轉載。
[18]《毛澤東集補卷》第9卷，第21、40&mdash41頁。
[19]同上書，第28&mdash34、37&mdash39、42、45&mdash46頁。
這些引文大多數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銳的《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114&mdash116頁。
[20]我已在《中國季刊》發表這篇文章的英譯全文，并附有分析。
毛澤東的《民衆的大聯合》，附于宣道華《從&ldquo民衆的大聯合&rdquo到&ldquo大聯盟&rdquo》，《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mdash3月），第76&mdash105頁。
又見戴：《毛澤東，1917&mdash1927年；文獻》，第85&mdash100頁。
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澤東集》第1卷第57&mdash69頁見到。
[21]《中國季刊》第49期，第78&mdash79頁。
可以理解的是，這段文字沒有被李銳收入在他的1957年版《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所載的這篇文章的摘錄中，因為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銳在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衆的大聯合》一文是毛澤東&ldquo開始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觀點，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rdquo的觀點（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第106頁）。
正如下面所指出的那樣，李銳在這部著作的1980年修訂版《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中對這個觀點的處理完全不同。
[22]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213頁。
[23]《毛澤東集》第1卷，第59&mdash60頁。
[24]《每周評論》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頁。
[25]《毛澤東集》第1卷，第53&mdash54頁。
當然，這個時期胡适對毛澤東的影響（毛澤東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諾講過的個人經曆中承認這一點），在中國直到最近才能提到。
（關于一位西方學者在這個課題上的一些簡要而精辟的意見，見戴：《毛澤東，1917&mdash1927年：文獻》，第47&mdash48頁。
）1978年以後中國理論探讨環境中發生顯著革命的一個反映，就是中國學者在1980年發表的文章不僅指出胡适稱贊毛澤東和毛澤東當時把實驗主義看作&ldquo指導思想&rdquo，而且明确地說明在1919年兩人之間尚未出現原則分歧。
見汪澍白和張慎恒：《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83頁。
[26]《毛澤東集》第1卷，第69頁。
[27]同上書，第65頁。
[28]關于到工廠去，見 [毛]澤東：《炸彈暴舉》，《湘江評論》第1期（1919年7月14日），第3頁。
關于呼籲團結，見澤東：《不許實業專制》，《湘江評論》第1期，第3頁。
關于德國的壓迫，見澤東：《畏德如虎的法蘭》，《湘江評論》第3期（1919年7月28日），第2頁。
喬治·曼蒂奇以《湘江思潮》為書名發表了《湘江評論》現有各期全部文章的意大利譯文。
以上幾篇文章可見于《湘江思潮》第76&mdash78頁和第164&mdash165頁。
我要感謝曼蒂奇先生，他送給我這幾篇文章的中文複印材料一份。
這幾篇文章現已全部編入《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
[29]這些材料&mdash&mdash毛澤東寫的四篇文章，及毛澤東和其他人聯名提出的召集憲法會議的建議&mdash&mdash已由安格斯·麥克唐納在準備撰寫博士學位論文《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過程中發現，這篇學位論文也以同樣的标題以書籍的形式出版。
麥克唐納把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發表在《法學研究》第46卷第2期（1972年），第99&mdash107頁，附有用日文寫的評論；又用英文在《浪人》（東京）第14期（1973年12月），第37&mdash47頁和《中國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第751&mdash777頁論述這些文章。
[30]《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29&mdash230頁。
[31]同上書，第242頁。
[32]《新民學會資料》，第62&mdash65頁。
《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1&mdash194頁。
[33]《新民學會資料》，第75&mdash76頁。
《毛澤東集補卷》，第261&mdash262頁。
[34]《新民學會資料》，第63&mdash65頁。
《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2&mdash194頁。
[35]《新民學會資料》，第75&mdash76頁。
《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61頁。
[36]《新民學會資料》，第127頁（蔡和森1920年5月28日的信）和第121頁（毛澤東1920年11月25日給羅學瓒的信）。
後一信也見于《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75&mdash277頁。
[37]毛澤東就這個主題共寫了九篇文章。
關于這些文章的簡短摘要，見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第110&mdash111頁。
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載在1919年11月16日和28日之間的長沙《大公報》，見《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43&mdash172頁。
[38]特别是見《戀愛問題&mdash&mdash少年人與老年人》，《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61&mdash163頁。
又《改革婚制問題》，《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49頁。
[39]《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76頁。
[40]李大钊：《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李大钊選集》，第327&mdash329頁。
[41]《新民學會資料》，第146頁和第15&mdash41頁，特别是第20&mdash23頁。
[42]《新民學會資料》，第144&mdash152頁；《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89&mdash296頁。
關于蔡和森和蕭旭東1920年8月的信，見《新民學會資料》，第128&mdash143頁。
羅伯特·斯卡拉皮諾論述了這個時期蔡和森對毛澤東的影響，見《一個青年革命者的發展：毛澤東在1919&mdash1921年》，《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第29&mdash61頁。
[43]《新民學會資料》，第153&mdash162頁。
[44]同上書，第162&mdash163頁。
這封信和毛澤東1920年12月1日給蔡和森和蕭旭東的信，編在《蔡和森文集》，第37&mdash40、49&mdash73頁。
毛澤東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給蔡和森的信，編在《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mdash16頁。
[45]《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81&mdash84頁。
這篇宣言刊載在《東方雜志》第20卷第6期（1923年3月1日）。
[46]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428&mdash430頁。
《毛澤東集補卷》的編者收羅毛澤東的著作範圍很廣，收羅到的關于工人運動的著作，除這一篇外，也隻有很短的文章兩三篇。
見《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89&mdash107頁。
[47]因此，馬林在對伊羅生說他隻憑個人威信，&ldquo手頭沒有莫斯科文件&rdquo支持而說服了中國共産黨人接受這個建議時說了謊。
[伊羅生：《與斯内夫利特談話記錄：關于1920&mdash1923年的中國問題》（《中國季刊》第45期（1971年1&mdash3月）），第106頁。
]這點的主要事實已由道夫·賓：《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産黨》，《中國季刊》第48期（1971年10&mdash12月），第677&mdash697頁合适地概述，又見道夫·賓發表在《中國季刊》第54期上的對刊載在《中國季刊》第53期上評論他的文章的意見的答複。
我已在本章概述道夫·賓的見解，他的見解也得到蘇聯學者和中國學者的贊同。
一方面，見V.I.格盧甯：《共産國際與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興起（1920&mdash1927年）》，收入R.A.烏裡揚諾夫斯基編：《共産國際與東方》，第280&mdash344頁，特别是第289&mdash293頁。
關于中國史學界最近在這方面的論述，見蕭甡和姜華宣：《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形成》，《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51&mdash68頁，特别是第58頁。
[48]見毛澤東1922年6月20日《緻施複亮并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緻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1&mdash24頁。
[49]《外力、軍閥與革命》，《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09&mdash111頁。
[50]《向導周報》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第233&mdash234頁。
[51]林達·謝弗：《毛澤東與1922年10月長沙建築工人的罷工》，《現代中國》第4期（1978年10月），第380、416&mdash471頁。
同樣的論點也重見于林達·謝弗：《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人運動，1920&mdash1923年》，第1&mdash2、222&mdash223頁。
[52]毛澤東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mdash&mdash譯者
[53]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設黨務調查科；後擴大為黨務調查處。
&mdash&mdash譯者
[54]《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47頁。
[55]《毛澤東集》第1卷，第151頁。
[56]毛澤東：《學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引文見于汪澍白和張慎恒：《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59&mdash60頁。
[57]莫裡斯·邁斯納：《李大钊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特别是第55&mdash56、80&mdash89頁。
[58]《告中國的農民》，原載于《共産黨》第3期（1920年12月23日），《一大前後》第207&mdash214頁轉載。
毛澤東用這篇文章講課的事實見于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455頁。
《資料選編》第24頁說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澤東，這個說法顯然錯誤。
[59]《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2月），《毛澤東集》第1卷，第153&mdash173頁。
[60]《一大前後》，第212&mdash214頁。
[61]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集》第1卷，第161&mdash174頁。
[62]我已在我的論文《毛澤東與各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1923&mdash1927年》中比較毛澤東和陳獨秀對農村關系的分析，該文載于《中國之政治與經濟：故村松祜次教授追悼論文集》，第227&mdash239頁。
[63]如黃宗智在他的論文《毛澤東與中農，1925&mdash1928年》中的論述，見《現代中國》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79&mdash280頁。
[64]約翰·菲茨傑拉德在他的論文《便裝的毛澤東：新近識别的毛澤東著作》中，最先認為這些文章是毛澤東所寫的 [見《澳洲中國學報》第9期（1983年1月），第1&mdash16頁]。
菲茨傑拉德的論點本身都是有說服力的，但是，這些文章是毛澤東所寫的事實也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主任胡華在1982年9月10日同我的一次談話中證實。
毛澤東的文章《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原載《政治周報》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0&mdash12頁，英譯全文見菲茨傑拉德文第9&mdash15頁。
事實上，毛澤東早在1910年在東山小學讀書時就用&ldquo子任&rdquo作為替用名。
他取&ldquo子任&rdquo之名是出于對梁啟超的仰慕，毛澤東當時受梁啟超的影響，上文已經提到。
梁啟超号任公，&ldquo子任&rdquo有&ldquo任之子&rdquo之意。
見李銳：《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新華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6頁。
[65]《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48頁。
這篇文章中采用的各類人口數字，與1926年2月寫的文章中采用的數字相同。
[66]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集》第1卷，第170頁。
[67]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毛澤東集》第1卷，第175&mdash179頁。
關于這個問題的更詳細的論述，見我的論文《毛澤東與各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1923&mdash1927年》，附有這篇文章的英譯文摘錄。
[68]《毛澤東集》第1卷，第175&mdash176頁。
[69]《毛澤東集》第1卷，第176&mdash177頁。
[70]《毛澤東集》第1卷，第211&mdash212頁。
[71]《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頁。
[72]《毛澤東集》第1卷，第109&mdash111頁。
[73]《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43&mdash149頁。
[74]《視察湖南農運給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255&mdash257頁。
[75]《毛澤東集》第9卷，第27&mdash28頁。
[76]關于日期為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兩封信的全文，和認為這兩封信是毛澤東所寫，見《毛澤東集》第2卷，第11&mdash24頁。
這兩封信的英譯文摘錄及對其意義的分析，見我的文章《論1927年毛澤東&ldquo異端&rdquo的性質》，《中國季刊》第27期（1964年4&mdash6月），第55&mdash66頁。
[77]《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297&mdash298、299&mdash300頁。
[78]一種神學教義，認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複臨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個神權王國，從而引進基督教的千年國度。
&mdash&mdash譯者
[79]關于1928年11月報告的有關節段，見《毛澤東集》第2卷，第59頁。
毛澤東1929年4月5日的信，見《毛澤東集補卷》第3卷，第37&mdash45頁。
[80]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冊，第45&mdash46頁。
（着重點是俄文本加的。
）
[8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426頁。
[82]這些事情已得到蘇聯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這些著作雖在解釋上有強烈的傾向性，但是關于引用共産國際檔案而得出的事實的詳情，多半是準确的。
這類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A.M 格裡戈裡耶夫《共産國際與中國在蘇維埃口号下的革命運動（1927&mdash1931年）》，收入烏裡揚諾夫斯基編《共産國際與東方》，第345&mdash388頁。
30年代蘇聯的出版物已給出1930年6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現在沒有任何理由繼續把這個指示當作《7月23日指示》。
[83]《共中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118&mdash119頁。
[84]格裡戈裡耶夫文，第369&mdash373頁。
[85]《毛澤東集》第2卷，第139頁。
[86]關于說明對這個問題的各種看法的文章，見林蘊晖：《略論毛澤東同志對立三路線的認識和抵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51&mdash59頁；田園：《再論毛澤東同志對立三路線的認識和抵制》，《黨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65&mdash71頁；和淩宇：《毛澤東同志和立三路線的關系讨論綜述》，《黨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78&mdash80頁。
1930年10月7日決議被瞿秋白在上海《實話》第2期（1930年12月9日），第3&mdash4頁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述。
關于毛澤東10月19日的信，見《給湘東特委的信》，《毛澤東集補卷》第3卷，第157&mdash158頁。
[87]關于李立三就中國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發表的言論的簡短綜述，見施拉姆：《毛澤東》（中文版，紅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mdash121頁。
[88]《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冊，第826頁。
[89]李立三為了中國革命想把蘇聯拖入一場戰争的&ldquo陰謀&rdquo，自然激起蘇聯學者方面的很大憤慨，例如，見格裡戈裡耶夫文，第365&mdash367頁。
[90]《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9頁。
[91]關于這部著作的部分綜述，見陳伯鈞：《論抗日遊擊戰争的基本戰術&mdash&mdash襲擊》。
《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第14&mdash19頁。
[92]遵義會議在本書第4章有論述。
關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權威的資料集，見《遵義會議文獻》。
[93]這本書的若幹版本在書名頁上印有毛澤東之名，其他版本卻沒有，毛澤東是不是對這本書的著者存疑。
雖然這本書在人民解放軍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書目（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訓練部圖書資料館：《毛澤東著作言論文電目錄》[北京]，1961年2月28日）中出現，但是現有的證據偏重于證明這本書的著者不是毛澤東。
在我翻譯的《基礎戰術》英譯本的導言中，我已概括地說明毛澤東軍事戰術發展的諸階段。
[94]《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0頁；《毛澤東集》第5卷，第152頁。
[95]《孫子兵法·虛實篇》，第13段。
今譯為&ldquo示形于敵，使敵人暴露而我軍不露痕迹，這樣我軍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敵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
我軍兵力集中在一處，敵人兵力分散在十處，這就能用十倍于敵的兵力去攻擊敵人，這樣就造成了我衆敵寡的有利态勢。
能做到以衆擊寡，那麼同我軍當面作戰的敵人就有限了&rdquo。
（吳九龍主編：《孫子校釋》[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頁）。
&mdash&mdash譯者
[96]1968年7月28日與紅衛兵的談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94頁。
[97]《毛澤東集》第2卷，第36&mdash37頁。
[98]同上書，第130頁。
[99]《毛澤東集》第6卷，第98&mdash99、284&mdash285頁。
[100]《毛澤東集》第1卷，第237&mdash238頁。
[101]《毛澤東集》第3卷，第14頁。
[102]《蘇維埃中國》第91&mdash94頁；《毛澤東集》第3卷，第183&mdash185頁。
[103]《毛澤東集》第4卷，第363&mdash367頁。
[104]《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7&mdash162頁。
在《毛澤東選集》上用的詞是&ldquo人民共和國的政府&rdquo，我認為，和兩天前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毛澤東集》第5卷，第26&mdash28頁）一樣，毛澤東在1935年原來是講國防政府。
[105]《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45、257&mdash258頁。
[106]見1936年下半年的許多信，《毛澤東書信選集》，第30&mdash97頁。
[107]《毛澤東書信選集》，第78&mdash79、87&mdash90頁。
[108]同上書，第95&mdash97頁。
[109]關于這一連串事件的詳細情況和進一步的論述，見本書第12章（萊曼·範斯萊克著）。
這個說法根據我1982年9月10日和23日先後分别與胡華和李新的談話。
[110]《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抗戰大學》第6期至第8期（1938年4月至6月）。
這部分教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節。
不知道這部著作的其餘部分是否也在《抗戰大學》連載。
第二章第七至十節被編入&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時期出版的《毛主席文獻》，前兩章 [缺第二章第十一節（相當于&ldquo實踐論&rdquo）]被編入《毛澤東集》第6卷，第265&mdash305頁。
後來出現的這部著作的兩種版本，收入了《實踐論》原文，其中之一還收入相當于《矛盾論》的第三章。
全文轉載在《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187&mdash280頁。
關于《矛盾論》原版本選段的英譯文和原版本的形式和内容的詳細分析，見尼克·奈特：《毛澤東著〈矛盾論〉和〈實踐論〉：解放前文本》，《中國季刊》第84期（1980年12月），第641&mdash668頁。
奈特也出版了他翻譯的《矛盾論》英譯全文：《毛澤東著〈矛盾論〉：解放前文本的加注譯文》。
[111]隻要提三點就夠，每一點都理由充分。
第一，這部著作的頗大部分當時刊載在《抗戰大學》。
第二，當時（同陳伯達一起）十分積極地把毛澤東樹為理論家的張如心，在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提到這部著作，在這篇文章中，張如心把這部著作說成是毛澤東的方法論和辯證法的最主要根源。
第三，這部著作的全文幾乎都被按主題分為部分轉載于一部具有權威性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彙編，即北京大學哲學系：《毛澤東哲學思想（摘錄）》，第11&mdash14、19&mdash21、49&mdash51、53&mdash55、64&mdash69、97&mdash99頁和各處。
[112]訪問談話原在《新共和》雜志發表的時候，這個否認是強烈的，但是，毛澤東謹慎地并不直截了當地說從未做過這類講課。
當訪問談話被作為附錄收入《漫長的革命》時，文字被&ldquo改進&rdquo為明确地否認他寫過這部著作。
斯諾的談論（《漫長的革命》，第194&mdash195頁）暗示這也許是按照中國當局或毛澤東本人的要求做出的。
[113]關于毛澤東的抄襲，見我的文章《毛澤東與不斷革命的理論，1958&mdash1969年》中的注釋[《中國季刊》第46期（1971年4&mdash6月），第223&mdash224頁]；又見魏複古：《關于毛澤東處理辯證法的概念和問題的幾點意見》，《蘇聯思想研究》第3卷第4期（1963年12月），第251&mdash277頁。
[114]見《中國哲學》第1期第1&mdash44頁刊載的資料，有毛澤東在1937年9月讀艾思奇著《哲學與生活》的讀書筆記，毛澤東在1938年初給艾思奇談論這部著作某一點的信，以及一篇讨論《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原文本和《毛澤東選集》内兩論文本的變異的文章（郭化若：《毛主席抗戰初期光輝的哲學活動》）。
毛澤東一定讀過的艾思奇的其他著作，有艾思奇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的米定著作的一篇文章《新哲學大綱》（讀書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毛澤東從中抄襲許多節段；和《大衆哲學》，一讀者在《抗戰大學》（第8期，第187頁）表示出一種把它與毛澤東的講課混為一談的傾向。
[115]當然，這個文本的确是在大約十年後出版。
另一方面，在1946&mdash1947年出版的文本一般未顯出經過徹底的改寫。
而且，這個文本在蘇軍控制的大連出版發行，蘇聯方面當然不會願意出力讓人們産生可提高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理論成熟的聲望的誤解。
也就是說，假若如科恩所認為這個文本是在考慮1930年後期斯大林著作的基礎上經過改寫出版的，蘇聯專家一定會把這一點指出來。
關于科恩的論點（現已是無力的），見阿瑟·科恩《毛澤東的共産主義》，第14&mdash28頁。
關于毛澤東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著者和這部著作的1946年大連版隻不過是據1937年延安油印本，未作任何編輯改動出版的事實。
最近已從極可相信的方面得到證實。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實踐論〉三題》（《論毛澤東哲學思想》，第66&mdash86頁。
特别是第66&mdash72頁）。
[116]《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7頁。
[117]我已在我的論文《馬克思主義者》中探讨這個問題，這篇論文收在迪克·威爾遜編：《毛澤東在曆史天平上》，第60&mdash64頁。
又見魏菲德：《曆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之哲學觀點》，第297&mdash299、310、323&mdash326等頁。
[118]《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4頁。
[119]王若水于1982年5月7日在北京同我的談話中提到這點，雖然王若水不同意毛澤東強調對立的統一和鬥争反映傳統影響的說法。
金思恺已把毛澤東的強調對立統一理解為超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個新的理論發展。
（金思恺：《毛澤東思想》，第60&mdash64頁。
）《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1946年大連版的前言指出其他兩個法則的提綱&ldquo散失&rdquo。
《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79頁。
又請注意毛澤東不同意艾思奇所持僅僅差别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見解：《中國哲學》第1期，第29頁。
[120]《毛澤東集》第6卷，第300頁。
[121]《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5頁。
[122]《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39頁。
[123]西洛可夫等著，李達等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295頁。
[124]《辯證唯物論》，第93頁；《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64頁。
在這一段中，有若幹變異，但是，除以&ldquo主要&rdquo代替&ldquo主導&rdquo外，1952年毛澤東并未在我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過根本性的改變。
毛澤東的批評可能是針對前注提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雖然他在1941年曾建議以西洛可夫的這部著作供幹部學習之用（《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89頁）。
[125]《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64頁。
[126]《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07頁。
[127]《辯證唯物論》，第86頁；《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58頁。
這裡讨論的這段話出自蘇東坡的名著《前赤壁賦》，原文是這樣的：&ldquo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
&rdquo
[128]《毛澤東集》第6卷，第275頁。
[129]原載于1936年2月3日至5日上海《大美晚報》；據收入《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419頁上的斯諾手稿。
[130]《劉少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332&mdash337頁。
[131]《毛澤東集》第6卷，第260&mdash261頁。
[132]《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澤東集》第6卷，第259頁。
[133]《毛澤東集》第8卷，第75頁。
[134]《毛澤東集》第6卷，第260頁。
雷蒙德·懷利從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觀點論述了關于&ldquo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rdquo的問題，他更強調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這一哲學問題及其對&ldquo毛澤東思想&rdquo的獨創性的意義。
雷蒙德·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mdash1945年》，第55&mdash58、88&mdash95頁和各處。
[135]關于這個傳統，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2章。
[136]《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争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15頁；《毛澤東集》第6卷，第250&mdash251頁有增補。
[137]《緻張聞天》（1939年2月20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44&mdash148頁。
[138]《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0&mdash101頁。
[139]雖然在這一點上一直有學術上的争論，但是，直到1973&mdash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才成為一個議論紛紛的政治問題。
當時提出的那些觀點，是與毛澤東在1939年采取的觀點絕對矛盾的。
[140]1952年，毛澤東大概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澤東選集》中加入這樣的論點，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在侵入，已起作用的變化也會導緻資本主義在中國産生（《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mdash620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0&mdash103頁）。
[141]《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7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99頁。
[142]《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9&mdash620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2頁。
在《毛澤東選集》此處和他處，毛澤東在文字中用&ldquo起義&rdquo代替&ldquo暴動&rdquo。
當然，這個細微變異在于&ldquo暴動&rdquo意味着更為偶然的事件，而較少作為一種先兆和共産黨領導的農村革命直接聯系起來。
[143]《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0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53頁。
[144]《毛澤東集》第7卷，第153&mdash154頁（加着重點的文字，已在《毛澤東選集》中被除去）。
[145]《毛澤東集》第7卷，第162頁。
[146]《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39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26頁。
[147]《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4頁；《毛澤東集》第10卷，第305頁。
[148]《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1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4&mdash105頁。
[149]《論新階段》，《毛澤東集》第6卷，第198頁。
[150]《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争中的地位》，《毛澤東集》第6卷，第243&mdash244頁。
[151]關于這段情節，見本書第12章（萊曼·範新萊克著）和宣道華：《毛澤東》，第170&mdash171頁。
關于毛澤東的建議，見《毛澤東集》第6卷，第228&mdash229頁。
[152]《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毛澤東集》第7卷，第129頁。
[153]《〈共産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7&mdash598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74&mdash75頁。
第三段對買辦資産階級持稍微更樂觀的見解，是在《毛澤東選集》加上的，不見于1939年文本。
[154]《毛澤東集》第7卷，第196頁。
在毛澤東1925年11月填寫的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的調查表中，有這種三個階級分析的令人感興趣的原型（《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27頁）。
在調查表上的&ldquo對于目前内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rdquo一欄中，毛澤東填寫：&ldquo本人信仰共産主義，主張無産階級的社會革命。
惟目前的内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産階級、小資産階級及中産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
&rdquo
[155]《毛澤東集》第7卷，第197&mdash198頁。
[156]《〈共産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5&mdash596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72頁。
[157]《毛澤東集》第7卷，第129頁。
[158]《〈共産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02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79&mdash80頁。
[159]這些大事大多數是衆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實情，我不一一詳細地作腳注。
劉少奇的文章《清算黨内的孟什維主義思想》，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290&mdash301頁。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698&mdash700頁。
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和毛澤東的講話都可見于《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集》。
劉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為人所知是存在的，見我在《中國共産黨思想方式的政黨》一文對這封信的探讨，此文載于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編：《中國的黨的領導和革命力量》，第177頁。
現在劉少奇的這封信已被重新刊載，宋亮已被判明是孫冶方（《紅旗》1980年第7期，第2&mdash4頁），但是，宋亮的原信沒有被刊載。
關于宋亮的信，見劉少奇：《論黨》，第345&mdash346頁。
關于1945年4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的主要節段，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6&mdash337頁。
關于從1943年3月起毛澤東在黨内的正式職位，見《黨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77&mdash78頁。
[160]《緻何凱豐》（1943年4月22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12&mdash213頁。
[161]關于這一點，據我的看法，雷·懷利的《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73&mdash274頁）所作關于劉少奇在七大的報告和在七大通過的黨章的解釋是正确的，而弗朗茲·舒爾曼的《共産黨中國的意識形态和組織》中的解釋是錯誤的。
不管怎樣，在50年代初，中國人在&ldquo純粹的&rdquo思想意識和&ldquo實際的&rdquo思想意識之間劃出界線，這完全是另一個問題，我在本章不論述。
[162]《論語·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163]這一篇很長的著作隻有第一部分在《毛澤東選集》載出。
下面的節段引自第七部分，《關于發展自給工業》，見《毛澤東集》第8卷，第263&mdash264頁。
[164]這一段的英譯文，見安德魯·沃森編《毛澤東與邊區政治經濟》（英文），第149&mdash150頁。
[165]《毛澤東集》第8卷，第273頁。
[166]同上書，第265、273頁。
[167]這是整風學習文件之一。
這個決定沒有被正式證實是毛澤東起草的，但中文本已被收入在東京出版的《毛澤東集》第8卷，第155&mdash163頁。
[168]《毛澤東集》第8卷，第161頁。
[169]《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02&mdash903頁。
考慮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較起來有（不太廣泛的）改變，據《毛澤東集》第9卷，第29頁修正。
[170]《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0&mdash1481頁。
[171]《在中國共産黨第七屆中央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8頁。
[172]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173]《緻秦邦憲》（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