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
在不斷增加的大量中國近代史出版物（特别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物）中，研究工具書和文獻資料似乎增加得比利用這些工具書和資料寫成的曆史研究專著還要快。
除《劍橋中國史》第10、11和12卷列出的書目外，下列書目相當詳細地叙述檔案和出版物，特别是在台灣的檔案和出版物。
研究工具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七十六年史學書目（1900&mdash1975）》，按論題列出中國作者論著目錄9000條以上，附作者索引。
複旦大學曆史系編《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1949&mdash1979》，按約80個主題列出論文目錄10000條，書籍目錄1200條以上。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曆史學年鑒》概述每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動；《中國曆史學年鑒，1979》在1981年出版；《中國曆史學年鑒，1981》概述1980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動，在1982年出版；《中國曆史學年鑒，1982》概述1981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動。
到現在，我們已見到1984年10月出版的《中國曆史學年鑒，1984》。
中國史學會又出版《史學情報》季刊，該刊在1982年開始用這種公開形式出版。
這兩種出版物所載的書目、史學研究綜述和論點選登最有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研究》季刊上定期發表的近代史研究書目也最有用。
由北京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明清檔案）和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民國時代檔案）合編的《曆史檔案》季刊在1981年創刊，載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家曆史檔案館和其他曆史檔案館所藏檔案的學術研究成果、文獻和論著。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出版文獻叢書《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出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叢書從1857年期刊編起，最後将包羅迄1918年的495種期刊約11000期的詳細篇目。
《中國曆史地圖集》第8卷&mdash&mdash現在我們終于得到&mdash&mdash包含清代行省地圖，甚為精細，标明縣境和縣治。
上海史學者陳旭麓等編《中國近代史詞典》對研究1840&mdash1919年中國近代史有用。
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是著者1950年在南京大學的講稿，介紹史料的主要種類，并由此而為讀者了解許多當代中國史學家的觀點提供便利。
張德澤著《清代國家機關考略》詳細叙述清代政府結構。
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四卷逐年列出兩個半世紀都市和行省主要職位的在職官員。
經濟社會史
經濟社會史長期以來是日本學者喜歡研究的主題。
重田德著《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主要研究湖南省的紳權和地主，而奧崎裕司著《中國鄉紳地主之研究》詳細地研究浙江一個地主家族。
小島晉治著《太平天國革命的曆史和思想》是著者的研究論集。
小野川秀美和島田虔次共編的《辛亥革命之研究》評論辛亥革命，收日本有學術成就的京都學派新一代學者的論文13篇。
中村義著《辛亥革命史研究》收著者多年來研究這個主題的論文。
也要特别提及《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東京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研究中華民國經濟趨向與外國經濟利益的著作有島一郎著《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和高村直助著《近代日本棉紡織工業與中國》。
京都大學的一個研究組（狹間直樹、片岡一忠和藤本博生）出版了《五四運動之研究》論集。
關于日本史學界研究近代中國的全面成果，除本書上卷《書目介紹》第1節提到的綜述直到1969年出版的書目外，要特别提及《清史問題》所載的田喬舒亞·A.福格爾翻譯成英文的日本《史學雜志》上的書目綜述。
社會經濟史論文也刊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文化革命以後的新辦或複刊的學術期刊上。
要特别提及設在北京的曆史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史研究》和廈門大學出版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方面的學術成果，也見費維恺編《從宋代至1900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史》。
四部收有研究&ldquo資本主義萌芽&rdquo的主要論文的結集是：中國人民大學曆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讨論集》，收論文33篇；南京大學曆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讨論集續編》，收論文20篇；南京大學曆史系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收論文25篇和1949&mdash1979年發表的218篇論文的目錄；南京大學曆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收論文18篇和論文目錄。
黃逸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選集》是一部高質量的選集，收入1949&mdash1966年發表的研究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經濟的論文，并附有文化革命以前研究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1000篇以上論文的長達110頁的目錄。
最近出版的明清時期社會經濟史料的出版物有：上海博物館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收碑文245篇；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收碑文90篇；蘇州曆史博物館、江蘇師範學院曆史系和南京大學曆史系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收碑文258篇&mdash&mdash主要是南京大學洪煥椿教授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和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合編《清代地租剝削形态》，收乾隆朝刑部檔案399宗。
新出版的廈門大學傅衣淩教授著《明朝社會經濟史論文集》，收著者40年代起30年來發表的論文29篇。
最近出版的研究明清農村社會的著作有何齡修等著《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mdash&mdash孔府研究》，和葉顯恩著《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研究1860&mdash1916年中國現代化的頗具雄心的計劃，至今已出版研究專著四種。
每個行省研究專集挂有叢書名《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每卷書名給出省名：蘇雲峰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mdash1916》；張玉法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mdash1916》；李國祁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1860&mdash1916》；以及張朋園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mdash1916》。
最近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研究晚清民國時期近代工業及其他企業的出版物有：張國輝著《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劉鴻生企業史料》；以及至今已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藏未發表過的盛宣懷檔案四卷：陳旭麓、顧廷龍、汪熙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
50年代後期，周恩來總理力勸非共産黨人士撰寫1949年以前他們親身經曆的回憶錄。
成果是前軍閥、國民黨官員、國民黨軍将領、教育家及其他人士的回憶錄大量湧現。
這類史料的第一卷以《文史資料選輯》的書名在1960年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出版。
其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各省、各大城市乃至在若幹縣的委員會也開始出版各個地方的《文史資料》。
關于1960&mdash1981年出版的各種《文史資料》的篇目索引，見《五十二種文史資料篇目分類索引》。
最近的社會史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出版的勞工運動文獻資料有：廣東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mdash1923》。
新的研究成果大大補充了讓·謝諾著《中國勞工運動，1919&mdash1927年》的内容。
陳明銶《勞工與帝國：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勞工運動，1895&mdash1927年》；蓋爾·赫沙特：《飛錘走鑿：三條石工人》；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紗廠女工，1912&mdash1949年》和《包身工制度與女工：解放前上海的紗廠》；林達·謝弗：《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人運動，1920&mdash1923年》；戴維·斯特蘭德和理查德·韋納：《20世紀20年代北京社會運動與政治言論：1929年10月22日電車風潮分析》，這些論著增加了我們關于中國無産階級的知識。
小安格斯·麥克唐納著《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也有關于湖南勞工運動的資料。
陳明銶編著《中國勞工運動的曆史編纂學，1895&mdash1949年》是一部書目指南。
兩部經濟思想&mdash&mdash意義非常概括&mdash&mdash史著作内容相當廣泛：趙靖和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侯厚吉和吳其敬：《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第一卷（1840&mdash1864年）。
同時，美國史學者關于西方對中國影響的理論和論述，在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曆史》中得到批判的評介。
社會史研究大大得到史堅雅等人編著《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1973年）三大卷的幫助。
研究中國農村史的美國史學者也已吸收了在其他農民社會的研究中發展起來的理論框架。
史堅雅著《中國農民與封閉社會：開放和關閉的個案》提出村民與村外社會接觸程度的循環變異。
其他學者已利用埃裡克·沃爾夫著《20世紀的農民戰争》、詹姆斯·斯科特著《農民的道德經濟》、塞缪爾·波普金著《有理性的農民：越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及埃裡克·霍布斯鮑姆著《原始的造反者》等著作。
關于使沃爾夫-斯科特&ldquo道德經濟&rdquo概念适應中國情況的若幹問題，見于詹姆斯·M.波拉切克著《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mdash1934年）》和《亞洲社會的農民戰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經濟途徑&mdash&mdash專題論集》[《亞洲研究雜志》第5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753&mdash868頁]所收其他文章。
上個十年的許多出版物分屬于下述四類之一：可與文化人類學或人口理論結合的連鎖區域分析和空間研究；上層階級研究；農村社會和農民造反研究；以及關于城市無産者的論著。
在這個正在迅速發展的領域，上面提到的論文可望不久以書籍的形式出版。
區域分析以不同的方式由吉爾伯特·羅茲曼著《中國清代的城市網和德川時代的日本》、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與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中的史堅雅及其他人的論文表現出來。
源出于史堅雅的市場體系理論的分析法也由台北史學者在錯綜複雜的研究中使用，例如，李國祁和朱鴻著《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
史堅雅著《中華帝國晚期的流動戰略》把區域分析和家族研究結合起來。
城市化問題在蘇珊·曼著《中國的城市化與曆史變遷》中有進一步的探讨。
地方研究著作不斷增加，今舉三例：寇爾：《紹興：清代社會史研究》；威廉·羅：《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876&mdash1889年》；以及蘭德爾·斯特羅斯：《困難的工作：中國江蘇西部農業的政治經濟，1911&mdash1937年》。
劉耀著《太平天國失敗後江南農村經濟變化的再探讨》，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商業化的作用。
社會史學者也已轉向文化人類學以求深入研究。
詹姆斯·沃森著《中國親屬關系再探讨；曆史研究的人類學觀點》是有關親屬關系，特别是宗族的人類學文獻的一個内容廣泛的指南。
基本人類學分析法由莫裡斯·弗裡曼編《中國社會的家庭與親屬關系》和阿瑟·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上的論文表現出來。
根據社會經濟環境運用文化人類學原理的新努力，可以斯特萬·哈勒爾著《犁頭農村：台灣文化與環境》作為範例。
魯比·S.沃森著《華南的階級差别與姻親關系》把親戚關系與階級結構結合起來研究。
帕特裡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著《中華帝國晚期的親屬組織》首先采用曆史人類學的有組織分析法。
人口研究的新階段以何炳棣著《中國人口研究，1368&mdash1953年》作為起點，但是該專著使用歐洲人口史研究中發展起來的方法論。
詹姆斯·李著《中國西南部的糧食供應與人口增長》及詹姆斯·李和羅伯特·恩格著《18世紀滿洲的人口及家史：島夷人，1774&mdash1798年》說明這種趨向。
王樹槐著《清末民初江蘇省的人口發展》是一篇詳細研究該省人口發展的論文。
傅築夫著《人口因素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所産生的重大影響》及周源和著《清代人口研究》，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研究上的成果。
皮埃爾-艾蒂安·維爾著《18世紀的中國官吏與饑荒》； 《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所載《糧食、饑荒與中國國家&mdash&mdash專題論叢》中的全部論文；以及詹姆斯·李、皮埃爾-艾蒂安·維爾和王國斌編《清代的國家倉廪與糧食供應，1650&mdash1850年》，在糧食供應、政府政策及人口的研究上開拓出新領域。
在美國，上等階級研究大多集中在名流而不在中國傳統的商紳劃分或民國時期更不完全的上層階級劃分上。
代表作有：肖邦齊著《四川地方名流的構成和作用》和瑪麗·巴克斯·蘭金著《城鄉連續性：浙江兩個集鎮的望族》。
肖邦齊著《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分析核心和周邊地帶内浙江省名流的組織發展。
名流制度的研究除親屬方面外尚落後，但是，理查德·J.史密斯著《中國文化遺産》分析了禮的普遍效用和秩序感。
研究行會的基本著作仍然是何炳棣著《中國會館史論》和根岸佶著《上海之行會》。
加裡·G.漢密爾頓著《區域性的行會與中國城市：比較觀點》把中國這類行會同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發展中社會的行會比較。
汪士信著《我國手工業行會的産生、性質及其作用》是一篇研究清代行會的增長知識的論文。
更為人熟悉的中國階級劃分也已得到了學者的注意。
關于資産階級，見本書上卷12章白吉爾的書目注釋。
特别是，日本的曆史學者繼續研究以等級地位和土地所有來界定的士紳社會。
載在《史學雜志》每年五月号上的書目提要《日本的明清研究》和《日本的鴉片戰争以後的中國研究》是這方面研究及日本在社會史其他方面研究的良好指南。
正如上面提到的，《史學雜志》1978&mdash1982年書目提要已由喬舒亞·福格爾翻譯成英文，刊載在《清史問題》第4卷第3期、第4卷第6&mdash10期和第5卷第1期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學者所進行的社會階級之曆史研究，按照密切結合曆史發展諸階段社會經濟史的馬克思主義模式進行。
清代社會史大多聯系到上面提到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經君健著《論清代社會的等級結構》是一篇極好的理論綜述。
在美國史學者所作對上等階級的詳細研究中，弗蘭克·洛耶夫斯基著《蘇州租棧：晚清的佃租管理》對村松祜次的仍然具有權威的地主租棧研究專著提出一些新觀點，村松祜次的專著已以英文摘要為《晚清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證研究》。
詹姆斯·波拉切克著《士紳霸權：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考察江南上層士紳社會。
張仲禮的著名著作《中國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與何炳棣著《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仍然是研究士紳的主要起點。
一篇令人發生興趣的更近發表的論文是王思治著《宗族制度淺論》。
為深入了解學者階級中個人關系的錯綜複雜，見詹姆斯·波拉切克著的等待出版的書稿《内部的鴉片戰争》和邝兆江著《百日維新的拼花圖案：人物、政治及思想》。
尚有更多研究已指向農村社會和農民造反，對這方面研究來說，蕭公權著《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仍然是重要的基礎。
日本學者研究土地關系的大量論著在琳達·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日本學者關于中國農村社會變化的學術成果》中得到介紹。
黃宗智著《華北農民經濟與社會變遷》是一部研究華北農村社會的大作。
魏菲德著《造反與革命：中國曆史中的民衆運動研究》和劉廣京著《世界觀與農民造反：對毛澤東以後的編史學的看法》，是兩部關于農民造反論著的内容廣泛的指南。
後者集中介紹1978年以後中國學者的曆史論著，而詹姆斯·P.哈裡森著《共産黨與中國農民造反：重寫中國曆史的研究》仍然是介紹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編史學的一部标準著作。
載于《現代中國》季刊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的周錫瑞著《農民造反專題論集：若幹介紹性評論》提出更多的觀點。
周錫瑞著《論義和拳運動的社會成因》重新解釋義和團叛亂。
裴宜理著《社會盜匪活動再探：中國土匪白朗個案》對民國初期白朗起義提出新觀點。
讓·謝諾編《中國民衆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所收的論文是研究農村非法組織這一重要方面的指南。
中國的史學者看來似乎對造反比對秘密會社本身更注意一些，但是秘密會社也已得到應有的注意。
蔡少卿著《哥老會與1891年長江流域的反洋教鬥争》和胡珠生著《青幫史初探》就是實例。
民間教派已吸引學者更多的注意。
歐大年著《民間佛教、傳統中國晚期的反政府教派》、歐大年著《抉擇：中國社會中的民間教派》及斯特萬·哈勒爾和裴宜理著《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導論》，提供了總框架。
韓書瑞著《中國的太平盛世叛亂：1813年的八卦教起義》是19世紀初一次重要的起義的個案研究。
其他教派研究成果的論文發表于《現代中國》季刊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和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專題論集。
孔斐力著《太平天國幻想的淵源》，把太平天國的太平盛世觀放在中西理論框架内。
魯道夫·G.瓦格納著《重新制定天國的美景：宗教在太平軍造反中的作用》是對洪秀全宗教的内容及影響之傾向的革命的分析。
近來的論著已把農村社會模式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突出起來；許多論著已把研究集中于其社會關系未必與更穩定、繁榮的農業核心内的社會關系一緻的動蕩不安地區上。
裴宜理著《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mdash1945年》運用社會生學态原理和社會戰略的人類學概念來分析華北平原的極貧困部分100年來的動亂；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