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J.拉姆利著《械鬥：中國東南部的暴力病态》研究廣東省地方性不穩狀态。
艾恺著《轉變中的鄉村名流：中國文化危機與合法性問題》研究民國時期農村分離派、軍閥領袖人物的上層社會。
R.G.蒂德曼著《盜匪活動的持續：華北平原邊緣地區的事件》和菲利普·比林斯利著《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華民國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層下》，提供關于民國時期華北社會動蕩不安的更多情況。
戴維·富爾著《中國江蘇省的地方政治動亂，1870&mdash1911年》研究城市化了的長江下遊非常不同環境中的社會動蕩不安的原因。
羅克珊·普拉茲尼阿克著《中國農村的社會與抗議：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稅與縣鄉政治》研究清代最後十年出現的新社會緊張狀态。
阿瑟·羅森鮑姆著《士紳權力與1910年長沙米風潮》是一篇詳細研究大城市風潮的論文，周錫瑞著《中國的維新與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也用不同的方法分析這次風潮。
當然，有許多别的不屬于上述分類的論著。
喬舒亞·A.福格爾和威廉·A.羅編《關于變化中的中國的若幹看法：韋慕庭教授紀念論文集》編入各種各樣研究民國的論著。
婦女史也已受到注意。
這方面的優秀入門書是馬傑裡·沃爾夫和羅克珊·威特克編：《中國社會的婦女》。
謝爾曼·科克倫和安德魯·謝譯《中國一日，1936年5月21日》，是1936年上海出版的那一天的五花八門的（确有進步傾向的）個人生活自述文集的删節本。
該書豐富多彩的内容是這類1870年以來報刊上尚待研究資料的初步發掘。
蘇聯關于晚清及中華民國的研究
在一個尚告完整的世界，所有國家研究中國的史學者都會出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來了解中國近代史，即使看法紛纭。
在這樣一個思想世界市場，全面一緻大概會小于全面争論，但是，撰寫出來的曆史要堅持做到更充分地掌握可核實的史實和理論解釋。
近來，研究中國的史學者的接觸和交流已在中國、日本及大西洋共同體三大中國學區域之間迅速增加，但是，與第四大區域蘇聯的接觸和交流增加不太迅速。
這是由于若幹原因。
蘇聯境外研究中國的專家，能閱讀俄文者不多，蘇聯研究中國的專家派往國外不多，蘇聯出版物不易獲得。
研究主題，和研究者一樣，在蘇聯受到政治标準的鑒定和限制。
盡管如此，越來越多的曆史研究學術成果自1960年以來已經在蘇聯出現，其中很多涉及一些對研究中國的非蘇聯史學者來說有興趣的題目。
正如普林斯頓大學吉爾伯特·羅茲曼教授在《蘇聯對前近代中國的研究：最近研究成果評估》所說，&ldquo蘇聯作者的中國史及文學研究項目非常衆多、範圍很廣，而且往往在主題的選擇上具有特色或在解釋上具有創見&rdquo。
羅茲曼教授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賈士傑教授在上述著作中論述了蘇聯學者的種種晚清民初研究論著。
研究主題包括早期廣州人的愛國精神，太平天國、撚軍和義和團運動，帝國主義與19世紀90年代的維新，孫逸仙，立憲運動與革命思想，以及辛亥革命。
關于社會經濟變革，有很多論著論及城市、手工藝行會、早期資本主義與土地關系；也論及農民造反、1925&mdash1927年革命、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産黨的對農民政策，以及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國家資本主義。
目前研究興趣的廣度由讨論中國社會與國家問題年會出版的報告百餘種表現出來，這些報告印數有限，一般編成三卷，由莫斯科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部L.P.傑柳辛編。
總之，蘇聯的中國學家，即使與外國隔絕接觸，還是和在其他國家的研究中國史學者一樣，利用同樣的史料，研究許多相同的課題。
第二章和第十章 中國的對外關系，1911&mdash1949年
近代日本在中國的擴張和侵略由馬裡烏斯·詹森著《日本與中國：從戰争到和平，1894&mdash1972年》提供最好的介紹。
關于日本在民國初期卷入中國内政，見同作者所著《日本人與孫逸仙》。
更多的情況，主要根據中國史料，可從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所收歐内斯特·P.揚和馬德琳·池的論文得到。
在用日文撰寫的研究論著中，最有用的是栗原健《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mdash&mdash日俄戰後起至大正期止》；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mdash&mdash大正時代》；角田順《滿洲問題與國防方針&mdash&mdash明治後期國防環境的變化》；以及崛川武夫：《遠東國際政治史概論：二十一條要求研究》。
民國初期也已是研究西方外交的史學者的一個研究課題。
例如，可見到彼得·洛：《英國與日本，1911&mdash1915年》；和詹姆斯·裡德：《傳道精神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mdash1915年》。
後一部著作把美國政策放在差會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增大的格局中研究。
差會在美國國内和在中國的影響是一種吸引人注意的曆史現象，一些寫得極好的專題著作已探讨這個問題，其中有瓦倫丁·拉伯：《美國在華差會的國内基地，1880&mdash1920年》和簡·亨特：《上流階層的信仰：美國女傳教士在世紀轉換時的中國》。
從二十一條到凡爾賽和會的喧嚷時期已由許多作者論述，但是，幾乎全部在于中國政治和知識分子運動方面。
論述中國對外關系的最佳著作仍是馬德琳·池著《中國外交，1914&mdash1918年》。
關于激起&ldquo五四&rdquo運動的山東問題，見拉塞爾·法菲爾德：《威爾遜與遠東》；諾埃爾·H.普加奇：《芮恩施》；以及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mdash1923年的英日關系研究》。
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對外事務研究得最好的時期之一。
人們可以從多蘿西·博格著《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1925&mdash1928年》着手，該著作的開拓性貢獻已為其他一些著作擴充，這些著作有：保羅·瓦格：《傳教士、中國人及外交官》；沃倫·I.科恩：《中國派：顧臨、拉門德、索克思與美國&mdash東亞關系》；以及羅伯特·奧爾伯特·戴耶：《在華的銀行家和外交官，1917&mdash1925年》。
華盛頓會議以後亞洲國際關系仍是一個生動的讨論課題。
研究華盛頓會議的最佳著作是羅傑·丁曼著《太平洋的軍事力量》。
至于主要概念的介紹，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mdash1931年》。
20世紀20年代日本對華政策在一些專論中得到很好的研究，這些專論有馬場伸也著《進退維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頓著《田中義一與日本對華政策》，細谷千博和齋藤真著《華盛頓會議體制與日美關系》中的幾篇論文；以及入江昭和有賀貞編著《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日本外交》所收麻田貞雄、宇野重昭和大煙笃四郎的論文。
世界經濟危機時期&ldquo華盛頓會議體制&rdquo的崩潰，在克裡斯托弗·索恩著《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國際聯盟和1931&mdash1933年遠東危機》中得到很好的研究。
遠東危機本身也有學者研究，專著有緒方貞子著《在滿洲的挑戰》；臼井勝美著《滿洲事變》；詹姆斯·B.克勞利著《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島田俊彥著《滿洲事變》。
至于對美國幫助中國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動亂所作的極好論述，也見小詹姆斯·C.湯姆森著《中國面向西方之時：美國改革者在國民黨中國，1928&mdash1937年》。
1931&mdash1945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曆史，也由家永三郎著《太平洋戰争》予以生動的論述。
在這部著作中，這位著名的日本曆史學家以自我批判、悔恨的心情撰寫種種事件。
許多與這位學者同時代的人，以及年輕的作者，合作出版了角田順編《通向太平洋戰争之路》。
後一部著作是1962&mdash1963年出版的若幹日本大史學家的七卷論文集，仍然保持檔案史料的發掘和勇于形成的概念所産生的新鮮感。
這部論文集已有若幹卷譯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斯·W.莫利編《中國的困境：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1933&mdash1941年》和《日本通向太平洋戰争之路：日本突然爆發。
倫敦海軍裁軍會議和滿洲事變，1928&mdash1932年》。
用英文撰寫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日本擴張主義思想的最佳專著，有馬克·皮蒂著《石原莞爾》和邁爾斯·弗萊徹著《對新秩序的追求：戰前日本的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
史學界有研究西方列強對中日沖突的反應的權威著作。
關于美國的反應見多蘿西·博格著《美國與1933&mdash1938年的遠東危機》；關于德國的反應，見約翰·P.福克斯著《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mdash1938年》；關于英國的反應，見安妮·特羅特著《英國與東亞，1933&mdash1937年》，斯蒂芬·萊昂·恩迪科特著《外交與企業：英國對華政策，1933&mdash1937年》和威廉·羅傑·路易斯著《英國的遠東戰略，1919&mdash1939年》。
珍珠港事變前夕亞洲的英美外交已是一代學者熱烈讨論的課題。
主要問題是中國在造成日美之間的危機和最後終于爆發戰争中所起的作用。
最近出版的專著，如彼得·洛著《英國與太平洋戰争的原因》和戴維·雷諾茲著《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詳細的分析。
在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專著，有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編的兩卷多國合作的論文集《作為曆史的珍珠港事變》所收的多篇論文，和伊恩·尼什編《英日疏遠，1919&mdash1952年》。
可惜，論及20世紀30年代中國對外政策的專著不多。
這種狀況部分地反映文獻資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學者的主要興趣在于研究中國國内政治，特别是國共關系。
幾乎全部通過日本及西方史料來研究中國對外事務的反常狀态，有朝一日将會得到矯正。
同時，學者應利用這方面的已出版的為數不多的專著，如吳天威著《西安事變》，以及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所收蘇珊·漢·馬什、易勞逸和入江昭的論文。
關于近年研究中國對日本侵略的反應的日本學者論文編目，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戰後日本之國際政治學》。
戰時中國外交事務已再度傾向于由學者通過大國對外政策來加以研究。
最近出版的書中有克裡斯托弗·索恩著《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國、英國與對日本的戰争，1941&mdash1945年》，邁克爾·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mdash1945年》和入江昭著《實力與文化：日美戰争，1941&mdash1945年》。
由于美國在中國政治和經濟中的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國問題在戰後美國政治中引起的争論，戰時和戰後的美中關系成為一個特殊範疇。
鄒谠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mdash1950年》是這個課題的開拓性研究專著，現在已由其他學者利用鄒谠當時不能獲得的檔案文獻加以增補，雖然并未完全取代。
例如，見拉塞爾·D.布海特著《赫爾利與美國對外政策》，肯尼思·徹恩著《在中國的困境：美國政策辯論，1945年》，保羅·A.瓦格著《門戶的關閉：中美關系，1936&mdash1946年》，威爾馬·費爾班克著《美國在中國的文化實驗》，和加裡·梅著《代人受過的中國通：範宣德的外交考驗》。
美國戰後對華戰略已由學者充分研究，有多蘿西·博格和沃爾多·海因裡希斯編《不确定的年代：1947&mdash1950年的中美關系》所收的論文，羅伯特·布盧姆著《限制：美國東亞遏制政策的由來》，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關系和承認問題的争論，1949&mdash1950年》，和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著《通往對抗的道路：美國對中國和朝鮮的政策，1947&mdash1950年》，所有這些研究專著都需要在戰後亞洲國際事務的更大格局中叙述。
這方面有用的專著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唐納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韋爾萊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東亞國際政治》，入江昭著《亞洲的冷戰》，和中嶺雄著《中蘇對立與現代：戰後亞洲之再考察》。
第三章 南京十年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27&mdash1937年
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為止，史學界很少研究南京十年的曆史。
然而，從那時以後，南京十年已成為曆史探究的最熱門和最引起興趣的時期之一，部分原因是對這個時期的解釋争論激烈。
1970年，薛光前編《緊張的十年：中國建國的努力，1927&mdash1932年》出版，該書是一部專題論集，所收論文大部分是具有親國民黨的同情情緒的學者撰寫的。
那些論文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經濟和教育諸方面，總的意思是國民黨建立了國力的穩固基礎。
薛光前及那些論文著者認為，如果中日戰争不在1937年爆發，中國就會成為現代繁榮的國家。
于爾根·多梅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巨著《推遲的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治，1923&mdash1937年》中，也有和薛光前的解釋一樣的樂觀情緒。
然而，多梅斯也坦率地提到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後迅速地失去革命勢頭，不能博得民衆擁護，而且缺乏實行土地改革的能力。
撇開這似乎自相矛盾的解釋，多梅斯的專著是現有的一部研究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制度和政策的最博學的著作。
薛光前和多梅斯對國民黨的有利評估，不久以後受到兩部強調國民黨制度及綱領的缺點的專著挑戰。
第一部是田弘茂著《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mdash1937年》。
田弘茂研究國民黨制度及行政結構之後，斷定至少到1937年的時候，這些結構在組織上太弱，不能建立強大統一的國家。
易勞逸著《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mdash1937年》特别強調國民黨在1927年掌權之後失去革命推動力；易勞逸依靠研究以後十年一連串的政治及經濟現象，試圖為那個論點提供論據。
其他專著更狹窄地集中注意力于南京十年的一些個别的方面。
錢端升研究這個時期的政治制度作為他的兩部權威專著的部分内容，這兩部專著是《民國政制史》和《中國的政府與政治》。
最詳細地研究這個時期國民黨史的專著是張其昀著《黨史概要》五卷，不過必須考慮到著者的親國民黨偏向。
涉及這個時期的蔣介石傳記尚無可以無條件推薦的著作，不過下列著作可能顯得有趣：董顯光著《蔣介石》和布賴恩·克羅澤著《失去中國的人：第一部蔣介石全傳》。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大量出版的研究南京十年專著中的第一部，是約翰·伊斯雷爾著《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mdash1937年》，該專著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生對日本侵略的愛國反應。
日本侵華問題本身在畢恩來所著依然有用的《日本在中國》，在周開慶著《抗戰以前之中日關系》和在秦郁彥著《日中戰争史》中得到論述。
通過日本政治過程理解日本對華政策，是詹姆斯·B.克勞利著《日本探求自主：國家安全對外政策，1930&mdash1938年》和詹姆斯·威廉·莫利編《中國的困境：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1933&mdash1941年》研究的課題。
後一部專著收有日文八卷研究專著《通向太平洋戰争之路：開戰外交史》的譯文。
西安事變在逐漸導緻1937年中日戰争爆發諸事件中是重要的事件，最近已由吳天威著《西安事變：現在中國史的支點》重新研究。
這個時期的軍事方面，在劉馥著《現代中國軍事史》中被卓越地勾畫出來。
國民黨在努力實行軍隊現代化的過程中非常依賴德國，威廉·C.柯爾比在他所著的《德國與中華民國》中分析了這種重要的聯系。
由于中國經濟史研究一般發展落後，令人意想不到，南京十年的經濟竟比這個時期大多數方面受到更多的注意。
兩部在20世紀30年代寫成的優秀著作提供全面的背景：蔔凱著《中國土地的利用》和R.H.托尼著《中國的土地與勞動》。
具有有價值的統計分析的專著，是劉大中著《中國國民所得，1931&mdash1936年：初步研究》和劉大中、葉孔嘉合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所得與經濟發展，1933&mdash1959年》。
楊格在1929&mdash1947年任國民黨政府财政顧問，集中研究貨币問題，但也在他所著《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mdash1937年：财政和經濟記錄》中廣泛地提供了對經濟的清楚見識。
銀行和貨币市場在弗蘭克·M.塔馬格納著《中國銀行業和财政》中得到研究。
關于現代部門的發展的有用研究專著，有程玉桂著《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和約翰·K.張著《共産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
這個時期的研究越來越精深，這在數量日益增多的（有些尚未發表）集中研究國民黨統治下中國地方及區域諸方面的專著中得到證明。
這類專著的第一部是帕克斯·M.科布爾著《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mdash1937年》，該書強調上海國民黨和企業家階層關系緊張。
科布爾的解釋在理查德·克拉倫斯·布什著《國民黨中國的棉織品政治》中受到挑戰。
國民黨與地方士紳的關系在兩篇博士學位論文中得到研究：諾埃爾·雷·邁納著《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mdash1937年》和布拉德利·肯特·蓋澤特著《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mdash1927年》。
林振華以一省為焦點進行類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