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著博士學位論文《國民黨在江西：圍剿共産黨根據地，1930&mdash1934年》中評估國民黨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所作的努力。
若幹類似的南京十年時期研究目前在準備階段中。
有關南京十年的主要史料往往分散各處，散布很廣。
讀者可在多梅斯、田弘茂、易勞逸和上面提到的其他人的著作中以及在本書其他文章的書目中找到參考信息。
第四章 共産主義運動
由于研究早期中國共産黨的基本專著已在本書上卷《書目介紹》第10節中提到，我們不拟在此重複。
關于中國共産黨早期，最重要的唯一檔案史料來源是陳誠檔案縮微膠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可以容易得到。
檔案不僅有油印的政府法令和黨的決議，而且有許多期刊，如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紅軍機關報《紅星》、共産黨和青年團刊物《紅旗》、《鬥争》、《布爾塞維克》和《實話》&mdash&mdash全是研究者必須閱讀的史料。
1925&mdash1935年共産國際機關刊物《國際時事通信》仍然是最重要的史料。
按時序，這個時期從1927年夏至1928年夏瞿秋白領導中國共産黨開始。
論瞿秋白的政策及其實施的唯一英文專著是蕭作梁著《1927年的中國共産主義：城市與鄉村的對抗》，而在中文著作中，這段曆史要複雜得多，觸及共産黨史的所有問題。
在1945年4月20日通過的關于黨的曆史的著名決議中，雖然瞿秋白的領導未被說成&ldquo路線&rdquo，但是被說成&ldquo左傾主義&rdquo、&ldquo冒險主義&rdquo、&ldquo命令主義&rdquo和&ldquo宗派主義&rdquo，同時又被說成&ldquo極端民主&rdquo。
這種混淆不清的評價在文化革命時期發展成毫不含糊的譴責，終于在1980年發展成了進一步的含糊不清。
直到現在，尚沒有學者作出認真的嘗試來撰寫一部關于瞿秋白領導的專著。
李立三時期在R.C.桑頓的力作《共産國際與中國共産黨，1928&mdash1931年》中有論述。
李立三也在1945年決議中受到嚴厲批評，然而關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中文學術專著尚告阙如。
關于土地革命和蘇維埃的建立，蕭作梁的兩部早一些時候出版的編著《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1930&mdash1934年》和《中國土地革命，1930&mdash1934年》仍是最好的專著。
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學者興趣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問題，終于産生三部深入研究的專著&mdash&mdash約翰·E.魯著《居于反對派地位的毛澤東，1927&mdash1935年》，金一平（音）著《中國共産主義政治》和T.勒特菲特著《中國共産主義，1931&mdash1934年》。
對于江西蘇維埃的更全面研究，見于曹伯一著《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
蘇聯在這些年及以後年月所起的作用，在查爾斯·B.麥克萊恩著《蘇聯政策與中國共産黨，1931&mdash1946年》中得到概括的研究。
而對毛澤東持嚴厲批評态度的别的觀點，由在中國服務的最後一位共産國際顧問奧托·布勞恩（李德）著《中國紀事，1932&mdash1939年》提出。
關于這個時期的文獻資料集，有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共匪重要資料彙編》兩卷和劉培善編《中國共産黨在江西地區領導革命鬥争的曆史資料》。
長征緊接在中央蘇維埃毀滅之後。
關于長征的研究專著，有迪克·威爾遜著《長征，1935年》及喬治·瓦爾特和胡繼喜（音）著《他們有十萬人（長征，1935年）》。
關于長征的中文著作，數量太多以緻不能在此提到，可惜大多是有逸事趣味的回憶錄，不是嚴肅的曆史。
全世界對這個史詩般的事件的戰略和戰術決定、組織和後勤補給所知甚少。
而且，全世界對紅軍的組織訓練、後勤補給、獎懲及其他許多方面也所知甚少。
約翰·吉廷斯著《中國紅軍的任務》和塞缪爾·B.格裡菲思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兩書應同兩部中文書一起閱讀，這兩部中文書是台北國防部戰史局編《剿匪戰史》六卷和薛嶽著《剿匪紀實》，内容都詳盡得多。
塞缪爾·B.格裡菲思的《毛澤東論遊擊戰》可以同瓦爾特·拉克爾著《遊擊戰：曆史的批判的研究》（特别是第6章）一起閱讀。
毛澤東的著作及傳記在本提要最後一節加以介紹。
關于中國共産黨領導人的傳記資料浩如煙海，但分散在中文資料中，而英文傳記著作尚失于膚淺。
史沫特萊著《偉大的道路》叙述朱德的生平，韋爾斯在所著《紅色塵土》中概略地講述了其他若幹中國共産黨領袖。
近年，西方學者已在注意研究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社會經濟根源。
讓·謝諾著《中國勞工運動，1919&mdash1927年》是一部不朽的開拓性專著，接着有彼得·施蘭著《遊擊經濟》和安格斯·麥克唐納著《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
最近出版的專著是黃宗智等人的《中國共産黨與農村社會，1927&mdash1934年》和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mdash1934年》，兩書表現出中國社會動蕩不安問題研究中的一種新趨向。
1933年、1934年和1935年《國聞周報》刊載了分别由成昌盛、漆琪生和循實撰寫的三組文章，全涉及共産黨運動的社會經濟方面。
王凡西著《雙山回憶錄》概括地闡明一個中國共産黨員（托派分子）的政治社會化和黨的生活。
這部回憶錄與盛嶽著《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個人經曆》成為姊妹篇。
1977年以後，中國曆史學者對黨史的修正着重史實的核實，以及政治事件和人物，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編纂和叙述。
像唐寶林著《試論陳獨秀與托派的關系》（《曆史研究》1981年第6期）那樣的解釋性論文罕見。
一個新趨向是把土地革命時期的注意力從江西中央蘇區轉移到其他蘇區，如華中師範學院黨史學者編的《鄂豫皖蘇區革命史資料選編》第一卷和《川陝革命根據地曆史文獻選編》兩卷。
中國也出版一批關于周恩來、賀龍及其他人，甚至包括向來不聞名的中國共産黨創建人包惠僧的書籍。
這些趨向有助于矯正黨史史料中的不平衡狀态&mdash&mdash除了毛澤東、江西蘇區、第一方面軍外，别的人也對共産黨運動做出了貢獻。
胡華主編的多卷集《中共黨史人物傳》已于1981年在西安開始出版，格外值得注意。
胡華已修訂他所著《中國革命史講義》（兩卷），尚無别的新民主革命時期的通史出現，取而代之。
這個問題在阿裡夫·德裡克著《革命與曆史：中國馬克思主義編史學的淵源，1919&mdash1937年》中得到評述。
第五章 土地制度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許多著作論述中國日益惡化的土地狀況。
馬若孟著《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mdash1949年》第2章對若幹這類著作作了評介，并試圖把大多數這類著作分為各種類型。
這部研究專著也含有關于20世紀華北農業的内容廣泛的書目。
天野元之助著《中國農業之諸問題》附有1952年以前的中國土地狀況研究專著的包羅最豐富的書目。
這個時期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田中正俊在《亞洲經濟》第19卷第1&mdash2期（1978年1&mdash2月）第41&mdash51頁上作了最好的評介。
1953年以後日本學者的研究狀況，可見于蒲地典子、費正清和市古宙三編《1953年以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第368&mdash393頁。
當然，還可參考史堅雅等編《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三卷。
民國時期可靠的農作物收獲統計資料的兩大來源，是蔔凱著《中國土地的利用》和張心一在1929&mdash1931年所作的農作物收獲統計調查。
前者是根據22個省168個縣16786塊農田的樣本，後者是在政府刊物《統計月報》若幹期上的報道，請格外注意該刊1932年1&mdash2月号的彙總報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調查由1934年8月2日設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員會實施。
該委員會使用來自各政府部門和大學的人員3000名在22個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這次調查在每個省抽選至少20%的縣，然後從每個縣抽選20%的農戶作為對象，按農戶土地、收入、支出等項進行調查。
這次調查的完整詳細數據，除普遍調查結果的彙總表外，因中日戰争爆發而未發表出來。
1937年在南京發表的初步報告是《全國調查報告》。
南滿洲鐵道會社調查部在中國各城市設有分部，分部職員展開數百次鄉村調查和旅行調查，收集有關中國農村經濟、社會及政治狀況的情報。
這類報告有許多可見于約翰·揚著《南滿洲鐵道會社的調查活動，1907&mdash1945年》。
南滿洲鐵道會社從1919年直至1944年末印行《滿鐵調查月報》，該月報載有那數十年數量相當多的原始的和有特色的村莊及鄉村地方狀況調查，是關于民國時代農業社會的最好史料來源之一。
《調查月報》是另一種日文期刊，1939年創刊，繼續出版到1944年末。
關于學者尚知道甚少的抗戰時期（1937&mdash1945年），可參考成都金陵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收集的并在期刊《經濟事實》（1936年9月至1946年1月，第1&mdash53期）發表的有價值的原始資料。
《經濟事實》是重慶戰時政府印行的經濟統計月刊，該刊提供了研究戰時條件下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學者幾乎尚未觸及的豐富資料。
該刊載有諸如谷物銷售、作物生産費用、按農田大小的勞力和資本分配、土地使用模式、運輸費用和各社會階級的生活水平之類主題的調查以及蔔凱的許多在别處不能得到的文章。
中國農村社會的契約方面，已由陳張富美和馬若孟在《清史問題》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和第3卷第10期（1978年11月）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加以探讨。
由這兩位作者譯成英文的約50宗契約，展示了農戶之間在其生活周期的過程中種類繁多的資源交換。
羅伯特·阿什著《中國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蘇省》是關于20世紀30年代土地租佃和農村收入變化的一部有用的概要著作。
這部研究專著描述了世界經濟蕭條和國内通貨緊縮嚴重打擊農村經濟結構時江蘇省不斷惡化的農村狀況。
通過對全國土地委員會1937年調查報告進行的有創造性的分析，小查爾斯·羅伯特·羅爾估計出16個省170萬農戶收入的分配（《中國農村收入的分配：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較》）。
羅爾也估計出1952年收入分配，并且發現由于實行共産黨土地分配綱領的結果，收入結構中的不均衡比1937年低1/3左右。
屬羅爾所認為的造成30年代非常不均衡的收入分配的因素之列的，是不均衡的土地所有與耕作和其他獲取收入副業間勞力配置的彈性。
然而，在農戶可把更多勞力配置到非耕作活動的地區，收入分配比較均衡。
按區域研究1949年以前的農業，是日本研究中國農業的主要學者在最近的大作中采用的方式：天野元之助著《中國農業之區域發展》。
關于滿洲農村，參考中兼勝義著《舊滿洲農村社會經濟結構之分析》。
根據1944年進行的調查，今崛誠二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其曆史與革命前夕的現實》非常詳細地描述了華北農村。
一批新獲得的關于中國土地狀況的原始資料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學校的200卷論文（包括實地調查筆記），這些論文是在20世紀30年代由就各種各樣農村行政和鄉村問題進行實地調查的碩士學位生撰寫的。
這些論文由蕭铮主編，1977年由成文書局以《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叢書形式在台灣出版。
也可查閱台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據剪報編成的有價值的索引：《民國二○三○年代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
第六章 農民運動
雖然鄧嗣禹著《抗議和犯罪在中國：秘密結社、民衆起義、農民造反的書目》包括中國曆史所有時期，但是，所有近4000條書目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涉及20世紀上半期的事件。
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除本書第6章腳注（《自發的抗租抗稅》節）涉及的檔案外，僅藏與地方農民鬥争有關的少量檔案。
主要見檔1/2/999：《江蘇安徽湖南等省農民抗租鬥争》（1929&mdash1941年）和檔1/2/1000：《蘇皖湘等省農民抗租鬥争》（1929年11月至1930年1月）。
雖然比檔1/2/1000多得多，但檔1/2/999幾乎不含關于風潮或其他集體暴力行動的資料。
然而，該檔提供很多關于争端、控訴或請求的資料（如佃農請求官員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訴軍隊把出租給他們的土地收回）。
美國檔案館提供不太詳細的報告，但頗多提到特别是在美國領事館駐地附近的農民騷亂。
特别有用的資料是領事館每月報告（國務院檔：893.00PR），以及檔893.43（秘密會社），893.48（災難、饑荒狀況），893.108（犯罪，匪患）。
珍貴的資料也零星分散在檔893.00（政治事務）和893.00B（布爾什維主義）的大量資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國報刊報道的摘要可見于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三輯，1927&mdash1937》（見第1012&mdash1033頁）和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以及《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
更詳細一些的農民風潮的報道有時出現在和以上三部資料集一樣具有&ldquo左&rdquo傾觀點的上海刊物《中國農村》，以及《東方雜志》上。
兩種有用的調查是：蔡樹邦著《近十年來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和自鳴編《一九三四年中國農村中的各種騷動風潮一覽表》。
這些資料大多具有報紙報道的性質。
它們一般提供關于每次事件參加人數的概約數字，幾乎沒有提到領導人的社會地位和職務，或參加者的社會成分。
學者希望，利用包括警方報告或司法案卷在内的省級或縣級檔案将會使研究更深入得多。
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檔2/2/1130的資料記錄1930年12月至1933年10月浙江、福建及湖南三省告地主、土豪或地痞的訟案，但這些案件無一明顯地涉及風潮乃至小騷亂。
在西方，與在中國不同（關于毛澤東時期及毛澤東以後的中國編史學，見詹姆斯·P.哈裡森著《共産黨與中國農民造反》和劉廣京著《世界觀與農民造反》），研究自發的地方農民運動是最近發展起來的。
但是，這個領域在迅速發展中，這點由《現代中國》季刊許多期的内容加以證實，該刊是各種西方文字期刊中刊載這個課題的論文的唯一最有用的期刊。
一種研究分析法強調農民的社會覺悟和自發鬥争的革命潛力：諸家論著合集《中國的民衆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的許多撰稿者和編者（讓·謝諾）也采用這種研究分析法。
拉爾夫·撒克斯頓最近的一部研究論著《中國揭示正确面：農民社會中的革命合法性》也斷定中國農民在受到共産黨動員之前就獨立自主地轉向革命。
與上述觀點不同的見解，由裴宜理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mdash1945年》和呂西安·比昂科在克洛德·奧貝爾等《在中國問題上的冷靜考慮》以及在本書第6章所引用的文章中表達出來。
關于推動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德經濟》）和塞缪爾·I.波普金（《有理性的農民》）所展開的讨論的專題論集，見《亞洲社會中的農民戰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經濟途徑&mdash&mdash專題論集》（《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4期）。
最後，三部專著研究民國初期在華北活動的一個著名的土匪首領（白朗）和一個也頗著名的會社，進展頗大；菲利普·比林斯利著《1911&mdash1928年的中國盜匪活動，特别論述河南省》，戴玄之著《紅槍會》和羅曼·斯拉文斯基著《紅槍會與1926&mdash1927年中國的農民運動》。
研究海陸豐蘇維埃的開拓性專著是衛藤沈吉著《海陸豐：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
更多的詳情可見于羅伊·霍夫海因茨著《大浪潮》。
深入研究彭湃革命經曆和海陸豐蘇維埃的權威專著，是費爾南多·加爾維亞蒂著《中國第一個蘇維埃領袖彭湃（1896&mdash1929）：中國廣東海陸豐》。
這部不朽的三卷論著将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以節略本形式出版。
彭湃本人的報告（《海豐農民運動》）生動易懂。
他對組織農民的問題和方法的許多見識，可在唐納德·霍洛奇《農民革命的種子》的譯文中得到。
關于以後發展（1928&mdash1949年）的史料和研究，可見于本書第4、12和13章的書目提要。
讓我們在這裡隻提兩部有獨到見解的著作：查默斯·約翰遜著《農民愛國心與共産黨政權》和韓丁著《翻身：一個中國村莊革命的記錄》。
像《農民愛國心與共産黨政權》那樣最近20年來受到那麼多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那麼多讨論和批評的&ldquo中國問題著作&rdquo不多，但是，引起無限的讨論是真正有創見的著作的特權。
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着重指出，在共産黨動員農民中經濟因素高于愛國因素。
動員農民是并不容易的工作，這點為韓丁著《翻身》所動人地說明，《翻身》是一部叙述中國北方村莊革命的材料豐富的第一手寫實作品。
盡管著者持明顯的同情态度，這部著作仍然展示了一部優秀著作的極度又愛又憎的矛盾心理。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發展
20世紀地方政府研究的檔案基礎尚未建立起來。
清代行政的背景有朝一日将通過順天府（直隸）檔案加以研究。
順天府檔案逾12000卷，涉及職官制度、民政、立憲維新、司法制度、金融貨币及其他10個主題，時期從18世紀20年代到1911年。
這批由北京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收藏的豐富史料等待編目和保管，如何利用這批資料尚不明。
關于四川巴縣檔案，總類目尚得不到，可是研究者已開始利用這批資料。
關于國立台灣大學所藏清代淡水廳和新竹縣檔案，戴維·C.巴克斯鮑姆著《1789&mdash1895年淡水和新竹審判層次上的民事訴訟程序和實務的若幹方面》載《亞洲研究雜志》第30卷第2期（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