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知識的誤解
二、學問與政治
三、學問與學者
四、學問的三種病症
五、求知與學問
六、學問與品性
七、習慣與教育
八、讀書與學問
九、社會知識與智慧
一、對知識的誤解
我常聽神學家說，知識這一類東西需要大加限制與注意才可接受。
希望得到過多的知識，是人類墜落的原始的誘惑與罪惡。
知識本身也有點和蛇相像，它&ldquo咬着&rdquo人的痛處，能使人的痛處腫脹。
&ldquo知識足以長傲。
&rdquo所羅門有過這樣的意見：&ldquo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
&rdquo在另一處，他說：&ldquo因為有智慧，就有煩愁；增加知識，就增加憂傷。
&rdquo聖保羅也給過我們警告：&ldquo我們不要因虛空的學問而被掠奪了。
&rdquo經驗指示有學問的人怎樣才是大異端者，學問發達的時代往往都是傾向于無神論的，人們研究怎樣刺激&ldquo自然&rdquo的原因的探讨，減損對于上帝，即初級的原因的依賴。
要明了上面這種意見的愚昧與錯誤以及在論據上的誤解，好像這些人并沒有觀察或考慮到那使人堕落的，不是關于自然與普遍性的純粹知識。
倚仗知識的光明，人在世界上見到各種生物時，就能依其性質，各個予以名稱。
誘惑人類的卻是辨别善與惡的那種驕傲的知識，有了它，人類就想自己制定生活的規律，不再依賴上帝。
知識無論怎樣多，也不能使人的心靈膨脹，因為除了上帝與思想中的上帝以外，沒有事物能夠充滿，更不用說膨脹人的靈魂了。
所以所羅門說到在知識獲取上最為重要的兩種器官&mdash&mdash耳與目的時候，他說：&ldquo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
&rdquo如果是沒有滿盈的話，那麼容者是大于他所容的了。
關于知識本身與人的心靈&mdash&mdash對于後者，各種器官不過是報告者&mdash&mdash所羅門在為各種行為與目的定了它們适當的時期以後，他也用這樣的字句來說明，而且是這樣的結論：&ldquo上帝使萬物各于其時成為美好，他又将世界安置在人的心裡，但是上帝自始至終所做的工作，人都不能知道。
&rdquo這很顯然是說上帝把人的心靈做成鏡子一樣，能夠接受宇宙全體的影像，并且這種接受，如同眼睛喜歡接受光明。
它不但喜歡看種種的物類與時令的轉變，并且還要進一步看出從這種種變動中可以絕無錯誤地看到的規律。
人之所以不能明白自然的最高規律，是因為有種種的障礙，如同生命的短促、合作的不完美、知識傳授的不得法，人的生活所常受到的各種各樣的不便利。
因為這個世界的表面沒有哪一部分是不允許人去研究與發現的，并且對于有些地方，所羅門還能如他所說那樣判斷：&ldquo人的心靈如同上帝的燈一樣，用它可以去搜檢各種秘密的内情。
&rdquo如果人的心靈的容量是這樣的話，那麼無論知識的比例與分量如何大，顯然是沒有一點可以使它腫脹或超過了它正當的限度。
但是知識的性質是這樣的，不論它的分量是多少，如果服用的時候不加以适當的消解劑，它的表面總是有一點毒素或有害的性質，那麼吃了這種毒素的結果就是氣脹或腫大。
這種可以使知識有這樣特效的解毒劑就是博愛精神，所羅門這樣說：&ldquo知識叫人自大，但是愛心是能夠造成人的德行的&hellip&hellip我若能說各種人和天使說的話，卻沒有愛，那也不過就如同響着的铙钹。
&rdquo這句話不是說誰能說各種人和天使的話不是一件好事，而是說如果離開了愛而無涉于人類的福利，那他隻有虛空與無價值的光榮而沒有切實的好處。
至于論到所羅門關于著書與讀書過多和精神因知識的滿溢而不安的那些意見，與聖保羅所給我們的警告：&ldquo我們不要為虛空的學問所誘惑了。
&rdquo我們隻要明白在什麼地方可以劃清人類知識真正的界限，而不至于這樣的縮小了它的範圍緻使它不能包括一切事物的普遍性。
這類界線，共有三種：第一，我們不要這樣高估了有知識的幸福，緻使我們忘記了道德；第二，我們應用知識時，一定要使我們獲得安息與滿足，而不是厭惡與懊恨；第三，我們并不想借研究自然而達到上帝的神秘。
關于第一點，所羅門在同一本書中發表了他很好的意見，他說：&ldquo我看出智慧勝過愚昧，如同光明勝過黑暗。
智慧人的眼目，是常留心裡看着的，而愚昧人隻在黑暗中摸索。
但我知道這兩種人都逃不過同樣的命運。
&rdquo關于第二點，除完全出于偶然外，決無因知識而産生的心理的煩惱與不幸，因為各種知識與知識引發的好奇心都能使我們得到一種愉快的心情。
可是人用他們的知識來制成的結論，應用于他們自身的處境，當他們有了脆弱的恐懼或廣大的願望的時候，這就有了上面所說的心理上的顧慮與煩擾了。
在那時知識已經不是&ldquo純粹的&rdquo光明了&mdash&mdash赫拉克利圖關于這點曾說過&ldquo幹的（純粹的）光明就是最好的靈魂，&rdquo而不是已變為濕的&ldquo摻雜的&rdquo，或是被浸漬了的、被浸漬于各種病症的濕氣中的光明。
至于第三點應該稍加論列，不可略過，如有人以為對凡可以感知與有實質的物加以觀察與思考，便可得到這種光明，而且因此就能夠明了上帝的性質與意志，那麼他真是被虛誇的學問掠奪了。
思量上帝所造的生物與所成的工作，如果在生物與工作方面都是可以産生知識的，如屬于上帝方面，那就不能産生完全的知識，隻能産生驚異了。
因此，柏拉圖學派中某人其意在調和希臘的哲學與摩西的著作時說得最好：&ldquo人的官能，很像太陽，它可以燭照天地，同時它卻隐蔽住了星光；同樣，人的官能能夠發現自然之物，但是把那神聖遮蔽了。
&rdquo所以其結果是有很多大學問家，當他們要想以官能這樣的蠟制的羽翼探索上帝的神秘時，他們已都屬于異端了。
至于說到知識太多了就會叫人傾向無神論，與不了解次級的原因将使人更專一的信任，那為初級原因的上帝那些話，我們先要同約伯一樣地發問：&ldquo你們是因要見上帝而為他撒謊，和一個人為要見他人而為他撒謊一樣嗎？&rdquo上帝在自然中工作，除用次級的原因外，顯然更别無他法。
如果要想叫人信為不然，那無非是欺騙，仿佛這樣就可以對上帝表示一種好感似的。
也就是對于創造真實的上帝，來貢獻謊言這種不清潔的犧牲。
但是，少量或膚淺的一點學問可使人心偏于無神論而再向前進，又能将他的心引回到宗教這是經過證明的事實與根據經驗的結論。
當人開始研究學問的時候，他的心看到了與他的官能最接近的次級原因，可以使最高的原因隐晦，可是當他繼續前進，去尋求各種原因的互相依賴時，按照詩人的比喻，他是很容易相信自然鍊的最高層，是一定附着在朱匹忒大神的椅子腳上的。
最後一句話，凡人不要因他對節制的意義了解不充分，或是誤用了中和，認為是在上帝的訓示《聖經》或對&ldquo自然&rdquo的神學或科學中研究得太深，他們卻應該在這兩者中試求無止境的進步，隻需留意把二者都應用于慈愛而不是誇大，應用于實用而不是鋪張，最後更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這幾種研究混雜或淆亂了。
二、學問與政治
學問在政治家那裡受到了不公正地評價，他們認為學問足以軟化人的心理，使他們過于謹慎與寡斷或是太嚴格地遵守規則與真理，使他們過于固執與自信，使他們的志向過于遠大或懷有更多奢望。
至于說學問可以使人喜歡閑逸與隐退并使他們懶惰，這種看法是缺乏依據的。
反過來說，除了有學問的人，再沒有别人喜歡為工作而工作，這種斷言是不錯的，因為他人或為利益而愛工作，如傭工者愛工作是為了工資；或是因為光榮，有事做使他們被人看重，并可以重振将要低落的名譽；或是因為做事使他們想到了他們的利得與給他們酬恩報怨的機會；或是因為做事可以運用他們所自矜的一種能力，因此叫他們高興并對自己重視；或是因為做事可以對他們别的目的有所補益。
如同人說不真實的勇敢一樣，有些人的勇敢是表現在人的眼前的，至少他們的意願是這樣的。
隻有有學問的人喜歡工作，是因為工作是合于自然的動作，是因為工作宜于心理的健康同運動宜于身體的健康一樣，是以這種動作的本身為愉悅而不是因為他可以獲得利益。
所以在所有人裡面，他們是最不倦怠的。
如果有人勤于誦習而怠于事務，那是源于身體衰弱或精神軟弱而不是源于學問。
如森立卡所說的&ldquo有些人在暗處生活得太久了，他們一到了光亮裡面就感覺到困難&rdquo。
有這樣脾氣的人往往專心于學問，但絕不是學問使人有了這種脾氣。
如果說學問占用了太多的餘暇，我的回答是：忙碌的人，在他等着事情到來的時候，無疑也有好些空閑的時間。
問題是怎樣利用這種餘暇：用于娛樂，還是用于研究。
德摩斯尼的敵對者厄斯啟尼是一個喜愛娛樂的人，他嘲笑狄氏，說：&ldquo他的演說帶着燈油氣。
&rdquo狄氏回答他說：&ldquo的确，你和我在燈光底下所做的事是大不相同的。
&rdquo所以人不必恐怕學問驅除了事務，因為它可以保障人的心不至于為怠惰與娛樂所乘，使事務學問二者都受到損失。
再說學問可以從根本上傷害法律與政府的尊重的這些意見顯然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謗言。
若說一種盲目的服從習慣要比徹底了解的責任靠得住，那就是說一個被人領着的瞎子行走比一個健康的人拿着燈走還要穩當。
學問使人的心理平和、寬大，容易駕馭與管理，而愚昧使他們粗暴、拗戾與易生反抗，這是無可辯論的，曆史上的證據都足以證明。
因為最野蠻、粗鄙、與沒有學術的時代也就是騷動叛亂與變動最多的時代。
至于論到檢學者凱圖的見解，他對學問的誣蔑，後來是受到了與他的過錯同類的懲處。
他過了六十年反為一種極度的願望所驅使重入學校，學習希臘文字，目的是要看希臘人的著作，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他從前對于希臘學術的非議是故示鄭重，而不是由衷的意見。
至于論到希臘人的詩句，雖然他樂于把統治帝國的技術歸于羅馬人，而把臣伏的技術傳與其他的民族來與世界挑戰，就是說羅馬人并沒有能夠在他那種技術達到高度以前，先達到了這樣的帝國的高度。
因為在最初的兩個執政時代，那時統治的技術達到了最大的完備，同時就生活着人所熟知的最好的詩人馬羅、最好的曆史作家李維、最好的考古家法羅、最好的或是第二位的演說家西塞羅。
至于論到蘇格拉底，我們卻應該記着他被迫害的時候，是在那統治者中的最下劣、嗜殺與毒虐的三十僭主的統治下。
在這種政治革命剛完成的時候，被他們認作罪人的蘇格拉底也就被他們造成了英雄，使他追憶上神聖與人類的榮譽（按：此為培根誤記，蘇氏雖為三十僭主所傳召而受了斥責，但其受審判與被處死刑在恢複民治以後），他那在當時被稱為使人行為堕落的見解，到後來卻被認為是心靈與行為的良藥，直到如今。
讓這件事情就作為對那些在一種任意的嚴格或假飾的鄭重中，擅自将咎責加于學問的政治家的答複吧。
但是這種反駁在現時沒有需要，因為兩位有學問的君主伊麗莎白女王與殿下，如雙子座裡的凱斯忒與坡拉克那兩顆很光亮與有最良好勢力的星星，以他們為榜樣，鼓勵在國内有地位與權力者引起對學問的愛好與尊重。
學問所受到貶抑的第三種：那是學問家自身使學問受到貶抑，也就是平常黏附得最緊的那種不信譽。
這種不信譽是因為他們處境的艱苦，或因為他們的性情與行為，或因為他們研究的性質。
上面列舉的第一種非他們的力量所能左右，第二種也出于偶然，隻有第三種是應當加以讨論的。
但是因我們并不是真實地衡量，卻隻是說一般人的評判與意見，我們稍說一點前兩者，也不是不當因學問家的處境而使學問受到的貶抑，或是因為他們的貧乏，或因為他們生活的隐退與職業的卑下。
論到物質上的缺乏與學問家大都出身貧窮，并且因他們沒有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貨利與孳息，以緻不能與他人同樣地易于富饒。
我們大可把揄揚貧窮這個題目委給乞食僧去讨論，對于他們，馬基弗利極為推崇說：&ldquo如果沒有乞食僧貧苦的高名與對于他的敬意來抵消僧侶與高等教士們富羨與侈汰的惡名，那麼宗教團體早已經消滅了。
&rdquo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學問的貧窮來維持着生活的潔淨與高尚，那麼君王們的幸福與安逸，也早已變成粗鄙與野蠻了。
可是，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來自見解平正的羅馬，在幾個時期内，境遇的貧乏是何等為人所敬重的一件事。
我們看到李維在他的緒論裡說：&ldquo如果我沒有為我所從事的工作的愛戀所迷誤的話，那就沒有比羅馬更偉大、更崇信宗教、更富于良好的榜樣的國家，也沒有貪婪與奢侈這樣不容易侵入，或是貧寒與節儉這樣鄭重與曆久的為人所尊敬的國家。
&rdquo在羅馬頹衰以後，我們也還看到那自任為恺撒戰勝後的顧問者，在他們重新整理國家的時候，以削除對于财富的重視為所有方策中的最有效力者：&ldquo在财富不為人所重視和行政長官的職責與其他為一般企圖之目的物不能以金錢買得時，這種弊端自然都全部消滅。
&rdquo現在結束這個論題，有人很正确地說過&ldquo慚色是德行的顔色&rdquo，即使有時它是出于罪惡，同樣，我們也可以很适當地說：&ldquo貧困是德行的命運&rdquo，即使有時他是因為政治的不良或意外的事由。
所羅門覺得金錢可以用在學問上，而學問不可以用去博得金錢，确鑿地在他的意見與教訓中說過：&ldquo那趕着求富的人是不會無罪的&rdquo；&ldquo買真實，但是不可将它賣去，對于智慧與知識，也是一樣&rdquo。
至于論到學者生活的隐退與卑下，一種不受嗜欲與懶惰所累的私人生活，比政治生活來得安全、自由、快樂與有尊嚴，至少比後者遠于恥辱（因為凡是與他接觸的都是好好的對待他的），是常為人所稱揚的。
他是這樣的易于博得人們的同情與贊許。
我隻需再重申這樣一句：為國家所遺忘了而不炫耀于人眼前的學者，卻似朱尼阿出殡時的凱修斯與布魯忒斯的遺像，塔西托對于他們沒有同許多人的像同在行列中，這樣說&ldquo就因為他們看不見，他們比所有看得見的像更顯得光亮&rdquo。
三、學問與學者
論到職業卑微，那最為人所輕視的是兒童管理，往往屬于學者。
因為這種年齡最沒有權力，凡與此有關的事都受到了輕視。
我們看到人将何物置于新器，與将何物架置于幼小植物的四周，要比置于舊器與長成植物的四周更為慎重，就可以明白這種謗言不當了。
所以各物在最幼弱時期，都常會得到最好的用具與輔助。
你願意聽那些希伯來教師的話嗎？&ldquo你們的少年人會見到異象，你們的老年人會得到異夢&rdquo，他們的意思是說少年是很有價值的年齡，因為要比夢接近于上帝的真相。
這一點我們也需要注意到，不論學者&ldquo教師&rdquo的生活狀況在戲場上遭到了怎樣的輕侮，如同把他們演成虐政的模仿者，與近代的松懈或怠慢對于學校教師選擇的不注意。
但是以往最好的時代的智慧，卻總是在恰當地控訴着國家過于留情于法令而沒有太注意到教育。
古代教訓裡這種好的部分，近來被耶稣會的學校稍微恢複了一點。
雖然關于他們的迷信，我可以說&ldquo他們越好，就是越壞&rdquo，但是關于這點和涉及人的學問與道德事項的其他幾點，可以說，同阿偈西勞對他的敵人法納倍叟說的一樣：&ldquo你這樣的好，我想你在我們這一邊了。
&rdquo這是論到因學者的處境而生出的不榮譽的幾點。
至于說到學者們的行為，那是一件屬于個人的事。
他們和在其他的職業裡一樣，具有各種的性格。
但是說學術的研究對于他們研究者的行為有一定的影響，這卻并不是毫無根據的話。
在注意與無偏倚地考察下，我卻不能找出可以從學者行為上發生的不榮譽的事，沒有因他們有了學問也必然就有那種不榮譽，除非是下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