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的這種過失。
鑒于他們在書籍上讀到的時代常比他們身處的時代好，所教的責任比實行的責任好，他們有時太想把一切臻于完善，把腐敗的行為變做純正的教訓與過于崇高的榜樣，但是在這些地方，他們自己中間也有着足夠的警示。
梭隆在有人問他是否已為他的人民制定了最好的法律時，是這樣有智慧地回答的：&ldquo是的，我已經給了他們可以接受得了。
&rdquo柏拉圖覺得他的本心不能贊同國人的腐敗行為，謝絕擔任公職的時候說：&ldquo人是應把他的國人當作父母一樣看待，就是說隻能用卑和的勸告，而不能用強力的争持。
&rdquo恺撒的顧問在他的警告中說：&ldquo不要想把各事恢複到因行為堕落得久了而為人所輕視的原始制度。
&rdquo西塞羅緻書于他的友人愛第克的時候，在凱圖二世身上立即看出了這種錯誤，&ldquo凱圖的意見甚好，但有時使國家受到不利，因為他說話像他是生在柏拉圖的民治國中而不是在羅馬平民的渣滓中。
&rdquo在他說上面那句話的時候，西塞羅是同時在辯解與申說哲學家的持論太過，他們在教訓上太嚴格：&ldquo這種德行的教導者似乎把責任的标準定得比自然所能支持的還要高，因為要使我們力求達到理想的标準時，可以達到适當的标準。
&rdquo但是他也可以說，&ldquo我沒有能夠做到我自己的教訓&rdquo，因為這所說的也就是他自己的過失，雖然沒有到這樣極端的程度。
還有一種類似的過失，也為學者所常有的：就是他們把國家或主人翁的生存、利益與榮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安全還要重要。
德摩斯尼對雅典的民衆這樣說：&ldquo如果你們去注意一下，你們就可以曉得我對你們的勸告，并不是我因此在你們中間顯得偉大而你們卻在希臘人中變得渺小，是我提出了有時不利而你們遵依了總是有利的。
&rdquo同樣，辛尼加把&ldquo尼祿當國的最初五年&rdquo做成了有學問的統治者，永久光榮的紀念，他在政迹上變為極端的腐敗以後，還是至誠與忠實地貢獻着良好與無所顧忌的勸告。
這是因為學問使人确實明白了他們身體的脆弱、命運的無定和靈魂與職責的崇重，所以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幸運為他們生命與職務的真正或正當的目的，而願以這種詞句報告上帝，與在上帝之下的他們的主人翁：&ldquo你看，我為你獲得了利益。
&rdquo而不是&ldquo你看，我為自己獲得了利益&rdquo。
反之，較為腐敗的政治家，因為他們的思想沒有被學問确立于責任的愛好及了解中，也從沒有向外注意到一般的利益，就把所有之事都從他們自己的關系上看，把他們置于世界的中心，仿佛各方面的線路都集中于他們的命運中。
在各種風浪中，從不管國家那隻船是怎樣，隻要他們能夠在自己命運的那隻小船裡救出了自己就已足夠了，但是感到責任的分量與知道自私之界限的人，他們即使受着危險也能不失他們的地位與責任。
如果他們能夠經曆變亂而依然無恙，那是因為在許多時候，争鬥的雙方對于正直都能尊重，并不因為他們行為善于趨避。
這種學問賦予人對責任之敏捷的感知與切實的進行，不論怎樣受着命運的壓迫與有多少人在他們腐敗心理的深處怎樣嫌惡他，總還可以受到一種表面的贊許，因此用不到許多的反證或辯護。
還有一種學者所常有的短處，就是他們有時對于某種人不能适應。
這種缺乏，由于兩種原因：第一種是因為他們廣大的心胸不能專用在一個人的秉性與習慣之細密的觀察或研究上。
伊壁鸠魯說的&ldquo我們彼此都是足夠大的一個劇場來容納對方&rdquo是戀愛者的話而不是有智慧人的話。
但是我承認凡是不能把心的視力縮小，同把他放射與擴大一樣的人，都是缺少一種重大的官能。
那第二種原因，卻不是因為不能為而是不願為。
因為一個人對于他人的觀察是有他的界限的。
隻要對于他有了充分地了解，可使我們不至于得罪了他，或是能夠給他忠實的勸告，或是對他有合理的提防與注意，那就不應該再前進了。
如果因想要知道可以怎樣左右他、指揮他或是支配他而去窺探他人，這用心就是雙重與分歧的，而不是誠意與坦白的了。
在友誼上既失了正道，對于君上或長官又失了本分。
東方的習俗，對于君上不許注視，雖在外表的禮節上甚為野蠻，但這種教訓是好的，因為人不應該用狡詐的窺伺來透入那《聖經》稱為不可窺測的君主的内心。
此外，還有一種常在學者身上發現的過失，就是他們在行為上常不能合禮與審慎而在小節上常多過失，因此使小人用他們小處的缺陷來評判他們的大處。
不過這種推斷常能誤人。
我可以指示他們去看忒密斯托克裡所說的那句話。
他這樣的自誇固然是驕矜與無禮，但是用來說一般的情形，是适當與合理的。
在他被邀請彈奏一種弦樂的時候，他回答說他不能撥弄弦線，但是能夠把一個小城造成大國。
無疑，有許多人在統治與政策這類的事務上頗有見的，而于微細的事情上存有缺陷。
我還可以再叫他們去看柏拉圖說他的授業恩師蘇格拉底的話。
他把蘇格拉底比作藥鋪裡裝藥的瓦罐，外面描繪着猢狲、枭鳥與怪異的形象，裡面卻裝着特效與名貴的藥液與藥劑。
他承認若依着外表來判斷，他并不是沒有表面的放浪與缺陷，但是在内裡卻充滿了極好的品行與能力。
這上面是說學者的行為這一點。
但是，同時我并不贊許有些學者受到了污辱的那種卑賤行徑，例如羅馬季年那些依附于巨室而實際已變為食客的哲學家。
琉欣這樣可笑地描寫着那個貴婦人帶了同車而一定要他抱着小狗的哲學家。
貴婦的侍童看他這樣的願意，但是笨拙地抱着那狗，嘲笑他說，他很懷疑可以從畫廊派的哲學家變為犬儒派。
許多并非不學的人，污辱與誤用了他們的心志與筆墨，同杜巴達說的那樣，把海邱巴變做了海侖那，浮斯丁那變做了琉克理細阿這種卑下的谄谀。
在所有其他事上，極度地貶低了學問的價值與尊重，至于近代将著作獻于他們的支持者的這種習慣，也不足稱許。
因為著作，如果想不辜負這個名稱，是除了真實與理智外不應該再有支持者的。
古代的習慣，是隻把著作獻給與個人平等的朋友，或是把他們的名字作為書名。
如果獻于君上與貴人，那麼一定要那人與書的主題确實相稱。
可是這種辦法，與其說是可以辯護，不如說是可以非議。
我并不是說我不以學者的适應貴顯為然。
旦奧澤尼在人家嘲弄着問他&ldquo何以總是哲學家跟着富人而不是富人跟着哲學家&rdquo的時候，他有着很好的回答，他莊重而鋒利地回答說：&ldquo因為哲學家知道他們缺少何物而富人們卻不知道。
&rdquo亞列斯德保對于旦奧尼修斯有所陳請而不見聽受，就匍匐于他的腳下，旦奧尼修斯這才停住了聽他的陳訴并且允許了他的請求。
後來有人為哲學感到屈辱，責備亞列斯德保說他以私人的事求跪于王者的腳邊，使哲學這種高尚的職業受到了污辱。
他回答說，這不是他的過失而是旦奧尼修斯的，因為他把耳朵生在腳上。
他的不肯與亞得裡安皇帝以口舌争勝，也隻能算謹慎而不能算是弱點，他這樣辯解着說：&ldquo對指揮着三十個軍團的人讓步就是理智。
&rdquo這種适應與俯屈到必要的地步，是不可咎責的，因為他們表面雖有點卑屈，可是在正當的判斷上，他們隻能算是對事勢，而不是對人的屈服。
現在我要來說夾在學者研究中的那些錯誤與虛誕，這是與本論有最重要與最正當的關系的。
我的目的不是要籠統地為這種錯誤辯護，而是要加以批評并把它們分别開來，對好而正常的予以辯論，使它不至于為不正當的所誤，因為我們知道，人是喜歡用腐敗與堕落來诽謗那維持着本來的狀态與性質而不失墜的。
但是我無意于此時去正确地考慮那些較為隐秘，而為世俗評判所不及的學問上的錯誤與障礙。
有三種研究上的虛誕是使學問最受毀謗的。
因為凡是虛僞或瑣屑，既非其實，又無用處的東西，我們是确認為虛誕的。
而輕信與過細的人，我們也以為是虛誕的，過細或是在材料上，或在文字上。
所以在思考和經驗上，我們發現了學問的三種病症：第一，怪誕的學問；第二，争辯的學問；第三，細瑣的學問。
即虛誕的意想，虛誕的論難與虛誕的矯飾。
現在我先說最後的一項。
馬丁路德受到一種較高的指責，但是運用着他的理智，發覺他所擔任的反對羅馬教皇與教會的堕落習慣的工作是何等重大，并且發覺他自己的孤立，不能在同時代人的意見中得到一點輔助是被迫着去喚起古人，叫過去的時代來為他聲援，合成了一黨與現代對抗。
因此在圖書館中久已無人過問的宗教與人文方面的古代作家，都重新很普遍地為人所誦習與讨論。
為求更完全地了解這種作家，與更有利地主張與實行他們的教訓，結果是不能不對他們所用的原文詳加研究。
因這種研究，再生出了對他們文體與詩句的欣賞和那一類文章的崇尚。
提倡這種古舊而看來似乎新穎見解的人，對經院學派的敵視與反對，更推廣與促進了這種古文詩的愛好，因為經院學派大都是立于與他們相反的地位，他們的著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作風與形式，他們随意創造學術上的新名詞來表現他們的意思與避免語言的糾纏，絕不顧及文句是否純正、是否合乎規律。
還有，那時最重要的工作是對于平民方面，為勸誘他們起見，辯才與說話的變化是當然最為人重視與需要的，因為這是達到一般民衆智力的最相宜與最有效的途徑。
所以這四種原因，對于古代大作家的愛好，對于經院學派的厭惡，語言文字的認真研究，與宣講的效力，聯合起來就引起了一種對語言的便捷與熱心的研究。
這種研究，也就在此時開始。
但是不久就流于過度，因為人們漸漸對文字的搜求比材料更加注意，他們馳骛于詞語的簡練、句讀的琢磨、節奏的諧美與辭藻的繁飾，更甚于材料的重要、題目的價值、議論的健全、想象的生動與見解的深刻。
在那時候，葡萄牙的奧莎利斯的流暢而空疏的文筆就漸漸為世所重。
在那時候，年邁的司忒缪斯對于雄辯家西塞羅與修辭學家海莫澤尼和他自己的論句法與模拟和這一類的著作，是這樣無限制與用功。
在那時候，圖橋的卡雨與亞香，以幾乎要與西塞羅與德摩斯尼抗衡的演講與著作的聲名，誘使了所有勤學的青年來鑽研這種矯飾與優美的學問。
在那時候，伊拉士莫乘機對他們發出了嘲笑的回聲：&ldquo我在西塞羅的誦讀上浪費掉了十年的光陰。
&rdquo而得到了一個用希臘文的回答：&ldquo你這驢子。
&rdquo在那時候，經院學派的學問是極端地被人輕視而認為鄙野的。
總結地說，那時候全部的傾向是對文字的流利而不是對于材料的重要。
四、學問的三種病症
隻研究文字而不研究材料，這是學問的第一個病症。
雖然我僅舉出了幾個近代的例子，但這是從古至今多少總有的一種通病。
這種病症怎樣會不影響到學問失去信仰呢？對于俗人的智力來說都是如此，他們看到了這種學者的著作，如同看到了一張君主的授權證，或是飾以繪畫的書上的第一個字母一樣，那上邊雖然加着許多的花飾，細看來還不就隻是一個字母？據我看來那種瘋狂是這種虛誕的一個象征或寫真，因為文字不過是材料的影像。
可是，哲學本身很隐晦，加了那使人容易感覺與欣賞的一種修辭的衣裝，是不可輕率斥為不當的。
這裡我們有着色諾芬、西塞羅、辛尼加、布虛塔克這些卓越的榜樣，就連柏拉圖也是這樣。
這種衣裝有着很大的用處。
固然于鑽研真理與深入哲學是一種障礙，因為他使人心過早地得到了滿足。
在我們得出适當的結論以前，已把更進一步去探讨的志願削減了，但是一個人如果要想在公共的事業上應用這種知識，如同在會商、建議、勸誘、講論的時候，他就可以覺得這一派的作家已經把他所需要的知識預備得足夠了。
不過這種學問的裝飾要是太過了，就應該被輕視，如同赫邱裡在神廟裡看見維納斯女神的愛人愛多匿的雕像的時候以輕蔑的口吻說&ldquo你不是神&rdquo一樣，學問上的赫邱裡的追從者，也就是說，那些較為認真與努力的真理研究者都輕視那種确實沒有神的資格的矯飾的。
這上面說的是學問的第一種病症。
學問的第二種病症，其性質卻比第一種還要壞。
因為材料的實質要比文字的優美來得重要，所以反過來說，虛誕的材料比虛誕的文字還要壞。
在這裡我們覺得聖保羅的指責，不但在他的時代是對的，就是對于他以後的時代，也具有預言的性質，不但關于神學是如此，就是一切學問也無不如此。
他說：&ldquo避掉那些不神聖的新名詞和謬稱為學問的言論。
&rdquo他在這句話裡指出了這種意想的與虛僞的學問兩種标識：一種是名詞新奇，一種是議論武斷。
後面這一種必然要生出反對，因此就有了問題與争論。
如同自然中有許多堅實的物體會腐爛而生蟲，良好與确實的學問當然也會腐化而分解為許多精微、無用、不健全與同蟲一樣蠕動的問題。
固然它們确有一種精神上的活力，但是毫無實體上的可靠與性質上的優點。
這種退化的學問，在經院學派中确是最有勢力的。
這派的學者有着銳利與強健的智慧，他們的智慧被關鎖于幾家的著作中同他們的身體關鎖于寺院與學校中一樣，沒有多少曆史的知識，他們僅就在無多的材料的分量與無限的智慧的激動中，給出了我們可以在他們書裡看到的那種大費經營的學問。
因為人的心智，如用在實物上是依着了材料工作，當然得受着材料的限制，但是如果用在他們自己身上，如同蜘蛛結網一樣，那就沒有窮盡，隻會得生出一張張學問的蛛網，它們的絲與工作的細固是可愛，但是沒有一點實質和用處。
這種無益的精細有兩種：或是在他們論題的本身上，如果那僅是一個不能産生結果的揣度或辯論或是在他們治學的方法上，如下面所說的那樣。
他們對每個論題都要提出辯駁，再對每個辯駁都提出解答。
這種解答大半都不是将錯誤駁倒而是另建一個論題。
一切科學的力量都同《伊索寓言》裡說的老人的一捆柴一樣，是都在那捆上的。
因為一種科學裡面各部分的調和，每一部分都支持着其他部分，并且應該為一切次要的非難的真正與簡括地駁斥與鎮服。
反過來說，如果你把每個命題逐一提出，如同捆中的柴枝一樣，你就可以随意同它們争辯，使它們彎曲、斷折。
如同人說辛尼加那樣，&ldquo他以口舌的微妙來把事實的重量破散了&rdquo，人也可以很正确地說經院學派，&ldquo他們以所提問題的瑣細來破碎了科學的堅實與連貫&rdquo。
因為人在寬大的室内點起一個大燈，或在一個分枝的燭架上點滿了蠟燭，不是要比拿着一支小燭到每個角上去照探來得更好嗎？他們的方法不是以辯論、權威、比較來證明的真實證據，卻是每個小節詭辯，與異議的辯駁與解答。
大都是一個問題剛解決又生出另一個問題來，同剛才所說的比喻那樣，你把蠟燭點在一角的時候，其他的角上都黑暗了。
希臘寓言仿佛就是這種哲學或學問的一個活脫脫的影像，他的上截是個美女，而他的下體卻四面環生着怒吼的怪物。
經院派的概論有一會兒工夫是好而包含甚廣的，但是當你研究他們的區别與判斷，那不是一個可以孕育人生的實用與利益的，而僅是怪異的争論與喧鬧的發問。
之所以這種學問是不能免于嫌惡的，是因為人們看到了争論是容易把真理輕視的，迷失了道路而不會再相會合的。
在他們看到關于細節與無用或無關緊要的事的争論時，他們很容易引用錫拉古王旦奧尼修斯的判斷，&ldquo那種都是沒有事做的老人們的話&rdquo。
如果這種經院派學者在他們對真理熱心的尋求與智慧的不倦的運用上加以誦習與思考，他們一定可使各種學問與知識得到巨大的進步。
但是照他們的樣子，他們确是工作辛苦。
在研究思索神聖的真理上，他們的自矜偏向着離去上帝的語言而消失于他們自己創見的混亂中；在研究思索自然上，他們也總是離開了上帝的工作而尊奉着他們自己的心理，幾個崇信的作家或原理不平的鏡面向他們映照出誤人與失真的影像。
這是學問的第二種病症。
學問的第三種病症是欺詐或不真實。
這是所有各種病症中最壞的病症，它毀滅了知識的要素，那就是真實的表現：因為存在的真實與知覺的真實是合一的，它們的差别就像直接的光線與反射的光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