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約束。
關于社會的善的學問也可以處理這個問題，不僅是單獨的，而且是比較的。
屬于這一部分的是在人與人、事與事、個人與大衆間責任的權衡。
如同我們在馬克布魯特斯審判他的諸子這件事上看出來，它是這樣為人所稱贊，但是還有人說：&ldquo不幸的人啊，對于他的行為，後人不知道怎樣的評判呢？&rdquo所以這件事情還有疑問，關于它的意見，是否贊成兩面都有。
還有，馬克布魯特斯與凱修斯為要探測有些人的意見，看他們是否适于做他們的僚友，在邀請這些人晚餐的時候，提出了殺死一個專制者是否即為篡奪者這個問題，坐客的意見就有分歧了，有人以為甘為奴隸是最大的惡，有人以為專制遠勝于内戰，關于比較責任的這類事例，還有很多。
在這些裡面最常見的是一種小的不公道生出許多的好處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帖撒利的傑生反對着真實而決定的，&ldquo要獲得一種較大的善，必得要做一點小的惡事&rdquo。
但是他的回答是很好的：&ldquo你現在可以做好的事情，要等将來再做好事，你沒有保障。
&rdquo人是應該追逐着當前的事情，把将來讓上帝去支配。
我們已經講過了這種生活的結果，現在還要講屬于這一部分的藝法。
沒有這一部分，前面的那一部分就像一幅好的畫像或一座雕像，看着雖美，但沒有生命與活動。
亞裡士多德曾以這樣的字句承認這種意思：&ldquo關于德行，我們應該确鑿地知道它是什麼性質，與從哪裡發生出來的。
因為隻知道德行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如果不懂得怎樣去獲得它，就不知道怎樣去達到它。
&rdquo所以西塞羅在極贊凱圖第二的時候是這樣說的，他緻力于哲學&ldquo并不為要想同人為哲理的辯論，卻因為他可以同一個哲學家那樣的生活&rdquo。
雖然我們現代的疏忽可以使這一部分看來似乎沒有必要，在這個時代裡，沒有幾個人對他們生活的改良有所商榷，但我仍要以希波革拉第的那句警語來結束，&ldquo那些病而不覺痛苦的人是連心都生了病的&rdquo。
他們不但需要藥物來減輕他們的病症，而且還需要喚醒他們的感覺。
如果有人說人心的治療是屬于神學的，那是最為正确的。
但是我們還可以把倫理學同一個有智慧的仆人，與卑微的侍婢推薦給他。
因為同箴言裡說的那樣，&ldquo侍婢的眼睛總是看着主婦的&rdquo，但是無疑總還有許多事情留給侍婢去處理，以覺察出那主婦的意向來。
倫理學也應該不斷地注意神學的理論，但它也可以由自己發出很多健全與有益的指示。
因為這一部分是這樣好，所以我覺得沒有把它做成有文字的研究是極為可惜的。
尤其，這裡有着許多為語言與行事所素習的材料，在那上面，人們常談的是比他們的書籍蘊含着更多的智慧，所以我們把它更詳細地提出是合理的，一來是為着它們所有的價值，而且也因此我們可以卸卻責任。
這句話看來似乎是不可信的，而且曾在這上面有過著作的人都不是這樣的看法。
因此我們要列舉那裡面的幾個項目，才可以更明白地看到它們的真相，探究它們是否存在。
在這個上面，同在關于實行的一切事情上一樣，我們應該計算一下，哪些是我們所能為的，哪些是我們所不能為的。
因為一個是可以改變的，一個是隻能适應的。
農人不能支配地利與天時，醫生也不能支配病人的體格與症狀的變化。
在人的心理訓練與治療上，有兩件事情也是我們不能支配的&mdash&mdash自然與命運的事項。
我們的工作是被一個基礎與一個條件所限制與束縛的。
所以，在這些事情上，我們隻能夠以适應而進行，&ldquo忍耐可以制勝一切命運&rdquo，并且同樣&ldquo忍耐可以制勝一切自然&rdquo。
但是我們說的忍耐，不是一種愚鈍與怠惰的忍耐，而是一種有勤勉的忍耐，這能夠從那些看來詭異的事情裡得到與造成實用與利益，這才是我們所說的适應。
适應地恰當，大半基于要适應的那種先有情态或意向的恰當與明确的知識上，因為隻有我們先把身體量過，才能使衣服合身。
所以，這種學問裡的第一件事，就是定下人性情的各個不同特質的正确分類，尤其是關于那些最基本而為其餘的源泉與原因，或是最常與别種性質合并或摻雜的差異。
在那上面，不是為了要更好地說明德行，來把這裡面的幾個簡略地論述了，就可以滿足這種目的的。
如果這種情形是值得考究的，就是有些心理是适于大事，有些适于小事。
那麼，這是否也是值得考究呢？就是有些心理能夠注意到許多的事情，有些隻能夠注意到幾個。
因此，有人能夠同時處理多件事情，而有人隻能同時處理不多的幾件事情，也就有了心理的狹隘與怯懦。
并且，還有些心理是适合于那些可以立時或在短期内處理的事情。
有些适合于需要長期緻力才能辦到的事情，&ldquo當他的計劃還在搖籃裡的時候，他已經在哺乳與照看它了&rdquo。
所以可以很恰當地說是有一種心理的耐久性，這也是常作為一種心理的廣大來歸與上帝的。
因此，這不是也值得亞裡士多德考慮的嗎？&ldquo談話中有着一種谀順與使人喜悅的傾向、一種與此相反的反駁和一種與人相左的傾向&rdquo，這不是更值得考慮的嗎？&ldquo有一種傾向，不是在談話中，卻是在性質較為重要的事情上，在别人的好事上感到快樂，與一種相反的傾向，在别人的好事上感到厭惡&rdquo。
這就是那我們所稱其為好性氣或不好的性氣、好意或惡意。
這一部分涉及天性與意向的學問，它們在倫理學與政治學上都會被人遺落，我為之驚異不已。
人在占星術的傳說裡面可以找到一些人的性情很巧妙與适當的分類，照着他們降生的時候是哪種行星占着優越的地位：安靜的喜愛者，動作的喜愛者，勝利的喜愛者，榮譽的喜愛者，快樂的喜愛者，藝術的喜愛者，變換的喜愛者，諸如此類。
人在這種記述中是最富有智慧的那一類，于是意大利各邦使臣關于教廷主教團的報告裡面，那些主教的性情很巧妙與生動地被描寫出來。
人在日常交談的時候可以碰到那些最初的或最終的印象是感覺敏銳的、木讷的、拘謹的、老實的、诙諧的、自信的各類人。
但這種觀察仍是在字面上遊走，而沒有在研究中固定，區别是找到了，但我們不能歸結到何種行為的指示。
我們在這上面的錯誤更大，曆史、詩詠與日常的經驗都與這些觀察者好比在種植花圃的場地那樣，從那裡，我們隻采了幾束花在手裡拿着，卻沒有人把它們送到制藥鋪裡，讓他們可以制出應用于生活上的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