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成就的前提就是對社會至高權威的打破，因為文學與自由結伴而行，道不同不相與謀。
所以人們甯願跋山涉水去追尋那些久負盛名的作家，而不與身邊那些婦人見識、斤斤計較的酒店職員或農夫為伍。
智者必然胸襟豁達、知足常樂、平易近人，其本人更優于其作品。
英國人耽于幻想，這似乎彰顯了他們所标榜的自由。
他給人的印象是：他的思維是一種狹隘的、地地道道的英國式思維，他是以一種大衆的平庸和順從來凸顯他可貴的高尚。
當超出他熟悉的領域，他的觀點就毫無價值了。
我曾兩次到訪英國。
第一次是在1833年，告别了在西西裡島、意大利和法國的短暫旅行後，回國時我從布倫港（Boulogne）[1]橫渡海峽，在倫敦塔碼頭上岸，由此踏上了英國之旅。
與英倫三島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令我喜不自勝，至今仍記憶猶新。
那是一個陰暗的周日清晨，街上行人寥寥無幾，與我同行的還有一位美國藝術家[2]。
我們從倫敦塔出發，穿越齊普塞德（Cheapside）和斯特蘭德大街（Strand），來到羅素廣場邊的一座大樓，那裡已為我們安排好了十分考究的房間。
這裡的優雅和甯靜，讓我們不由得收斂起數月來在旅途中養成的喋喋不休的粗魯習慣，也不敢再在大街上旁若無人地大聲喧嘩。
這裡的商店招牌用的是我們的母語，門牌也用我們的鄉村名稱來标識，無論是公共建築還是私人樓宇也都給人一種似曾相識之感。
與當時的大多數年輕人相仿，我對愛丁堡人和《愛丁堡評論》（EdinburghReview）的撰稿人[傑弗裡（Jeffrey）、麥金托什（Mackintosh）、哈勒姆（Hallam）、司各特（Scott）、普萊費爾（Playfair）和德·昆西（DeQuincey）]素懷敬仰之情。
盡管他們的作品我涉獵不多而且頗為雜亂，但我卻迫不及待地想親眼目睹其中幾位的尊容，他們是柯勒律治、華茲華斯、蘭多（Landor）、德·昆西，以及最近在評論性雜志上最具實力的撰稿人卡萊爾（Carlyle）[3]。
其時我正生病在家休養，之所以接受了外出旅行的建議，并且最後選擇歐洲，我想正是受他們的魅力所吸引。
假如歌德還健在，我一定還會去德國漫遊。
除上面提到的這些人（司各特已過世）及後來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參加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4]葬禮時見到的惠靈頓公爵（DukeofWellington）外，其他當代的英國作家我是不屑一顧的。
年輕學者夢想着與那些洞察世事的學者比世而立，并以為幸運之至，殊不知他們其實已成為自己思想的囚徒，且冥頑不靈。
文學成就的前提就是對社會至高權威的打破，因為文學與自由結伴而行，道不同不相與謀。
所以人們甯願跋山涉水去追尋那些久負盛名的作家，而不與身邊那些婦人見識、斤斤計較的酒店職員或農夫為伍。
智者必然胸襟豁達、知足常樂、平易近人，其本人更優于其作品。
這是我的一貫主張。
愛默生
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03&mdash1882），美國散文作家、思想家、詩人。
林肯稱其為&ldquo美國精神的先知&rdquo、&ldquo美國的孔子&rdquo。
&ldquo在十九世紀沒有任何散文比愛默生的散文影響更大。
&rdquo（馬修·阿諾德語）愛默生的英國之行對他思想體系的形成具有很大影響。
重讀1833年的旅行日記，我覺得值得發表的東西寥若晨星。
但我摘抄了僅有的幾篇拜訪英國名流的記錄，我的文字樸實無華，因為他們的聲名顯赫與備受尊崇足以讓他們光輝的人格流芳後世，而無需嬌柔粉飾。
在佛羅倫薩藝術界，我認識了一位美國籍雕刻家霍雷肖·格裡諾（HoratioGreenough）[5]。
他儀表堂堂，英俊潇灑。
如果我說，他有梅朵拉那樣漂亮的面孔、阿喀琉斯巨人般的體魄，絕非溢美。
格裡諾品格高尚、熱情洋溢且能言善辯，他博學多才、見識過人。
他認為古希臘人是以學派或社團的方式來研究學問的&mdash&mdash天才般的大師為他的朋友設計出偉大的藍圖，由此激發他們的研究激情。
于是，在他才智枯竭之時，後繼有人。
這樣，前赴後繼，激情洋溢，直到最後完成。
這種一以貫之的作風在攻克一些堅如磐石的難關時顯得尤為重要；并且他還認為隻有遠離孤僻和戒備，在藝術家的團結互助協作中，藝術才會繁榮昌盛。
霍雷肖·格裡諾是一位一絲不苟、涵養極深的紳士。
他摒棄哥特派藝術，是古希臘文化的忠實擁趸者。
他的思想處處閃爍着博大的光輝。
1843年，他發表了一篇關于建築藝術的文章，該文把羅斯金（Ruskin）先生的建築道德觀念奉為未來建築藝術的圭臬，盡管他與他們關于藝術史的觀點大相徑庭。
我曾收到他的一封親筆信&mdash&mdash雖說是後來，但也就是在同一時期&mdash&mdash在信中他粗略地勾畫出自己的理論輪廓：&ldquo我的建築架構觀點：房屋的空間和造型要據其功能和位置科學地設計；房屋在功能上的重要性要根據外觀的比例有層次地彰顯。
房屋的顔色和裝飾要根據建築的根本規則來決定、排列或改變，每個決定要有充分的理由；而那些臨時的和虛假的設計應該立即徹底清除。
&rdquo
倫敦俯瞰圖
泰晤士河畔的英國國會大廈和大本鐘，建于公元750年，占地八英畝，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築。
國會大廈也象征着英國曆史悠久的民主制度。
格裡諾從一個朋友那裡給我帶來了一張家住聖多米尼加迪菲索爾（DomenicadiFiesole）的蘭多先生的請柬。
5月15日，我有幸與蘭多先生共進午餐。
他的高貴典雅和彬彬有禮讓我印象深刻，精美的圖片把他的格拉德斯加别墅（VillaGherardesca）裡裝扮得詩情畫意，四周美景盡收眼底。
從他的作品和一些趣聞轶事中，可捕捉到一種阿喀琉斯式的憤怒&mdash&mdash一種桀骜不馴的粗犷。
我不知傳聞中對他的诋毀是否公正，但我可以肯定的是，5月15日這天的蘭多先生絕對是位謙虛有禮、和藹可親、談吐高雅的紳士。
他贊美在佛羅倫薩野地裡遍地生長的仙客來，崇拜華盛頓，敬重華茲華斯、拜倫、馬辛傑（Massinger）、博蒙特（Beaumont）和弗萊契（Fletcher）。
當然他固執己見，喜歡一語驚人，總是竭盡所能地以他那英國式的沖動暢談永恒的過去。
他說，&ldquo自古英雄身後皆寂寞&rdquo，&ldquo君子之澤，五世而斬&rdquo。
當然菲利普和亞曆山大除外，對菲利普更是推崇。
蘭多先生熱衷于希臘藝術，尤其鐘情于希臘雕塑。
維納斯雕像是他的最愛，其次就是擺放在陳列館裡的亞曆山大頭像；他最喜歡的雕塑家是波洛尼亞的約翰（JohnofBologna），而不是米開朗基羅（MichaelAngelo）；繪畫方面，他喜歡拉斐爾（Raffaelle），對佩魯基諾（Perugino）和其他早期的大師們的興趣也與日俱增。
蘭多先生認為隻有希臘的史書才是唯一的經典之作，伏爾泰的作品緊随其後，稍稍遜之。
他對馬金托什（Mackintosh）和我最近結交的這些朋友毫不賞識，卻對蒙田和沙朗[6]擊節贊賞，這似乎有點黑白不辨。
他認為德熱蘭多（Degerando）得益于《盧卡論幸福》（LucasonHappiness）和《盧卡論神聖》（LucasonHoliness）！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談論騷塞，但見鬼，誰知道騷塞是誰呢！
蘭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