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論的終結&mdash&mdash少年維特式的多愁善感&mdash&mdash法國大革命
在上一講中，我們回顧了文學中的懷疑論，一直講到大衛·休谟，他是當時最偉大的作家，在許多方面也是最值得研究的作家。
今天，我們來看一看懷疑論的終結。
把懷疑論和遠在它之前的一件事相比較，比如說把休谟和但丁放在一起，你們不免會感到奇怪。
休谟和但丁相隔五百年，他們兩人都是各自時代最偉大的人物（兩個人都在各自的社會背景下最好地成就了自己）。
我之所以把他們放在一起，是想看看但丁是如何做的，休谟又是如何做的。
但丁看到宇宙中存在着一種神聖的規律，威嚴而又優雅地表現着自己的意志，他抓住了它；休谟在宇宙中看到的隻有混亂，除了自己的存在以外，他對任何事情都持懷疑态度。
但他的直覺比他的理智更真實，因此，他一直遵從自己的直覺，沒有給任何人帶來傷害。
因為就他所寫的書而言，他相信它們是有道理的，因此把寫的書出版對他來說似乎是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
他的智慧除了用于寫書，沒做别的事情，而且，在我看來，他将自己寫的書出版對人類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但不管懷疑論在當時，特别是在法國多麼受歡迎，它隻不過是人類心理的一種疾病，在我看來是一種非常糟糕的狀态，至多也隻能是獲取知識的一種途徑，因為它不是要找出什麼是謬誤，而是要确定什麼是真理。
當然，這是人類真正智慧的體現！但如果我們心中隻有邏輯，認為邏輯是獲得真理的唯一方式，認為一個人除非站起來，在他所在的位置上畫一個記号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沒有保證的嘗試，他忘記了保持緘默是更好的辦法。
如果真理隻有借助邏輯的展示才能令人信服，那麼，我們不要它也罷。
那時，不僅非宗教信仰者持懷疑态度，人的整個心理體系都是懷疑論的，信仰基督教的人也懷疑一切，不斷地用合乎邏輯的證據來證明他們教義的正确性。
有試圖證實的動機有何用？那些站起來行動的哲學家才是正确的。
宗教也是如此，宗教貌似合理，但用邏輯論證來證明不可言說的東西隻能是徒勞，不過這種習慣在18世紀流行于一切思想領域，在那一代人眼裡，隻有邏輯是有用的或實用的。
這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狀态，試圖把每一件事情都理論化。
當然，為了理解一個事物，最好有一種理論做指導，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又是不可能的。
例如，在我們讨論的歐洲文化曆史中貫穿着一種理論，為了方便起見，我們使用這種理論，但這種理論和我們用來解釋它并說明它之所以出現的理論，有很大差别。
因而，隻有一種成功的理論（像我在開始演講時所說的），那就是太陽系理論。
至今為止還沒有比它更成功的理論，但即使太陽系也不是完美的。
我們可以說，天文學家熟悉一兩個行星，但并不真正知道它們到底是什麼，它們要到哪裡去，也不知道太陽系是否會自己形成一個更大的什麼系。
簡單來說，對任何一個理論有一定了解的人，知道的主要是這一點，即關于它還有許多未知的東西，還有許多謎題，它會把我們引向無窮的宇宙。
一句話，他并不真正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讓他以一塊石頭比如說他腳下的一塊鵝卵石為例，他知道這是一塊石頭，是從和創世紀一樣古老的大石塊中崩裂而來的，但那塊鵝卵石究竟是什麼，他并不知道。
這種對任何事物都要找出一種理論的系統，我們稱之為心理的迷亂狀态。
那個人一定被誤導了，他不知道世界的真相，即世界本身是真實存在的，不是一個龐大的、令人迷惑的假設；他一定被剝奪了理解它的能力，除了迷亂我沒有别的詞彙來描述它。
一切都被放在單純的邏輯面前，一個人無論走到哪兒都會碰到這樣那樣虛假的理論，甚至萬物的中心也被帶到道德這一層面上。
關于美德和惡習有一種理論，關于責任和不負責任又有一種理論，這種做法将來會被視為一個特别的程序。
我一想到這些，就越來越強烈地感到道德是人類存在的核心，人類除了盡自己的責任以外，不會再做任何别的事情。
這就是生活，一個人和諧的存在&mdash&mdash他身上的閃光點！沒有人知道如何去描述它，它是人類的本質，是人類生存本身。
然而，在17世紀，關于這一點也有一個理論，被歸入他們稱為同情心的東西裡面，同情心是介于愛好和責任之間的一種必要的吸引力。
由于一切精神的東西都是從看得見的、物質性的東西中推導出來的，因此我們的道德觀變成了對其他人和其他事情的憐憫。
這是亞當·斯密和其他比他年長的人的信條，他把這種信條稱為道德意識。
它是對某些行為的天然喜歡，它是一種興趣，并根據這種興趣的趣味來确定事物的本質。
休谟認為德行是和利己、利益一樣的東西，認為一切有用的東西都是美德，認為古時的人們一旦發現某一件東西有用，就會聚在一起商讨，或者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