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也等于是用原因來代替結果。
正是這一錯誤，使人們在試圖把通貨理論應用于實際商業活動過程的一切努力中，颠倒了推理的方法并歪曲了對事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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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休谟先生向我和其他證人提出的那些問題來看，可以作出這樣的推論；休谟先生認為，銀行券和存款給予人們購買力，囚而是作為物價變化的原因而起作用的。
這可能是他當時的看法。
但不久以前，他似乎持有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1836年5月12日，在就W.克萊先生提議建立聯合股份銀行委員會的動議進行辯論時，休谟先生說：&ldquo關于紙币發行的數量，我認為我可以證明，隻要紙币在聯合王國的任何一個地方能夠見票即兌換成黃金，就不可能發行太多的紙币。
實際上我認為，關于通貨對價格的作用存在着很大的錯覺。
我的觀點是，貨币的數量依賴于物價的上漲；而物價的上漲并不依賴于貨币的數量。
我認為，在這點上，普遍流行的學說是極端錯誤的。
我知道，通貨學者都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我從未得到公平的機會讓我證明我的見解是正确的。
&rdquo
[2]參見附錄（A）。
[3]《論國家的進步》，第2卷，第225頁。
[4]不兌現紙币價值的變化不一定會使紙币喪失信用，不可自由兌換也下一定會導緻貶值。
英格蘭銀行券以及我國的私人銀行券，在限制自由兌換之後兩年中，仍具有相同的價值，好像它們一直都是可自由兌換的，而且一直未喪失信用。
美國獨立戰争期間，美國紙币的信用發生了很大的波動，法國革命時期發行的紙币的信用也曾發生過很大波動，原因是人們對償還機會的看法發生了波動。
當償還的所有指望都不複存在時，這兩種紙币就由于發行過度而最終變得分文不值了。
但俄國政府的紙币，雖然在其貶值的過程中，由于連續不斷地增加發行，毫無償還的可能性，可卻一直未喪失信用。
兌換率的變化，一部分是由單純的紙币過度發行造成的，另一部分則是由貿易狀況的變化引起的。
增發紙币造成的影響，完全同硬币的狀況不斷惡化造成的影響相類似。
俄國政府紙币貶值達到了75％，到達這點以後，貶值便停止了。
俄國政府要求按4個紙盧布兌換1個銀盧布的比例支付關稅和其他稅收，實際上便以這一比例确立了兌換率下調的水平，恰似我國的兌換率被降到以5先令兌換1個金币那樣。
這一貶值比例持續了若幹年，随後紙币的價值又上升到3盧布60分兌換1個銀盧布。
到1838年，銀通貨的價值又按貶值前的水平被重新确定下來，并對以前專門規定要用銀行券償付的合同作出了安排，把這種合同與用銀币償付的合同區别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