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觀點，我要借重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的權威地位，該作家既有進行哲學和科學表述的難得能力，又具有銀行家的實際經驗；我指的是那部很有價值的著作《論輿論&hellip&hellip的形成》的作者。
他在題為《為合股銀行和地方發行辯護》的小冊子的第85頁寫道：
&ldquo如果地方銀行犯有錯誤的話，那不是作為發鈔銀行犯有的錯誤，而是作為貼現和放款銀行犯有的錯誤；後者與前者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立法機關與此毫無關系，就像立法機關與魯莽的谷物和棉花投機活動，或盲目向中國和澳大利亞運送貨物的活動毫無關系那樣。
&ldquo這兩件事情常常混淆起來，許多禍害被認為是發行的管理不善、不适當的和過度的擴張和收縮造成的，實際上卻是不适當的貼現和放款造成的&mdash&mdash無論在什麼樣的銀行制度之下，都會發生這種情況，這種禍害隻有依靠智力的進步才能消除。
确實，在有關某一家發鈔銀行或多家發鈔銀行的重大問題上，能否作出明智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正确理解并記住這一區别。
&ldquo沒有一個人會瘋狂到要幹預銀行的借款和放款活動的地步，但說銀行作為借款和放款機構對于社會的重要性遠比其他機構大得多，卻不為過；而且還可以說，隻要它們的紙币是可兌換的，它們通過管理貸款所産生的影響就遠比它們作為發鈔銀行具有的影響力廣泛得多。
因而無論對通貨采取什麼樣的安排，銀行制度帶來福禍的主要根源都将繼續存在下去。
&ldquo即使禁止地方銀行發行紙币，隻允許英格蘭銀行發行紙币，地方銀行也仍然可以随意發放它們認為合适的貸款。
除了那些完全由地方紙币造成的影響外，銀行制度對地方商業活動的所有影響，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将繼續存在。
管理得當的銀行将像現在那樣，仍對商業活動有很大的用處，而管理不善的銀行，仍會對沒有前途的企業進行過度的和不正當的預付，仍會随意購買有風險或沒有價值的證券，從而給它們自己和社會造成很大的危害，正像掌握在拙劣的管理者手中的任何其他商業機構所做的那樣。
&ldquo因此，為了就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得出正确的結論，一定不要把借入資本和貸出資本帶來的好處和害處同發行期票所産生的影響混淆起來。
&rdquo
雖然他清楚地看到了地方銀行的放款和貼現業務同發行業務的區别，但在談到英格蘭銀行的管理時，他卻似乎沒有看到這種區别。
他對照比較英格蘭銀行和地方銀行的性質和地位時說（第62頁）：&ldquo前者要多發行一定數量的紙币，隻需購買與那一數量相等的證券即可，而後者卻無法直接擴大發行。
&rdquo我相信，我已令人信服地證明，在這方面英格蘭銀行并不比地方銀行更能直接擴大發行額。
主張發鈔銀行和非發鈔銀行在過度發行貨币（正确地說是&ldquo過度預付資本&rdquo）方面存在着差别的論點有許多，但我所見到的似乎站得住腳的唯一論點是，新發鈔銀行相互競争，力圖占有現有流通額的一部分，老發鈔銀行也相互競争，力圖增加自己的份額，減少鄰近發鈔銀行的份額，于是，它們為了把自己的銀行券發行出去，便往往在擔保品不足的情況下過度放款。
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承認這就是事實；在這一程度内也許有充足的理由制定各種規章防止銀行營私舞弊，特别是嚴格防止發鈔銀行營私舞弊。
但是我所承認的這種程度的區别，并不影響通貨原理問題。
根據通貨原理，發鈔銀行可以在保證自由兌換的限度内，随意發行紙币即銀行券，也就是說，可以超過其财力而向客戶放款。
非但情況不是這樣，即，發鈔銀行利用了發行權來增加其财力，實際情況反而是，在所有臭名昭著的管理不善的實例中，發鈔銀行都是利用其财力即存款和股東或合夥人的資本，努力占有現有流通額的一個份額，而不是增加現有的流通額，因為那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說，過度放款的較為突出的例子，究竟能否歸因于銀行有能力增加流通額，是值得懷疑的。
&ldquo北部和中部銀行&rdquo就是一管理不善的突出例子。
該銀行的債務據說超過1600000鎊，然其發行額卻少于300000鎊。
因而可以作這樣的推測：雖然該銀行的放款無疑大大地過度了，但其發行額，即在市面上流通的該銀行的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