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本書第71頁
以下幾段文字是對正文的注釋，我在寫作正文時，由于不想妨礙論證的進行，未提及一種成見或偏見（提到的隻是這樣一種偏見，即認為強制流通的政府紙币與銀行券相類似），這種偏見會不可避免地使普通人認為：貨币的數量（不論是用什麼标準檢驗這種數量）必然會對商品的價格産生直接影響。
我提到的這種偏見，産生于下述似是而非的推理。
商品的價格取決于供給與需求；因而在供給給定的情況下，價格取決于需求。
但貨币是需求的手段，因此，貨币的任何增加必定帶來需求的增加，結果必定使價格提高。
由于銀行券根據定義是貨币，銀行券的增加必然導緻需求的增加，從而必然擡高商品的價格。
已故的詹姆斯·穆勒先生在其《論政治經濟學》（第3版，第131頁）一書中寫了下面一段話，用以支持上述觀點，他用普通語言表達的這種觀點我不能不認為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ldquo不難理解，正是一國的貨币總量，決定了該總量中的多大部分可交換到該國的某一部分貨物或商品。
如果我們假定這個國家的所有貨物都放在一邊，這個國家的所有貨币都放在另一邊，并假設它們立即進行交換，則顯而易見，貨物的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或是任何其他部分将交換全部貨币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或任何其他部分，并且這個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或任何其他部分所包含的數量是大還是小，正好與國家的貨币總量是大還是小成比例。
如果實際情況确實如此，則很顯然，貨币的價值完全取決于貨币的數量。
實際情況似乎正是這樣。
&rdquo
西尼爾先生在一篇有關貨币價值的講演中，以及在一篇我前面提到過的發表在《愛丁堡評論》上的文章中，對穆勒先生論文中的以上段落進行了評論，并且指出了它的謬誤之處在于忽略了這樣一點，即正是貴金屬的生産成本而不是它們的數量構成了它們的價值，并決定了商品的價格，商品的生産成本又用貴金屬的價值來衡量。
然而，穆勒先生在第167頁的一段話中又用一種假設的情況來舉例說明他的觀點。
他說，&ldquo假設市場是一個非常狹窄的市場，一邊完全是面包，另一邊是貨币。
假設市場的正常狀态為，一邊是100個面包，另一邊是100先令，因此，面包的價格是1先令1個面包。
假設在這種情況下，面包的數量增至200個，而貨币的數量則保持不變，十分明顯，面包的價格必然下降一半，即每個面包的價格下降到6便士。
&rdquo
從這一段話來看，穆勒先生似乎給前面一段話表達的觀點加上了限制條件，或更為嚴格地說，也許忘記了那一觀點，而認為影響物價的貨币數量僅限于在消費者口袋裡或手中、準備拿到市場上滿足他們直接需要的貨币數量。
在這一有限的範圍内，可以承認，貨币的數量對物價有影響。
但是，在這樣的限制下，穆勒的觀點就與通貨原理毫無共同之處了，因為通貨原理認為，影響物價的貨币數量，在于流通銀行券的數量或全部流通手段所表示的貨币數量。
（B）本書第80頁
正文中談到了擁有資本和信用的個人的購買力，對此可能需要進行一些解釋，在這裡我就參照實際情況舉例加以說明。
我的意思是說，那些擁有充足的資本開展正常業務并在其交易中享有良好信譽的人，如果對他所經營的商品的價格上漲的前景持有樂觀的看法，并且這種看法被他投機活動開始時和進行時的情況進一步證實，就可能使其購買活動達到同其資本相比非常巨大的程度。
這裡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市場應該是十分廣闊的，并且所經營的商品很容易由于政治原因或自然原因而價格發生大幅度波動；事實上，隻有這類商品，才是投機的對象，才足以吸引商人的注意力。
我打算用1839年茶葉貿易中所發生的情況（該年中國爆發了動亂[1]）以及1838至1842年之間谷物貿易中的投機活動來加以說明。
1839年我們同中國發生了争端，預期茶葉價格将上漲，一些零售商和茶葉商便率先從事投機活動。
該行業中一種普遍的傾向是儲存貨物，即，一次儲存夠滿足顧客未來幾個月可能需求的貨物。
然而，其中一些商人，比其他人對前景更加樂觀和更加富有冒險精神，利用他們自己在進口商和批發商那裡享有的信用，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