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廉，從而給公衆帶來利益或便利。
不過，羅伯特·皮爾爵士所使用的低廉一詞，運用于銀行券的供應卻是不适當的。
檢驗銀行券質量即它們價值的唯一标準，是看它們能否根據持有者的意願，随時兌換成硬币。
不僅是用硬币估算的銀行券的價值，而且它們的便利都會由于在需要兌換成硬币時的最微不足道的躊躇和拖延而受到損害。
因此，立法機關進行幹預，以确保公衆免遭由于發行銀行破産或不願和拖延履行見票即付的契約而造成的損失和不便，是完全正當的。
如果提議采取的措施以此為目的，是要逐步用更加完美的紙币取代不那麼完美的紙币，那麼這些措施是值得公衆贊許的，并且似乎已經得到了公衆的贊許。
然而，羅伯特·皮爾爵士并不滿足于消除紙币發行方面的競争，并不滿足于确保紙币的質量，即不滿足于确保紙币的絕對安全和直接可兌換性。
他還打算調節公衆手中紙币的數量&mdash&mdash一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且他迫不及待地試圖解釋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這可以從其演講中的下述段落中看出來：
那種東西的數量應該根據與競争原則完全不同的原則來控制，因為其數量應該是明确的，固定不變的&mdash&mdash必須由與其相關的金币數量來決定。
紙币的數量若超過了與其相關聯的金币的數量，就過多了。
因此，我認為國家所需要的是，它應擁有最大數量的紙币供給，紙币的價值由相應數量的黃金來決定，紙币應由最有信譽的機構發行。
然而，那些主張無條件競争的人卻擁護一種與此完全不同的學說，我請求下院注意他們在支持無條件發行時所作的一些讓步。
那些與我持相同觀點的人認為，假若允許無條件競争，那麼，盡管銀行券的發行量最終很可能與金币的數量相一緻，但是，可能要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取得這種一緻，而且借以取得這種一緻的手段，雖然肯定是有效的，可在完全奏效之前卻會造成很大的困難和不便；在紙币的發行量和它以黃金計算的表面價值之間不會有那種應該有的緊密一緻；國家不會立即察覺到紙币的貶值，直到最終由那位無言的監督者&mdash&mdash黃金提醒它；由于忽視了它的早期警告，英格蘭銀行不得不突然收緊銀根。
假如《泰晤士報》對羅伯特爵士的這部分演講所作的報道沒有錯的話，那麼我要問，還有比這更為含混、更為難懂的看法嗎？按照羅伯特爵士的說法，紙币的數量&ldquo必須由與其相關聯的金币數量來決定。
紙币的數量若超過了與其相關聯的金币數量，就過多了。
&rdquo毫無疑問，如果紙币可以自由兌換成黃金，則其數量必然由與其相關聯的金币數量所決定。
這正是我根據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學說所主張的。
但在羅伯特爵士看來，紙币和黃金在這種程度上的一緻似乎是不夠的，因為在競争的條件下，在紙币的發行量和它以黃金計算的表面價值之間不會有那種應該有的緊密一緻；&ldquo國家不會立即察覺到紙币的貶值，直到最終由那位無言的監督者&mdash&mdash黃金提醒它。
&rdquo
我認為，這種認為在可以自由兌換的情況下紙币和它以黃金計算的表面價值之間缺少一緻性的觀點，就概念的清晰來講，很像已故的卡斯爾雷勳爵的下述觀點，即&ldquo英鎊的價值可以定義為與商品相比較而言的價值&rdquo。
[1]因為，人們可能會問與适用于這一定義的問題相類似的問題，即，如果不根據紙币的标金，那麼，你又是根據什麼規則判斷紙币是在貶值？根據商品的價格。
但根據什麼商品的價格呢？如果不假定紙币和金市的數量是貶值的原因，誰又能斷定影響價格的因素充分不充分呢？總之，對于這裡所陳述的和伯明翰學派經常極力主張的貶值學說，我們無法作出回答，而隻能予以全盤否定。
我深信羅伯特爵士犯了一個錯誤，緻使這位平時頭腦如此清楚的演說家胡言亂語起來。
這個錯誤就是，在通貨理論的影響下，他不考慮銀行券的面額，而賦予了銀行券以一些特殊的性質和職能，認為銀行券對物價産生的影響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信用券對物價産生的影響。
而且叫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一方面宣稱彙票不同于銀行券，不能像銀行券那樣使用，同時又威脅說，如果有人在方圓65英裡的地區引入少量彙票，使其在市面上流通，彌補銀行券的不足，則政府會出面加以禁止。
在其演講的下述段落中，羅伯特·皮爾爵士反對紙币發行中的無條件競争，即便紙币是可以完全直接兌換的：
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一向認為，為防止過量發行紙币，需要采取的唯一安全措施就是直接的兌換。
這種學說似乎得到了諸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這樣的大權威的首肯。
他們主張，應嚴格履行紙币的兌換保證&mdash&mdash紙币的兌換不應有任何拖延；但他們還說，如果你确實有把握能夠随時自由兌換，那就不必老是為兌換而擔心了。
假如這種看法不是很有根據，那并非是這些著名人物的過錯。
情況在不斷變化，我們經常會發現管理紙币發行的新規則。
如果下院根據後來的發現，确信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錯了，下院無疑将願意放棄得到這些人贊許的觀點。
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