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僅有幾本法律著作或幾部習慣法向人們提供諸如公共放牧制之類的農耕基本法則。
無疑，在本書中我們将會看到，要從舊的文件中摘取許多珍貴的指示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這樣做須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善于發現它們。
而真要這樣做，首先要從整體上綜觀，唯有如此，才能把握住研究的總線索。
18世紀以前，不可能提供這類情景。
人們生來隻善于發現劇烈變化着的事物。
多少個世紀中，農業從習慣來看幾乎一成不變，因為實際上它變化極小，而且當它進化時，一般都平平穩穩，沒有斷續現象。
18世紀，耕作技術與法則進入了一個更為迅速變化的階段。
更有甚者，人們竟想改變它們。
農學家們描繪了陳規舊習以便清除它們。
行政官員為了測定可能實行改革的範圍，紛紛探聽政府的風聲。
由于公共放牧制和圈地問題引起的1760&mdash1787年間的三次大調查勾勒出一幅巨大的地圖，至此從未有過一幅可以與之媲美。
這一切隻是以後世紀中連續不斷的長鍊條中的第一個環圈。
在文字的一旁，幾乎與文字同樣必要的是地圖，它将土地的解剖模型置于我們的眼皮之下。
最早的地圖可以追溯到更古的年代，直到路易十四時期。
但這些多數出自貴族領主之家的漂亮地圖隻是在18世紀才開始增多。
自然，它們還存在着許多空缺，小地方的空白，甚至整個地區的空白。
若想從整體規模上了解法國土地的面貌，就必須深入到第一帝國和七月王朝的土地簿冊中，這段時期，農業革命正值高潮，而且尚未結束。
[2]
這些相對較晚時代的文獻資料應該成為我們研究法國農村史&mdash&mdash我理解的農村史應既包括農業技術又包括多少緊密地支配着經營者活動的農業習慣&mdash&mdash必須遵行的出發點。
舉一個例子，就能比長長的論述更清楚地說明采取這種方法的必要性。
1885年左右，一位當時正緻力于探索我們稱之為長形敞地的土地制度問題的英國農村史大學者弗雷德裡克·西博姆寫信給福斯泰爾·德·庫朗熱，向他請教，這種在大不列颠已有例證的耕地形式是否早就存在于法國。
因為他們兩人在歐洲文明的起源問題上具有共同的觀點，所以來往很密切。
福斯泰爾回複道，他絲毫不見有這種耕地形式的痕迹。
[3]不是他忘了記起來他自己并非那種輕易受外部世界影響的人。
他無疑從未十分注意地觀察過法國整個北部和東部那些形狀奇特的、使人一下子就聯想到英國的敞地的耕地。
由于對農學并無特别的興趣，所以他對收到西博姆來信的同時正在議會進行的關于公共牧場制問題的辯論漠不關心。
為了向他的通信者提供情況，他隻查閱了幾篇十分陳舊的文章。
但他對這些文章倒是深愛熟知的。
它們若是能向他提供相當明晰的證明，為何對這些現象卻什麼也揭示不了呢？梅特蘭在一個不适當的時刻指責他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