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
它已不再是不可分的了，也就是說，在實際上它已不再存在。
通過讓與或其它方式，小塊土地從整個土地中分離出來。
自6世紀起，人們看到，圖爾的格雷古瓦已注意到&ldquo産地的劃分&rdquo妨礙土地稅的征收。
無論如何，自秃頭查理的統治時期以來的現象更是如此。
公元864年6月25日國王的一份告示抱怨佃農習慣出售份地的土地而隻保留房屋。
顯然，如果這些佃農把房子和土地整個單位一起轉讓，告示就不會對他們産生不滿。
問題出在份地的破裂、領地的&ldquo毀壞&rdquo、&ldquo混亂&rdquo。
它們使雜稅的直接征收成為不可能。
為了制止這種情況，必須收回未經領主同意就抽走的份地。
這是徒勞的禁止！大約在同一時代，在巴黎齊的一個村子，經營12塊自由民份地的32人中，有11個住在領地之外。
[10]大概，正是這種分化，使非分地化的租地增加，導緻政府在866年第一次對一向被當作微不足道的Hôtises征稅。
以前，早就試圖采取不按份地，而按&ldquo戶&rdquo的辦法征稅。
[11]
11世紀起，由于土地分為小塊，份地終于逐漸消失。
當然，在某些地區和地方，這種情況或許還要早些。
更深入的研究将來肯定會弄清楚這種差異。
1040年，在安茹地區，份地和Bordes的區别還是很明顯的。
同樣，在12世紀時的魯西永地區，這種差異也存在，但這種差異的意義似乎沒有很好被人理解。
1135年，在巴黎齊地區的魯瓦新城，人們提到了半份地。
1158年，在埃諾的普裡舍，1162&mdash1190年，在巴黎南部的利摩日和富爾什，地租是建立在份地或半份地基礎上的。
1234年，在奧爾良的布宗維爾和布伊，人們規定，&ldquomasures&rdquo（這個詞在此指整個經營單位，包括田地，與份地是同義詞）隻能平均分配，至少要分割成固定大小的小塊（一直可以達到原地的1/5大小）。
在勃艮第，在瑟米爾城堡，15世紀末，不能瓜分&ldquomeix&rdquo的傳統繼續存在。
[12]但是，長期來，這僅是例外，人們早已不再遇到了。
自12世紀起，人們最經常遇到的是：由每一小塊土地負擔地租，按房屋交付養家禽的租金，按人頭或戶數分攤勞役。
同時，租地間的關系越來越不固定，越來越不穩定，它們按照所有者的意願擴大或分開，唯一的條件是，如果涉及轉讓，必須征得領主同意。
實際上，領主越來越少對此表示拒絕。
在歐洲許多地方，原始的土地單位（人們給它取了各種各樣的名字）就這樣逐漸消亡了。
但是，它在英國和德國，比起在法國的敞地地區消失得更慢。
13世紀時，經常被提到的英國&ldquohide&rdquo最終消失時，它留下了一個規則而固定的租地體系：一個vergé（1/4hide），或一個bevée（1/8hide）。
在德國，同樣從13世紀起（經常更晚），hufe才消失，很多地方由租地代替。
它們更不協調，但同樣是不可分的。
今天仍在繼續生效的繼承法，還确保權利所有者中唯一一人的繼承權。
在法國，關于平地的租地禁止分割的法律，除了布列塔尼的一些領地外，都沒有生效。
而在布列塔尼，這種禁止隻有利于那些幼子。
[13]總之，在我國大部分地區，領地和鄉村公社自12世紀起，已不再以穩固的房屋作為秩序井然結構的标志。
一般地說，各種名稱的份地是全歐洲性的制度，但它過早地、無形無蹤地消失，都完全是法國獨特的現象。
當然，隻有通過對社會生活的更深刻的剖析，才能解釋這種變化。
我們對中世紀家庭曆史了解甚少；然而，自中世紀前期以來，人們看到了一個緩慢的變化。
那時，由血緣關系聯系起來的集團&mdash&mdash家族&mdash&mdash仍然很強大。
但是，它們已失去确切的界限，聯系各成員的義務、職責，已從法律束縛變成道義上的束縛，甚至成了習慣上的束縛。
族間仇殺仍然是公共輿論所強加的責任。
但是，不存在任何追究主動、被動刑事責任的确切條例。
父子間、兄弟間、堂兄弟間保留共有土地的習慣是十分嚴格的，但也僅僅是習慣而已，個人所有是通過法律和習慣法得到充分承認的，親屬關系隻是在讓與情況下，才有權優先購買。
自然地，這個集團如果界限不清，又沒有一個強大的法律壓力，是很容易瓦解的。
夫婦配偶家庭趨向于取代巨大而穩固的家族制家庭，作為共同生活中心，前者基本上是由仍然活着的一對夫婦的後代組成的。
古老的家族制家庭的嚴格土地範圍是否會由此同時消失，這沒有什麼好驚奇的。
法國的份地自加洛林時代起，經常被各自單獨生活的多戶農家占有，他們之間僅在承擔領主的納稅上有聯系。
屬于聖日耳曼德普萊修道院的布瓦西領地，共有182戶農民，但隻有81塊份地，這是通過内部分化而變小的标志。
但是，份地作為不可分的整體，由于國家和領主的共同努力而湊合維持着。
然而，在法國，很早就缺乏國家的支持。
而在英國，直至12世紀，建立在hide基礎上的稅收制度卻還在作出貢獻。
在高盧，官方的努力到10世紀初已停止。
至于領主，從10世紀到12世紀，他們的經營方法由于勞役逐漸減少（這是我國特有的）而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它說明古老的征稅單位已消亡。
既然人們承擔的義務的内容本身發生了變化，為什麼還要留戀它呢？古老的登記冊已完全過時，他們的語言（如同11世紀末負責抄寫并複述沙特爾聖父修道院登記冊的教士承認的那樣）變得幾乎難以理解，隻好中止參考，結果，未能幫助把過去的名稱流傳下來。
人們由此看到了各種嚴重而神秘、但表面上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