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法國革命的農村史隻有緊密結合對政治現象及其各不同發展階段的研究才能寫出特色來。
盡管有了一些十分優秀的關于各地區農業情況的專題論文，我們對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農業發展情況還是了解得不夠，還不能做到描繪而不走樣。
我們的論著隻能大緻上寫到1789年為止。
但是在終筆之端，有必要指出，以上描繪的農業發展對最近的過去，甚至對現在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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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國民議會涉及到農業政策時并非面對着一塊白闆。
君主政體已經提出了問題并試圖解決它。
新制度以一種在許多方面與舊制度十分類似的手法繼續該事業。
但是，它已不再局限于一種奴性的模仿。
從前人的失敗中它汲取了有益的教訓；它更注意到不同階層的要求，并且它是在一塊已排除了許多障礙的地基上從事這項工作的。
毫無疑問，如果允許自由行動的話，農村中的大部分人願意回到舊有的集體耕作方式上去。
早在1789年，英國農學家阿瑟·榮格就已預料到這點。
在許多不同的受到圈地法令觸動的地區（在普羅旺斯則是受到更古老變化的觸動），農民們在大革命初期的農業混亂過程中企圖以武力恢複集體地役權。
許多堂區的議會，再後些時期是農村的市鎮當局，鄉村的人民協會等等，在它們的備忘錄中提出了這種倒退的要求。
約讷省帕爾利的無套褲漢們提到圈地權時寫道：&ldquo這個法律隻可能由富人制定，隻對富人有利，那是在自由僅是一句空話、平等僅是一種幻想的年代裡的産物。
&rdquo另外一些備忘錄，另外一些俱樂部，如歐坦的民社，紛紛譴責&ldquo自私的耕作者&rdquo、&ldquo吝啬的地産主&rdquo和&ldquo貪婪的佃農&rdquo的&ldquo弑君聯盟&rdquo，說他們把大部分土地改成人工草場，由此剝奪了人民口中的面包。
[2]但議會并不由雇農或小農們組成，也不代表他們的觀點。
議會由受過教育、養尊處優的資産者把持，他們認為私有财産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制憲議會成員厄爾托&mdash拉梅爾維爾不是建議将&ldquo土地的獨立&rdquo作為憲法的一條嗎？大革命時期最大膽的國民公會成員可以使這個原則服從于戰争的需要，抵禦外國軍隊和大革命的敵人；但在他們心目中，對此原則的忠誠并未有半點減弱。
此外，這些人受周圍哲學思想的影響，全心全意地相信經濟的進步，他們隻以生産的提高來看經濟進步，隻以草場的保護來看農業進步。
&ldquo沒有肥料，就沒有收獲；沒有牲畜，就沒有肥料&rdquo，國民公會的農業委員會在回答諾讓的民社要求頒布法令強迫自耕農采用休耕制時隻是重複了這句箴言。
[3]他們很自然地把昔日陳規看成是&ldquo封建&rdquo野蠻社會可惱的遺産。
共和二年，厄爾&mdash盧瓦爾省的行政官員們說，&ldquo休閑田之于農業如同暴君之于自由。
&rdquo[4]
曾經阻礙過君主政體執行農業政策的許多束縛業已無存。
給打擊領主利益或攪亂現存制度的措施多次帶來障礙的高等法院也早已消亡；同時消亡的還有各省的三級會議。
特權階層的利益本身已不再受到尊重：單獨畜群沒有了，枯草權沒有了，土地大區也沒有了。
使改革沿着有利于大地産主的方向發展的動機也沒有了。
大革命并不照顧雇農的利益；但它努力滿足普通耕農中最内行人們的願望。
最後，在一個已成為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中，法律沒有必要像過去那樣以一個省為其單位。
&ldquo總法&rdquo這一在舊制度下改革者們掀起巨大沖波的時代中奧梅松曾幻想過，但從來不敢賦予它形式的美好願望，居然成了現實。
然而，謹慎仍然是個法則。
說實在的，強迫性輪作對于新的完全個人主義的自由觀念純粹是南轅北轍，人們不能設想再将它保留一分鐘。
制憲會議通過争取地産主&ldquo根據自己的意志，在自己土地上改變種植和經營&rdquo的權利，宣判了強迫性輪作制的非法性。
至于強制性公共放牧權，人們同樣也作出計劃予以徹底廢除。
不過，這些建議從未被十分嚴肅地對待過。
制憲會議滿足于繼續實行圈地法政策：它聲稱在全法國都有圈圍土地的絕對自由。
然而它在這項命令之外增補兩條新的規定以取消以往法令中最嚴重的缺陷。
從此後，地産主對公共牧場的使用權便遭到限制或廢除，其程度與他們圈圍的土地恰成比例。
此外&mdash&mdash根據在舊制度末期已争論多次，并最終就要獲得成功的計劃（如果舊制度再延續下去并且消除它最後階段行為中表現出的膽怯，這些計劃恐怕就會實施），[5]&mdash&mdash人工草場從此就将全年禁止放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