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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符合這個目的，分配自然就隻能以家庭為單位進行。
稍晚一些時候，國民公會也正是這樣作了規定（由一項法令形式降低為一個簡單的許可令），大片的田區自然也沒有了，因為再也沒有領主了；1792年8月，人們原則上取消了自1669年起就實行的所有的舊田區。
此外，人們還把空地的某種法律主權歸予村社集團。
總之，各級議會一方面通過正逐漸葬送着舊集體使用權的财産分配滿足了經濟學者們吹噓的個人主義，另一方面通過各種規章制度滿足了小農們的心願，因為新的制度需要他們。
但是，依據某種類似二茬草權争執過程（我們已經見到這個例子了）的演變線索，這些有利于窮人的分配終于在大革命後期被資産階級政權&mdash&mdash督政府和執政府&mdash&mdash禁止了。
更有甚之，一些當初未經必要的法律許可而先實行的分配被宣布無效，這種報複經常得到富人們掌握的市鎮政府的支持；在北方，人們甚至把還在專制王權時期就實行的分配予以徹底砸爛。
從此後，除了隻享有其使用權的分配物，被允許的唯有有償的财産讓與。
一開始，法律上有财産讓與之說，後來曾遭禁止，但不久又開始通行并得到法律認可。
這一措施使得部分地區尤其是中部的公有财産在19世紀中逐漸縮小，有的幾乎消失殆盡（此現象的過程與方式，至今尚未得到好好研究）；不過它還顯然不能導緻産生許多新的地産主。
盡管有這些曆史的倒退，盡管另一方面，我們對立法議會和國民公會法令的實行情況知之甚少，人們也不會懷疑那昙花一現的分配公産的政策已向許多窮苦的人們提供機會争得了多年垂涎欲得的一份土地。
最後，農民從領主制的重重束縛下解放出來的同時，革命議會又使他們擺脫了最厲害的一個負債原因，從16世紀起，這種債務就一直可怕地損害着他們對土壤的支配權。
不管怎麼說，如果不考慮種種可以确實的差異而隻從粗線條上來看，舊制度的演變中形成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大地産所有制與小農經濟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革命後的新法國繼續存在着。
除去那些在最激烈的鬥争中認識到依靠下層人民的必要性的人，大革命中的大部分人對雇傭勞動者的估價并不比18世紀的改革家們更高。
國民公會議員德拉克魯瓦認為，如果給雇農以土地，就會剝奪工業以及農業本身的勞動力來源。
熱月黨期間的救國委員會剝奪了他們所有的二茬草權，讓他們在需要牧草喂養牲畜時為牧場主們提供勞役。
它像舊制度下某些統治者一樣，懷疑在農村有一個貧窮階級的存在：&ldquo貧困的居民（不知是否仍存在着）&hellip&hellip。
&rdquo事實上，集體勞役的取消對農村無産階級的打擊十分沉重，緻使他們再也爬不起來。
無疑，依靠某些國王的敕令和革命政權的法律，農村無産者從公有地的分割中獲取了一些好處，并且得到了一部分國有财産。
但這些收益經常是虛幻的；在貧瘠的土壤、小面積的産地上，衆多的挫折正等待着開墾者。
大弗勒内勒地方的耕農們在1789年預料，公有地分配後，會出現一個生育高峰，随之将帶來貧窮的危機，看來，他們的預見并不完全錯誤。
城市工資職位的引誘，原來供養農業工人的農村工業的衰落，适應新經濟方式的困難，公共道德意識的變化（不如過去那樣緊密依賴于傳統的勞動方式），新的追求舒适生活的興趣，對農莊工人悲慘生活狀況的不滿，這一切都使農村雇傭勞動者處在艱難困苦之中。
梅斯高級法院院長缪紮克的預言得到了證實，短工和小農們紛紛抛棄了田地。
農村人口外流，在七月王朝時就已成了十分敏感的問題，從19世紀中葉起以持續加快的節奏進行着，外流的人主要是雇傭勞動者。
大約從1850年起，出現了出生危機，以後由于大規模戰争帶來的流血犧牲，勞動力來源短缺，人口外流又促進了某些技術變化：如農業機械的改進，人工培植牧草。
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上半期充滿血腥味的法國鄉野，是一個不見人影的農業社會，&mdash&mdash空蕩的曠野，一片荒土，但是這樣一個農業社會也許更适合于實行一種既擺脫了傳統意識又擺脫了永恒的饑餓威脅的農業經濟，而過去饑餓的威脅曾長期地給耕作實踐壓上了沉重的負擔。
要對法國當代小型或中等水平的農業經營體（包括産地、租佃或分成制租佃）的命運作出精确的估計是十分棘手的&mdash&mdash說實話，就我們現有的知識狀态而言，是幾乎不可能的。
它遭受到種種嚴重的危機：無休止的信貸困難的危機，進口谷物的競争（約在1880年以後，俄國和美國的小麥開始進口），由雇傭勞動者外流和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勞動力短缺，農民日益需要的工業産品的漲價。
在某些相當數量的小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