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模樣，路邊的商鋪裡又有哪些商品。
黎明與落日、群星密布的夜幕、萬裡無雲的晴空、白雪皚皚的山脈、陰森幽暗的密林&mdash&mdash所有這樣的景物都會引來無休無止的冗長描寫。
不少描寫本身當然很美，但它們與主題完全無關。
而作家們直到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論他們觀察景物的眼光有多麼詩意，不論他們描寫所用的筆觸是多麼形象逼真，隻要它無益于推動情節發展，或者不能向讀者傳達理解人物所必需的要素的話，那麼這些描寫就是無用的廢話。
在長篇小說中，這種情況還隻是偶爾會出現的缺點，而另一種缺陷則是内在且必然會産生的。
由于篇幅較長，完成一部長篇小說是需要一定時日的，創作周期少則幾周，多則幾個月乃至于幾年，因此作者的創作激情很有可能日漸衰退，這也是非常自然的。
一旦這種情形出現，作者就隻能依靠自身的勤奮與能力硬着頭皮勉強繼續寫下去，如果這樣寫出來的東西還能讓讀者興緻不減，那就簡直稱得上奇迹了。
過去的讀者更加在意小說的篇幅而不是質量，因為他們既然花錢買了小說，就希望篇幅的長度能值回買書的本錢。
于是作家們往往為了擴充篇幅而拼命向作品裡填塞更多的内容，而他們也發現了一條捷徑，那就是在小說中插入另一個故事。
這種插入内容的長度有時甚至有中篇小說那麼長，而它們和小說的主題要麼完全沒有關聯，要麼僅僅有一點牽強附會的聯系。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萬提斯就深谙此道，而他運用這種手段的冷靜大膽更是無人能比。
雖然人們往往把這些節外生枝的部分視作《堂吉诃德》這部不朽巨著中的污點，讀起來也隻會讓人感覺不耐煩，與塞萬提斯同時代的批評家們也就這一點對他大肆攻讦。
但是我們知道，在《堂吉诃德》的第二部分中，作者規避了這種不良習氣，并且完成了一項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偉業&mdash&mdash他居然寫出了一部比前作還要優秀的續作。
可惜後來的作家們卻并沒有放棄這一便捷的手段（他們很明顯并沒有看到那些針對塞萬提斯的批評），他們照舊以這樣的方式向出版商提供着大量篇幅傲人的暢銷作品。
到了十九世紀，全新的出版形式又讓作家們面對着全新的誘惑。
願意擠出大量篇幅來刊登那種被蔑稱為&ldquo消遣文學&rdquo的作品的月刊往往借此大獲成功，這也為作家帶來了絕好的機會，他們可以通過連載的方式将作品呈現在讀者眼前，并獨享連載帶來的報酬。
與此同時，出版商也發現了新的商機：如果将當紅作家的作品以每月連載的方式發售的話會很容易獲利。
依照合同的要求，作家必須每個月為出版商提供一定數量的作品，換句話說，就是必須寫夠一定的頁數。
這種模式必然鼓勵作者把叙事拖得冗長而緩慢，就連創作這些連載的作者們自己也會承認&mdash&mdash這其中還不乏某些最為優秀的作家，比如薩克雷、狄更斯和特羅洛普&mdash&mdash不得不在固定的截止日期之前上交連載用的文稿實在是令人厭惡的重負。
難怪他們要把小說寫得那麼啰唆！難怪他們往小說裡塞那麼多完全無關的内容！每當我想到小說家創作時要處理多少障礙、規避多少陷阱，我就再也不會因為發現最完美的小說也有不盡完美之處而大驚小怪了。
實際上，我反而會為那些不完美之處并沒有想象的多而感到驚喜。
小說家不是專門講故事的人，小說應當有故事
出于提升自我的目的，我一生中閱讀過許多談論小說的著作，不過整體來說，這些著作的作者往往秉持着與H·G·威爾斯相近的觀點，即認為小說不應當被視作一種消遣的方式。
他們一緻認為，故事并不是小說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實際上，在他們看來，故事甚至構成了小說閱讀過程中的阻礙，它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讓讀者無法留意到那些他們認為真正具有價值的内容。
他們似乎并沒有意識到，實際上故事才是小說家們為了讓讀者不喪失興趣而抛出的救生繩索。
這些人認為，正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讓這種叙事文學變得低級了，然而這種觀點在我看來卻非常奇怪，因為就像對财物的占有欲一樣，想要聽故事的欲望也是人性之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遠在文明誕生之初，人們就開始圍坐在篝火旁邊，或者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市場裡聽故事了。
這種對故事的渴望一直極其強烈，這一點由如今偵探小說的蓬勃發展中也可見一斑。
實際上，把小說家描述成&ldquo隻不過是個講故事的人&rdquo無疑是一種輕慢無禮的貶低。
當然，我敢說應該是不會有這種人的。
通過對所叙述事件與人物的選擇、通過創作者自身對這些人與事的态度的傳達，小說家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一種對生活的批評。
這種批評或許談不上眼光獨到，又或者不能稱之為深刻，但它的确真實存在。
而作為這一點的結果，小說家以這種他們自己都難以察覺的方式扮演着倫理學者的角色。
但道德與數學不同，它并不是一種講究精确的科學。
道德标準必須有所變通，因為它與人類的行為密切相關。
而衆所周知的是，人類是一種多變、虛榮且搖擺不定的動物。
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各種混亂與動蕩，而關注這一切同樣是小說家的工作。
我們的未來難以預料，我們的自由時刻處于威脅之下，我們時常遭受着焦慮、恐懼與挫折的困擾，許多在過去看來不容置疑的社會準則如今卻顯得不合時宜。
這些無疑是非常嚴肅的問題，然而探讨這些問題的小說作品往往讓讀者感到既無味又難讀，作者們也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比如在避孕藥發明之後，過去高度重視的貞潔觀念便已經失去了效力，小說家們也很快發現了這一改變為兩性關系帶來的變化，因此每當他們認為需要添加一點吸引讀者注意力的内容時，就會安排筆下的人物們盡情翻雲覆雨。
而我不太确定他們此舉是否經過謹慎的考量。
切斯特菲爾德爵士曾經對性愛做過這樣的評論：它的歡愉是短暫的，姿勢是滑稽的，而代價是高昂的。
如果爵士能夠活到今天，并讀過時下的部分小說的話，那他可能會給自己的論述再增加幾條：這一行為千篇一律，對它的描述也是反複不斷的老調重彈，實在是無聊透頂。
如今，小說創作的一大趨勢是着重刻畫人物而非講述事件。
當然，塑造人物是很重要的，因為讀者隻有逐漸熟悉小說中的人物才能與他們共情，并由此關注将這些人物牽扯其中的事情。
然而在諸多小說創作手法之中，這種專注于人物本身而非人物之間發生的事件的做法也隻不過是其中一種。
那種單純注重叙述故事、對人物的塑造簡單而粗略的寫法之存在也是同樣合理的。
實際上，比如《吉爾·布拉斯》和《基督山伯爵》等優秀的小說都是以這種手法寫成的。
假如山魯佐德隻是一味刻畫人物的性格，而不認真講述那些神奇的故事的話，她的腦袋早就保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