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之内便完成了一部名為《賭徒》的小說。
那位名叫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的速記員年僅二十歲，相貌平平，但是她踏實能幹，忠誠耐心，并且對他充滿仰慕之情；一八六七年初，他們結婚了。
然而他的繼子、兄長的寡婦及其子女提前預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後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樣供養他們了，便紛紛拿出極大的敵意來對付這個可憐的姑娘。
實際上，由于他們的态度實在過于惡劣，把她的生活折騰得困苦不堪，她最終不得不勸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離開俄國，他也因此又一次深陷債務之中。
這一次他們在海外生活了四年。
而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從一開始便發現，與這位知名作家共同生活相當艱難。
他的癫痫越發嚴重；他易怒、虛榮、做事不計後果。
他依然與波琳娜·薩斯洛娃保持着聯系，這一點自然會讓安娜心緒不甯，不過她是一位異常理性的年輕女子，因此隻把不滿深埋在自己的内心之中。
他們去了巴登巴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裡再次開始賭博。
他像以往一樣輸了個精光，又像以往一樣寫信給所有可能幫他的人借錢，并且越借越多；一旦有錢到手，就馬上拿到賭桌上輸個幹幹淨淨。
夫妻倆當掉了一切值錢的東西，租住的房間也越來越便宜，有時甚至連吃飯的錢都不夠。
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還懷孕了。
以下選錄了他的一封書信，此時的他剛剛赢到了四千法郎：
&ldquo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對我苦苦哀求，她說我赢了四千法郎就該滿足了，最好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可是分明還有的是機會，還有可能把一切輕輕松松地再赢回來。
要說例子是什麼？你不僅自己能赢錢，還能每天都看見别人赢上兩三萬法郎，而那些輸錢的人你是看不到的。
這個世界上哪裡有什麼聖人？錢對我來說可比對他們重要。
我下的賭注比輸掉的錢還要多，快要把手頭最後一點财産也賠進去了，這讓我氣得要發瘋。
我又輸了。
我當掉了自己的衣服，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當掉了她擁有的所有東西，包括她最後幾件小首飾（她可真是個天使！）。
她給了我那麼多的安慰，在巴登巴登這個可恨的地方，我們隻能躲在鐵匠鋪二樓的兩間小破屋裡，這又讓她多麼疲憊！最後什麼都沒了，一切都輸光了（唉，這些德國人太卑鄙了，他們有一個算一個，全都是流氓、惡棍和放高利貸的。
房東明知我們還沒有收到錢，哪裡都去不了，卻還是提高了房租）。
最終我們不得不從巴登巴登逃離。
&rdquo
孩子出生在日内瓦，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賭博。
每當他把本應用于妻兒急需的生活必需品的錢輸掉時，心中都會非常悔恨；可是口袋裡剛有了幾個法郎，他就會迫不及待地跑回賭場。
三個月之後，他們的孩子夭折了，這讓他痛不欲生。
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再度懷孕，這對夫妻拮據到了極點，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不得不向偶然相識的熟人五法郎、十法郎地借點小錢，好為自己和妻子買些吃的。
《罪與罰》問世後大獲成功，他開始着手創作一部新小說，名為《白癡》。
出版商同意每月寄給他二百盧布，但他那招來不幸的惡習時常讓他陷入窘境，不得不一再請求對方預支稿費。
《白癡》的反響不佳，他又開始寫另一部小說，即《永久的丈夫》，其後則是英譯名為《群魔》的那部長篇。
與此同時，迫于形勢的壓力&mdash&mdash我指的是他們此時已經透支了自己的信用&mdash&mdash陀思妥耶夫斯基帶着妻兒不斷到處搬家。
但此時的他們早已思鄉心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擺脫心底對歐洲的厭惡。
不論是巴黎的文化與榮光、德國的甯靜安逸與音樂、阿爾卑斯山的壯美風景、瑞士怡人而神秘的美麗湖泊、舒适可愛的托斯卡納，還是佛羅倫薩的藝術珍寶都無法觸動他的内心。
他認為西方文化頹廢、腐朽、充斥着資産階級情調，并堅信這一切正在逐步走向毀滅。
&ldquo這裡讓我變得愚鈍而狹隘，&rdquo他在一封于米蘭寄出的信中寫道，&ldquo我感覺自己正在失去同俄國的聯系，我需要俄國的空氣與俄國的人民。
&rdquo他覺得如果自己不返回俄國的話，就永遠不可能完成《群魔》了。
安娜也渴望回家。
但是他沒有錢，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從出版商那裡預支了連載版權的全部稿費。
但他還是在絕望之下再次向後者求助。
當時《群魔》已經在一部雜志上連載了兩期，由于害怕就此失去繼續連載的機會，出版商為他們寄去了一筆路費。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回到了彼得堡。
那是一八七一年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時年五十歲，他的生命還有最後十年。
《群魔》博得了讀者的喜愛，書中對當時青年激進分子的攻擊更是為其作者在保守反動派之間赢得了不少朋友。
他們認為，此人可以在政府對改革的反對中發揮作用，并給了他一個收入很高的報紙編輯職位，這份報紙由官方出資創辦，名叫《公民報》。
他在報社工作了一年，其後因為與出版商意見不合而辭職。
安娜勸說丈夫讓她自己出版《群魔》，初次嘗試便大獲成功；此後她出版了各種版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并由此獲利頗豐，足以讓他餘生再也不用為貧窮困擾。
陀思妥耶夫斯基餘下的幾年歲月寥寥數語即可概括。
他以《作家手記》為名撰寫了一系列呼應時事的散文，這些文章廣受歡迎，讓他開始以先知和導師的身份自居，畢竟幾乎沒有作家能夠拒絕這樣的角色。
此時的他成了一位狂熱的斯拉夫至上主義者，在充滿兄弟情誼（他認為這是俄國人獨有的特殊天賦）、渴望為了全人類的共同福祉付出的俄國人民身上，他看到了醫治俄國&mdash&mdash乃至于全世界&mdash&mdash頑疾的唯一希望。
不過此後的事實證明，他實在是過于樂觀了。
他完成了一部名為《少年》的小說，最後又寫了《卡拉馬佐夫兄弟》。
他的聲名日盛，到他于一八八一年猝然去世的時候，已經有許多人把他視為當時最偉大的作家了。
據說他的葬禮是&ldquo俄國首都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幾次公衆集會之一&rdquo。
3
我在上文中盡量以不作過多評論的方式簡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
他給人留下的是一種異常難以親近的印象。
虛榮是藝術家的職業病，不論是作家、畫家、音樂家還是演員都很難免俗，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虛榮心卻旺盛得離譜。
他不厭其煩地談論自己與自己的作品，似乎從未想過别人可能早就聽膩了這一套。
此外，他這種虛榮心還極有可能與自信心的缺乏&mdash&mdash也就是如今所謂的自卑情結&mdash&mdash交織在一起。
或許正是出于這些原因，他才會公然蔑視自己的作家同行。
但凡是性情中多少有些力量的人，都不會因為蹲過一次監獄而變得如此恭順卑微；他認定對自己的判決是因為反抗當局而應得的懲罰，然而那又毫不影響他不擇手段地争取赦免，這看起來簡直不合邏輯。
我在上文中也提到過他讨好權勢時的姿态能夠卑微到何等地步。
他完全沒有自控的能力。
一旦他被激情沖昏頭腦，那麼不論是謹慎的思路還是最基本的禮儀規範都不能對他有什麼約束力。
所以哪怕第一任妻子身染重病，不久于人世，他也能丢下她不管，跟着波琳娜到巴黎去，直到被這反複無常的姑娘抛棄，他才重新回到妻子身邊。
不過将這種弱點體現得最為徹底的還是他對賭博的癡迷。
這項嗜好一次又一次地将他逼入絕境。
各位讀者應該還記得，為了履行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了一部名為《賭徒》的中篇小說。
這部小說談不上優秀，它最主要的意義在于，作者得以在故事中以生動的筆調描繪深陷賭瘾之人那種早已為他自己熟知的感受。
讀過這部小說之後，你便能夠理解：為什麼哪怕賭博為他帶來了屈辱，折磨着他自己與他所愛的人，讓他卷入不光彩的官司（畢竟從貧困作家基金會借來的錢是為了保證他的創作，而非讓他拿去賭的），逼得他不得不時常向早已厭煩了借錢給他的人們懇求幫助，他卻依然無力抵抗這種誘惑。
他是個愛出風頭的人，而富有創造力的人都難免或多或少有這個苗頭，不論他們參與的藝術形式具體是什麼；他自己也曾經描繪過，賭桌上一連串的好運如何滋養了他這種不值得稱道的傾向。
人們把這個幸運的賭徒團團圍在中間，像打量什麼超凡之物一樣盯着他看，啧啧稱奇，贊不絕口。
他俨然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對于一個自卑而畏縮，飽受疑心病困擾的可憐人而言，這是何等的寬慰啊！赢錢的時候，充滿力量的感覺會讓他如癡如醉，讓他感覺自己成了命運的主人，讓他相信自己的聰慧與直覺是如此可靠，甚至連偶然的巧合都盡在掌握之中。
&ldquo隻要我有一次展現意志的機會，我就能在一個小時之内改變自己的命運，&rdquo這位賭徒如此豪言壯語道，&ldquo最重要的就是意志力。
還記得七個月之前發生的事嗎，當時我在&lsquo輪盤堡&rsquo賭場，眼看又要輸個徹底。
哎，那可真是堅強決心的一次非凡展現！我已經輸光了所有錢，一點都不剩了，正準備往賭場外面走，突然發現馬甲口袋裡還有一個金古爾登。
&lsquo好歹還有吃晚飯的錢。
&rsquo我想着，可是才走出了一百步左右，我就改變了主意，轉身回到賭場，押上了那個古爾登&hellip&hellip那可真是一種奇妙的感受，你身處異鄉，孑然一身，距離家人和朋友萬裡之遙，連當天還能不能吃上飯都不知道，但你卻還是押上了你最後一枚古爾登，你最後一點家當。
我赢了，二十分鐘之後，我口袋裡裝着一百七十個古爾登離開了賭場。
事情就是這樣。
這就是最後一個古爾登實現的奇迹。
假如我當時就死了心的話會怎麼樣？假如我不敢冒險的話，又會怎麼樣？&rdquo
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寫正式傳記的是他的老友斯特拉科夫，他在寫給托爾斯泰的一封信中談到了這部傳記。
埃爾默·莫德将這封信收錄在自己的托爾斯泰傳記中，以下是莫德所作的譯文略加删減之後的版本：
&ldquo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都不得不盡量抵抗一種厭惡之情，全力壓抑自己惡劣的感受&hellip&hellip我無法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一個好人，或者一個快活的人。
他品行惡劣、堕落放蕩、嫉妒成性，究其一生都被自己的激情所擺布。
倘若他并非如此睿智，抑或如此扭曲邪惡的話，這激情足以讓他變得荒唐而可悲。
為他撰寫傳記期間，我一直對上述感受有着清晰的認識。
在瑞士的時候，他當着我的面嚴苛地對待用人，對方憤而反抗，并對他說：&lsquo可是我也是人啊！&rsquo我至今都記得這句話為我帶來的震撼，它反映了當時盛行于自由瑞士的人權觀念，而且它居然是對一位向全世界宣揚人性與人情的人說的。
這樣的場景在他身上一再重演，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hellip&hellip而且最糟糕的是，他對自己肮髒的行徑不僅毫無悔意，甚至反而以此為榮。
肮髒的行徑令他着迷，能夠親身實踐更是讓他沾沾自喜。
維斯科瓦托夫（一位教授）告訴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向他吹噓，自己在浴室強暴了一個被家庭教師帶過來的小女孩&hellip&hellip然而即便如此，他依然執着于自作多情的感性與高不可攀的人性之夢，正是這些夢想，他通過文學傳達的訊息，還有他在作品中展露的傾向為他博得了我們的喜愛。
總而言之，這些小說的存在仿佛極力為它們作者的罪行開脫，向我們證明着最為卑劣的惡行也能與最高貴的情感并存&hellip&hellip&rdquo
他的感性确實堪稱矯揉造作，而他的人道主義也的确言之無物。
他雖然将俄國的希望寄托于&ldquo人民&rdquo而非知識分子，卻對他們知之甚少，更對他們的艱辛與痛苦缺乏共情。
他激烈抨擊那些試圖緩解這一困境的激進分子，而他自己對貧苦人那駭人的苦難開出的解藥則是&ldquo将他們遭受的苦痛理想化，并将其塑造為一種生活方式。
他不談具有現實意義的改革，卻隻能奉上宗教與神靈的慰藉&rdquo。
那個強暴小女孩的故事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們非常不安，他們極力否認此事的真實性。
安娜聲稱丈夫從未對自己提及這件事。
斯特拉科夫的記述明顯來自道聽途說，但是有另外一條記錄可以為它提供佐證：在悔恨的驅使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這件事告訴了一位老友，後者則勸說他，不妨把此事向自己在世上最為痛恨的人坦白，并以此作為一種忏悔。
而這個人就是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壇初露頭角時，他不僅對其報以熱情的贊揚，更在金錢方面對他有所幫襯。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厭惡他，因為他是個&ldquo西方人&rdquo，出身貴族、并且富有而成功。
他去對屠格涅夫忏悔，而後者則一言不發地聽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停了下來，或許就像安德烈·紀德猜測的那樣，他期待着屠格涅夫做出像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某個角色一樣的反應：張開雙臂擁抱他，淚流滿面地與他親吻，兩人自此重歸于好。
可是什麼都沒有發生。
&ldquo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須告訴您，&rdquo陀思妥耶夫斯基說，&ldquo我必須告訴您，我深深地鄙視我自己。
&rdquo他等待着屠格涅夫開口，但後者依舊沉默不語。
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起了脾氣，他高聲喊道：&ldquo可是我更鄙視你！這就是我要對你說的話。
&rdquo說罷便從房間裡沖了出去，還砰的一聲摔上了背後的房門。
他就這樣失去了一場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寫不來的好戲。
有趣的是，他在自己的小說中兩次使用了這一令人震驚的情節。
《罪與罰》中的斯維德裡蓋洛夫就坦白過與此相同的醜行，而在《群魔》的一個被出版商拒絕印發的章節中，斯特拉夫羅金也做了同樣的事。
此外或許值得留意的一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本書中插入了一段對屠格涅夫作品惡意的戲仿，然而這部分内容愚蠢而乏味，隻能讓本來便不怎麼成形的作品變得更加松散零亂，它存在的唯一理由似乎隻是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發洩一下怨氣。
不過也并非隻有他一位作家會如此以怨報德。
與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結婚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把這件醜事當成虛構的故事講給自己正在追求的女孩聽，此舉驚人地不智，而我想它已經說明了一切。
他就像自己筆下的人物一樣熱衷于貶低自己，在我看來，倘若他将他人眼中不光彩的行為視作個人經曆的一部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即便如此，我卻并不相信他用來指控給自己的那些令人作嘔的罪行确實為他所犯。
我不揣冒昧地推測，那其實是一場持久的白日夢，而他一時既為之着迷，又對其深感恐懼。
他筆下的人物時常做白日夢，而他自己很可能也不例外。
實際上人人都會做白日夢，而拜其天賦所賜，小說家的白日夢或許會比常人更加詳盡而具體，有時甚至可以直接應用在小說裡，用過之後便會把它忘得幹幹淨淨。
在我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或許正是這種情形，把那個可恥的故事在小說裡用過兩次之後，他喪失了對它的興趣。
或許這正是他從未把這個故事講給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的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虛榮善妒、急躁好鬥、卑怯谄媚、自私自利、自吹自擂、極不可靠、不知體諒、目光短淺、心胸狹隘。
簡而言之，他的性格令人憎惡。
但這并非此人的全貌。
倘若他當真不過如此的話，便很難相信或許堪稱一切小說中最惹人喜愛的角色的阿廖沙·卡拉馬佐夫出自他筆下；更難想象聖人一般高尚的佐西馬神父是他的造物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待人可以說是最不挑剔苛求的。
在監獄服刑期間，他意識到即便人們犯下了可怕的罪行&mdash&mdash諸如謀殺、強奸或者搶劫&mdash&mdash他們依然可能擁有譬如勇敢、慷慨、關愛夥伴的品德。
他心地慈善，不論找他要錢的是乞丐還是友人，他都不會拒絕。
即便自己窮困潦倒，他也會想盡辦法擠出一點點錢，拿來接濟寡嫂和兄長的情婦、他那個不中用的繼子，還有他酗酒的廢物弟弟安德烈。
他們拼命從他身上刮油水，就像他自己也揩别人的油一樣，隻是他不僅不會對這種狀況有什麼不滿，反而認為自己為他們做得不夠，還因此頗為苦惱。
他愛慕并且尊敬着安娜·格裡高利耶夫娜，認為她在各個方面都遠比自己優秀；在遠離俄國的四年中，他始終擔憂與自己共處會讓安娜感到厭煩，并時常被這種恐懼折磨得痛苦不堪，這一點着實令人動容。
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居然遇到了一位雖然明知他身上有着諸多缺陷&mdash&mdash沒有人比他自己更加介意這些弱點了&mdash&mdash卻依然全心全意愛着他的人。
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我想不到還有第二個人能夠在作為人與作為作家之間體現出那樣鮮明的差别。
這種情形或許存在于所有擁有創造力的藝術家身上，但是它在作家身上相對而言更加明顯，因為他們的創作媒介隻有文字，所以其言行之間的差異就顯得更加令人震驚。
創造力這一天賦在童年與少年時代或許還隻是一項相對普通的能力，然而倘若它在青春期結束之後依舊存在，就要變成唯有以損害正常特質為代價才能欣欣向榮的病症了；而且就像施過糞肥的地裡長出的西瓜最為甜美一樣，創造力唯有在摻雜了種種邪惡品質的土壤中才能茁壯生長。
陀思妥耶夫斯基驚人的創造力使他跻身世界上最卓越的小說家之列，這種創造力的來源并非他身上的善，而是他身上的惡。
4
巴爾紮克和狄更斯筆下湧現過數不勝數的各色人物。
他們迷戀人類之中體現出的多樣性，點燃他們創造力的是人們身上的差異與個性的獨特之處。
不論這些人是善良還是邪惡、愚蠢還是聰明，他們都隻是他們自身的代表，因此也成了用于創作的絕佳素材。
而我猜陀思妥耶夫斯基隻會對自己和與自己密切相關的人感興趣，某種角度上看，他很像那種隻有親身擁有了美麗的事物之後才會在意它們的人。
為數不多的幾個角色就完全可以滿足他的需求，而他會在一部又一部作品中重複運用這些形象。
除了沒有癫痫之外，《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和《白癡》中的梅詩金公爵基本上是同一個人；《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不過是對《罪與罰》裡的斯維德裡蓋洛夫進一步細化的産物；而該書的主角拉斯科爾尼科夫則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萬的一個沒那麼強硬的翻版。
他們全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扭曲、病态而又痛苦的情感的映射。
而他筆下的女性角色甚至越發缺乏變化：不論是《賭徒》中的波琳娜·亞曆山德羅夫娜、《群魔》中的莉絲貝塔、《白癡》中的娜塔莎，還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卡特琳娜和格魯申卡，她們本質上都是同一個角色，并且在塑造上都直接以波琳娜·薩斯洛娃為原型。
這位女子為他帶來的痛苦，還有她施加于他的種種屈辱，都是他為滿足自己的受虐心理所必需的刺激。
他知道她恨自己，卻也十分确信她同樣也愛着自己；于是他筆下以波琳娜為原型的女人們既想要控制并折磨自己愛着的男人，同時又順從于他們，承受着他們施加于己身的痛苦。
她們惡毒、刻薄、歇斯底裡，因為波琳娜就是這樣的。
與波琳娜分手幾年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她在彼得堡重逢，并再次向她求婚。
她拒絕了，而他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她隻是單純地不喜歡自己這個現實，或許是為了安撫自己那受傷的虛榮心，他轉而投向了另一個念頭，認定女人對自己的處子之身無比看重，因而對于讓自己失身卻又不能娶她的男人隻有滿腔仇恨。
&ldquo你不能原諒我，&rdquo他對波琳娜說，&ldquo是因為你曾經委身于我，而你現在正在為此向我複仇。
&rdquo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并且在小說中不止一次采用了這種觀點。
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裡，格魯申卡在故事開始之前不久曾經被一個波蘭人所引誘，雖然她在接下來的情節中被一位富商包養，但她卻始終認為，隻有嫁給引誘自己的那個人才能獲得救贖。
同樣在《白癡》當中，娜塔莎不肯原諒托洛茨基也是因為他誘奸了自己。
而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種心理是有些問題的。
貞操的特殊價值完全是男性塑造出來的産物，它一部分來源于迷信，一部分來源于男性的虛榮，還有一部分當然來源于不願意撫養他人子女的心理。
而我敢說，女性看重這一點的原因完全在于男性加諸其上的價值，還有對其後果的恐懼。
男性滿足自身的需求就像餓了要吃飯一樣自然，他們可以在與對象沒有什麼特别情感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而對于女性來說，如果沒有什麼就算稱不上是愛、至少也能算是感情的東西，那麼性行為就不過是一件惱人的苦差事，她隻能要麼當作義務承擔，要麼出于為對方帶來快感的願望而承受，我覺得自己這種看法沒什麼問題。
我相信倘若一位處女&ldquo委身于&rdquo她不感興趣乃至于讨厭的男人，那必定是一段痛苦且令人不快的經曆。
可是要說她會為此耿耿于懷許多年，甚至連性格都為之改變，在我看來也是難以置信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自身的兩面性有着深刻的認識，并将這一點賦予筆下所有固執又倔強的角色。
他書中相對溫和的角色&mdash&mdash比如梅詩金公爵和阿廖沙&mdash&mdash雖然親切可愛，卻也出奇地軟弱無能。
不過&ldquo兩面性&rdquo一詞同樣是對人性的簡化，并且不一定與事實相符。
人類絕非完美的造物，他們存在的主要動力也是滿足自己的利益，否認這一點自然荒唐無稽，然而否認人類能夠做出高尚無私之舉也是同樣愚蠢。
我們都知道人類在危急關頭能夠何等高尚地挺身而出，并且展露出自己與他人都不知其存在的高貴品格。
斯賓諾莎告訴我們&ldquo究其本質而言，萬事萬物都會極力維持其本身的存在&rdquo，而我們卻知道為了好友舍棄自己生命的情況并不罕見。
善良與邪惡、惡行與美德、自私與無私、各種各樣的恐懼和面對它們的勇氣、引誘人搖擺不定的種種性情與傾向&mdash&mdash人類正是這一切混雜而成的産物。
構成人類的原本就是無數彼此矛盾的元素，然而奇妙的是，這些元素居然能夠在單一的個體身上同時存在，彼此相容，并形成某種看似和諧的整體。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造物卻沒有這樣的複雜性。
構成他們的是支配他人的欲望，以及任憑他人擺布的渴望；是毫無柔情的愛，還有飽含怨毒的恨。
他們古怪地缺乏人類應有的正常屬性，既無法自控，也沒有自尊，他們擁有的隻有激情。
不論是教育背景、人生閱曆還是使人免于面子掃地的體面都無法改變他們邪惡的本能。
依照常理來看，他們的行為瘋狂而難以捉摸，其動機也似乎毫無邏輯可言，而這正是原因之所在。
作為西歐人，我們既驚訝于那些看似無法解釋的行為，又會在驚訝之餘接受它們，就好像那是俄國人正常的言行舉止一樣。
然而俄國人真的是那樣嗎？陀思妥耶夫斯基時代的俄國人真的就是那個樣子嗎？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都是與他同時代的作家。
屠格涅夫筆下的人物很像普通人，而我們應認識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尼古拉·羅斯托夫一樣的英國年輕人&mdash&mdash就是那種天性快活、無憂無慮、生活奢侈、情感充沛且英勇無畏的好人；還有可能認識至少一兩個像他妹妹娜塔莎那樣漂亮迷人、純潔善良的姑娘；彼得·别祖霍夫這樣肥胖、蠢笨，還有一顆慷慨的好心腸的家夥在我們的國家也不會難找。
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稱，自己筆下這些古怪的人物比現實本身還要真實。
我不太理解他這話是什麼意思。
一隻螞蟻也可以說是就像一位大主教一樣真實。
如果他想說的是，這些人物擁有足以讓他們超越平凡之輩的道德品質的話，那他可就想錯了。
倘若藝術、音樂和文學中的确擁有什麼能夠修正反常性格、舒緩内心的猶豫，抑或是将靈魂從人類這一枷鎖中解放出來的價值的話，那也是與他們毫無關聯的。
他們缺乏文化，舉止兇殘；他們為了傷害和羞辱對方而彼此粗暴相待，并從中獲取滿含惡意的快感。
在《白癡》中，瓦爾瓦拉啐了自己的哥哥一臉，因為他要向一個自己不贊成的女人求婚。
而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裡，在霍赫洛娃夫人拒絕把一大筆錢借給迪米特裡時&mdash&mdash她本來就沒有理由這樣做&mdash&mdash後者也是怒氣沖沖地朝着她接待自己的房間地闆上啐了一口。
這些角色暴躁而荒唐，但同時也驚人地有趣。
拉斯科爾尼科夫、斯塔夫羅金和伊萬·卡拉馬佐夫與艾米莉·勃朗特筆下的希斯克利夫，或者梅爾維爾筆下的亞哈船長是一類人，他們随着生活的心跳悸動。
5
陀思妥耶夫斯基花了很長時間構思《卡拉馬佐夫兄弟》，他對這本書格外投入，除卻處女作之外，他困難的經濟狀況原本并不允許他在其他小說作品上耗費如此多的精力。
總體而言，這是他在結構上最為完整的作品。
從他的書信中不難看出，他隐隐約約地相信着那個被稱為&ldquo靈感&rdquo的神秘之物，并且仰賴它的力量讓自己得以寫出腦海中隐約看到的光景。
然而靈感是飄忽不定的，它往往隻會在零散的隻言片語中不時閃現。
而創作小說需要的則是連綿不斷的精神（espritdesuite），是一種清晰的邏輯觀念，它讓你能夠将手中的素材排列連貫，讓各個部分真實可信地彼此相連，最終構成不會遺漏任何細枝末節的整體。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方面的能力其實很一般，這也是他最擅長描寫單獨場景的原因。
他真正超凡絕倫的才華在于創造懸念，以及渲染戲劇性的氛圍。
我實在想不出，還有哪個小說場景能比拉斯科爾尼科夫謀殺老典當商的那一幕更加恐怖；更想不出又有哪段情節能比《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萬與自己不安的良心化成的魔鬼不期而遇那一幕更加攝人心魄。
陀思妥耶夫斯基無法克服自己行文啰唆的習慣，他總是沉迷于篇幅驚人的大段對話，然而即便與這些對話相關的人物情感的表達是那樣恣意而狂熱，讓你甚至很難相信還能有人如此行事，但他們卻永遠是那樣迷人。
我不妨在這裡順便說說他為讀者内心帶來震顫的一種常用手段。
他筆下角色焦躁的情緒與他們口中的言辭并不匹配。
他們激動得渾身顫抖，他們彼此惡語相向，他們時而漲紅了面孔，時而臉色鐵青，時而慘白駭人。
讀者會因為這些瘋狂誇張的姿态與歇斯底裡的爆發而激動不已，他們自己的神經此時也緊繃了到了極限，每當劇情中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們便會期待那是一次真正的震撼，任何其他情形都會讓他們煩亂不安。
然而那些于讀者而言最難以闡明的含義，卻每每隻用一句最平常不過的話一筆帶過。
阿廖沙被設定為《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核心人物，小說的第一句話就直白地表明了這一點：&ldquo阿列克塞·費堯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是我縣一位地主費堯多爾·巴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的第三個兒子。
老卡拉馬佐夫神秘地橫死于十三年前，筆者将在以後叙述的這件血案，當時曾使此人大大出名，而且在我們那兒至今仍有人提到他。
&rdquo[26]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十分老練的小說家，他既然一開篇便用明确的話語點出阿廖沙這個角色，此舉便絕對不可能是無意而為。
然而在我們接下來讀到的小說中，與迪米特裡和伊萬這兩位兄長相比，阿廖沙扮演的似乎隻是一個相對次要的角色。
他在故事中時隐時現，似乎對戲份更重的角色們沒有多少影響。
他自己的行動主要是圍繞着一群學童展開的，除了展現阿廖沙的慈愛與魅力之外，這群男孩的所作所為對小說主題的發展毫無影響。
這其中的原因在于，由加内特夫人譯為英文後長達八百二十三頁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隻不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構思中的小說的一部分。
他原本計劃在後續的幾卷中繼續交代阿廖沙的經曆，讓他飽受世事滄桑的磨煉，經曆至深罪孽的體驗，最終再經由苦難得到救贖。
但突如其來的死亡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無法實現這一構想，《卡拉馬佐夫兄弟》也成了未完之作。
但是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小說之一。
在一小部分卓爾不群的優秀作品之中，《卡拉馬佐夫兄弟》當居首位，這些小說雖然明顯各有所長，卻都能憑借其張力與能量從群書中脫穎而出，這一類中另外兩個震撼人心的例子則是《呼嘯山莊》與《白鲸》。
費堯多爾·巴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是個愚笨的糊塗蟲，他有四個兒子：迪米特裡、伊萬、我此前提到過的阿廖沙，還有一個姓斯梅爾佳科夫的私生子在他家裡當廚師和男仆。
兩個大兒子都十分痛恨這個丢臉的父親，而全書唯一一個讨喜的角色阿廖沙卻不會去恨任何人。
E.J.西蒙斯教授認為應當把迪米特裡視作小說的主角，對于生性寬容之人來說，他就是那種可以用&ldquo他本人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rdquo來形容的那一類角色，而他這種人往往對女性很有吸引力。
&ldquo直率與深情是他個性的本質。
&rdquo西蒙斯教授如是說；他又進一步補充道：&ldquo他的靈魂中蘊含着詩意，這種詩意也時刻反映在他的行為舉止和粗野的言語之中。
他的一生猶如一部中世紀史詩，正因為偶爾穿插些飛揚的詩意，充斥全篇的動蕩與混亂才不至于流于單調。
&rdquo他誠然能夠無比高調地宣揚自己的道德抱負，但是這卻沒有給他的行為帶來什麼改善，所以假如人們對他的這些理想不以為然的話，我覺得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有時他的确極其慷慨善良，但是也更有惡毒得令人震驚的時刻。
他是個自視甚高、恃強淩弱的酒鬼，生活揮霍無度、不計後果，滿嘴謊言且聲名狼藉。
他們父子兩個同時熱烈地愛上了鎮子裡的一個外室格魯申卡，他對自己家的老頭子嫉妒得發狂。
在我看來，伊萬這個角色更有意思。
他頭腦聰明，做事謹慎，胸懷大志，一心想要做出一番事業。
年僅二十四歲的時候，他就因投給評論雜志的精彩文章而小有名氣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描寫成一個腳踏實地的人，其聰明才智遠勝于絕大多數時運不濟、隻得在報社辦公室晃悠的窮學生。
他同樣憎恨自己的父親，這個好色的老糊塗偷偷藏了三千盧布，盤算着假如能勸動了格魯申卡跟自己上床，就把這筆錢送給她，不料這三千盧布卻害他在斯梅爾佳科夫手裡丢了性命。
而時常揚言要殺死父親的迪米特裡卻被指控殺人，并且于審判之後被定罪。
這一走向是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規劃的，然而為了這一情節成立，他不得不讓許多相關人物做出難以令人信服的表現。
在審判的前一夜，斯梅爾佳科夫找到了伊萬，向他坦白自己的罪行，并且歸還了偷走的全部錢财。
此外他還直截了當地告訴伊萬，自己是在他（伊萬）的慫恿與縱容之下才殺死老頭子的。
伊萬崩潰了，就像殺死老典當商之後的拉斯科爾尼科夫一樣。
但是當時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畢竟山窮水盡、饑腸辘辘，并且精神早已錯亂。
而伊萬并非如此。
他的第一反應是應該去找公訴人，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訴他，然而他最終還是決定等到審判時再說。
這是為什麼呢？我個人認為，這主要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那樣處理能讓他的坦白更加震撼人心。
此後便上演了我提到過的那奇妙的一幕，伊萬在幻覺中看到了另一個自己，他的靈魂化身衣衫褴褛的落魄男子出現在他面前，迫使他直面自己的虛僞與卑鄙。
接着響起了一串急促的敲門聲，是阿廖沙。
他告訴伊萬，斯梅爾佳科夫上吊自殺了，當前的時刻十分危急，迪米特裡命懸一線。
雖然伊萬此時的确心神不甯，卻遠遠不到精神錯亂的程度。
以我們對他的了解而言，我們期待中的他應該有在這種時候重整精神、憑理智行事的力量。
對于這兄弟倆來說，他們此刻最自然也最明顯的選擇就是先到自殺現場去，然後再去找辯護律師，把斯梅爾佳科夫的供述與死訊告訴他，同時也把被偷走的三千盧布交給對方。
既然小說告訴我們這位律師手段了得，那麼掌握這些材料的話，他完全可以讓陪審團對迪米特裡身上的指控産生足夠的質疑，從而不會做出有罪的判決。
而阿廖沙隻是把冷布敷在伊萬的額頭上，送他上床休息。
我在上文中也說過，不論這個溫柔的好家夥有多麼善良，他都實在是出奇地軟弱無能，他的無能在這一情節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斯梅爾佳科夫的自盡也缺乏合理的解釋。
他一向被刻畫成卡拉馬佐夫家四個兒子裡心腸最硬、頭腦最清楚、最精于算計也最有自信的那一個。
他事先做好了計劃，全神貫注地抓住了稍縱即逝的良機，成功地殺死了老頭子。
他一向以誠實聞名，誰也不會懷疑是他偷的錢。
一切證據都指向迪米特裡。
至少就我個人看來，斯梅爾佳科夫實在沒有非上吊自殺不可的理由，那隻不過是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極具戲劇性的方式收束這一章節的機會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現實主義作家，而是感傷主義作家，因此于他而言，運用前者避之不及的手段也沒有什麼不妥。
迪米特裡被指控有罪時，他在法庭上曆陳自己的清白，并以這樣一番話作結：&ldquo我願意忍受當被告、為千夫所指的恥辱，我願意經曆苦難，通過受苦受難使自己得到淨化。
&rdquo[27]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笃信痛苦的精神價值，他相信人們可以通過心甘情願地接受苦難贖清自身的罪過，并由此獲得幸福。
由這種觀點可以推導出一個不可思議的結論：既然讓人受苦的是他們的罪惡，而苦難又能将人引向幸福，那罪惡反倒成了必不可少且大有裨益的東西了。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種認定苦難可以淨化人格的想法有道理嗎？在《死屋手記》裡可看不出受苦遭罪對他的獄友們有什麼影響，在他自己身上也是毫無效果：我早就說過，他進監獄時是什麼樣子，出獄時就還是什麼樣子。
若是隻考量身體上的痛苦的話，就我個人的體驗而言，漫長而痛苦的疾病會讓人變得卑怯、自私、狹隘、瑣屑且善妒。
它遠不會讓人變得更好，隻有可能讓他們變得更惡劣。
我當然也知道，有些長期為不治之症所困的人依舊能夠展露出勇氣、無私、耐心與堅韌，我自己也認識一兩個這樣的人；然而那是因為他們原本就擁有這些美德，隻是罹患疾病這一現狀讓它們得以展露而已。
精神上的痛苦同樣存在。
在文學世界浸淫已久的讀者，自然對一些先是功成名就，而後又出于種種原因失去一切的人毫不陌生。
這種局面會讓他們陷入苦澀的陰沉，并滿懷惡意與怨毒。
我隻能想到一個以勇氣、尊嚴和高昂的情緒戰勝了這種厄運的例子，隻有經曆過這種困境的人才能體會那種屈辱的滋味。
我所談論的這位人士此前一向擁有這些品質，隻是當時他那輕浮的表象讓美德難以顯露而已。
承受苦難一向是人類命運的一部分，但受苦并不會因此而不算是一件惡事。
即便人們往往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行文的冗長啰唆深感惋惜，而他對自己這個缺陷也有着清醒的認識，但就是既不能也不願改正，即便人們會希望他能稍微規避一些會分散讀者注意力的不可能性，少寫一些不可能存在的人和不可能發生的事，即便人們會認為他的某些觀念錯漏百出，《卡拉馬佐夫兄弟》依然是一部令人歎服的傑作。
它的主題有着深遠的意義。
許多評論家認為，本書的主題是對上帝的探求，而我倒是想說它探讨的是有關邪惡的問題。
這一主題主要在&ldquo正與反&rdquo這一卷中得到了充分的探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十分公正地将這一卷視為全書的制高點。
在&ldquo正與反&rdquo一卷之中，伊萬對溫柔可愛的阿廖沙作了一番長長的獨白。
就人類的思路而言，全知全善的上帝之存在似乎與邪惡的存在是彼此矛盾的。
人們為自己的原罪而受苦看似合情合理，但是無罪的孩童也要為之承受苦痛，這就在理智與情感上都難以接受了。
伊萬給阿廖沙講了一個可怕的故事：一個農奴家的孩子，八歲的小男孩，不小心扔石頭砸瘸了主人最喜歡的狗。
坐擁無數田産的主人下令剝光這孩子的衣服，讓他光着身子在前面跑，又放出成群的獵犬在後面追，這群猛犬在孩子母親眼前把他撕成了碎片。
伊萬願意相信上帝的存在，可他不能接受上帝所創造的世界中的殘酷之處。
他堅信無罪之人不該為了有罪之人的原罪而蒙受痛苦；如果他們因此受苦&mdash&mdash而現實往往的确如此&mdash&mdash那就隻能說明上帝要麼是邪惡的，要麼根本不存在。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中，唯獨這篇獨白有着其他文辭難以企及的力量，然而寫下這一段之後，他反而對自己的成果心生畏懼。
因為那個觀點十分有說服力，卻與他内心深處希望相信的一切相悖&mdash&mdash他想要相信，不論世界上有着多少罪惡，這個世界終究是美麗的，因為它是上帝的造物。
他隻得忙不疊地對那個觀點進行駁斥，然而沒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他的反論寫得并不成功。
那一段内容冗長枯燥，所謂的辯駁也無法令人信服。
有關罪惡的問題依舊懸而未決，而伊萬·卡拉馬佐夫的控訴也尚未得到回應。
[26]榮如德譯。
[27]榮如德譯。
托爾斯泰與《戰争與和平》
1
在之前的三章中，我所提及的小說都或多或少地能夠自成一派，它們都算是非典型性的小說。
而我在這一章中要談論的小說雖然錯綜複雜，但是它的形式内容卻足以讓它跻身最為主流的小說之列，而且正如我在上文中的某一頁曾經提到過的那樣，小說的這條主線的起始可追溯到《達佛涅斯和克洛伊》[28]的田園牧歌。
《戰争與和平》毫無疑問稱得起最偉大的小說。
隻有睿智過人、想象力豐富、對世界擁有廣泛的體驗，并且能夠深刻洞察人性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小說。
此前從未有過以如此恢宏的氣勢來描寫裡程碑式的曆史時段，并同時涉及如此衆多人物的小說，而且我猜想以後也不會再有。
或許未來還會有人寫出同等偉大的小說，但它也注定與《戰争與和平》不同。
即便人們生活的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即便國家對人類生命的掌控力越變越大，即便教育日趨平均、階級逐漸消亡、個人财富逐漸減少，雖然人們獲得的機會也趨向于均等（假如未來的世界誠然如此），人們與生俱來的差距卻依然會存在。
有些人天生就擁有能成為小說家的天賦，但是彼時他們所認識的世界&mdash&mdash在以上那些人與事的變遷之後&mdash&mdash造就的更可能是寫《傲慢與偏見》的簡·奧斯汀，而不是寫《戰争與和平》的托爾斯泰。
這是一部實至名歸的史詩。
我甚至想不出還有哪部以散文文體寫就的小說作品能配得上這樣的稱呼。
托爾斯泰的友人，也是優秀評論家的斯特拉科夫曾經用十分有力的寥寥數語闡述自己的觀點：&ldquo那是一幅展現人類生活的畫卷，那是一幅描繪彼時的俄國的畫卷，那是一幅記錄人類曆史與奮鬥的畫卷，那更是一幅人類能夠從中發現自己的幸福與偉大、苦難與恥辱的畫卷。
這幅畫卷就是《戰争與和平》。
&rdquo
2
托爾斯泰出身的階級很少出産傑出作家。
他的父母是尼古拉·托爾斯泰伯爵與女繼承人瑪麗娅·沃爾康斯卡雅公爵小姐，他出生于母家的祖宅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是五個孩子之中最小的一個。
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父母就相繼去世了。
他先是在家庭教師那裡接受的教育，接着又分别在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就讀。
他是個糟糕的學生，在這兩所大學都沒有拿到學位。
他憑借貴族關系跻身社交界，并先後流連于喀山、彼得堡和莫斯科，沉浸在這個圈子時髦的娛樂之中。
他身材矮小、相貌平平。
&ldquo我很清楚自己長得不好看，&rdquo他曾經如此寫道，&ldquo有時我簡直失望透頂：我認為，像我一樣長着這麼寬的鼻子、這麼厚的嘴唇、灰色的眼睛還這麼小的人，是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擁有什麼幸福的；我祈禱上帝能夠降下奇迹，讓我變得更英俊一些，為了擁有一張俊美的面孔，我願意付出自己當前以及未來所擁有的一切。
&rdquo隻是他并不知道，那副平凡的長相展露着一種吸引力驚人的精神力量，而且他也看不到自己的眼神能為他的神情添加多少美麗。
他的着裝很講究（他就像可憐的司湯達一樣，希望可以用時髦的衣着掩飾自己醜陋的相貌），并且十分在意自己的貴族身份，甚至到了有些不得體的地步。
一位喀山大學的同學曾經如此描寫他：&ldquo我會離那個伯爵遠遠的。
從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開始，他那種冷漠的态度、又粗又硬的頭發，還有半睜半閉的眼睛裡那副刺人的神情，都讓我避之不及。
我從來沒見過還有哪個年輕人像他一樣，既奇怪又自命不凡得難以理解&hellip&hellip每次我向他打招呼，他幾乎連理都不理，他似乎是想這樣向我暗示，我和他甚至就不是一個檔次的人&hellip&hellip&rdquo
一八五一年，托爾斯泰二十三歲。
他已經在莫斯科待了幾個月了。
他當炮兵的哥哥尼古拉此時剛好休假，從高加索來到了莫斯科，當他的假期結束，即将返回駐地時，托爾斯泰決定陪哥哥一起回去。
幾個月之後，他被說服參了軍，并且以士官生的身份參加了俄軍對山區叛亂的部落發動的幾次攻擊行動。
他對戰友們的看法似乎相當不寬容。
&ldquo這個圈子裡的許多事情一開始都讓我大為震驚，&rdquo他如此寫道，&ldquo不過我如今已經能夠在不與這些紳士打太多交道的前提下習慣這一切了。
我找到了一種叫人滿意的待人方式，對他們既不驕傲也不親近。
&rdquo這小夥子可真稱得上是目中無人了！他的身體非常強壯，能夠步行一整天，騎馬騎上十二個小時也不會疲倦。
他喝酒喝得很兇，更是個不管不顧但是運氣欠佳的賭徒，有一次他為了還賭債，居然不得不賣掉自己在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裡的房子，這可是他繼承的遺産。
他的性欲非常旺盛，并且不慎染上了梅毒。
除了這個不幸的狀況之外，他的軍旅生涯和當時各國數量衆多的那種既有錢又有出身的年輕軍官沒什麼兩樣。
放浪形骸自然就成了他們發洩旺盛精力的手段，而且他們往往沉溺其中，因為他們認為，這麼做能提升自己在夥伴當中的威望，這個想法或許也不無道理。
從托爾斯泰的日記中不難看出，度過一個在打牌、玩女人或者跟吉蔔賽人狂歡中消磨的放蕩的夜晚之後，他會感覺悔恨不已；不過一旦有了機會，他也樂得把自己後悔過的行為再重來一遍。
一八五四年，克裡米亞戰争期間，托爾斯泰在塞瓦斯托波爾被圍期間負責指揮一個炮兵連。
由于在車納雅河戰役中表現出了&ldquo突出的勇氣和膽魄&rdquo，他的軍銜被提升至中尉。
一八五六年和平協議簽署之後，他辭去了軍職。
托爾斯泰在服役期間就寫了一系列片段和短篇小說，還有一部對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進行了不少浪漫化加工的自傳；這些作品都刊登在一份雜志上，并且引起了讀者的高度關注和喜愛，這讓他在返回彼得堡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他不喜歡在彼得堡遇見的人們，而那些人也一樣不喜歡他。
他雖然對自己的真誠深信不疑，但向來無法讓自己信賴他人的誠意，并且還會毫不猶豫地将這一點告訴對方。
他對于那些廣受認同的觀點毫無耐心。
他暴躁易怒、咄咄逼人，并且因為傲慢而毫不顧及他人的感受。
屠格涅夫說過，沒有什麼能比托爾斯泰那種審犯人一樣的神情更令人不安了，倘若再加上幾句傷人的話，他這副模樣實在是很容易把人激怒。
他極難接受他人的批評，有一次他偶然看到一封信中對自己略有提及，就立即向寫信的人發出了挑戰，朋友們花了老大力氣才阻止他去赴這場荒誕可笑的決鬥。
彼時一陣自由主義的思潮正在俄國興起。
農奴的解放成了一個日益緊迫的問題。
在首都住了幾個月後，托爾斯泰回到亞斯納亞·波良納，在自家莊園的農奴們面前提出了一份賦予他們自由的方案；不過佃農們拒絕接受，因為他們懷疑其中可能有什麼圈套。
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出了一趟國，回來之後就為農奴的孩子們辦了一所學校。
他的辦學方式非常具有革命性。
學生們不僅有權利不去上學，而且即使他們到了學校，也有權利不聽老師講課。
課堂上完全沒有紀律，也沒有哪個孩子受過懲罰。
托爾斯泰自己教課，他整個白天都和孩子們待在一起，晚上還會加入他們的遊戲，他給孩子們講故事、唱歌，一直玩到深夜。
正是在這段時期裡，他與一個農奴的妻子有了私情，并且生了一個兒子。
此事或許并非一時興起，因為他在日記中寫道：&ldquo此前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戀情。
&rdquo後來這個名叫蒂莫西的私生子做了托爾斯泰的小兒子的一個馬車夫。
而傳記作家們還發現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托爾斯泰的父親同樣有個私生子，而他也在給家族裡的某個人做馬車夫。
這在我看來屬于某種道德觀念上的遲鈍。
我個人以為，既然托爾斯泰的良心飽受困擾，既然他真心想把農奴從低賤的境遇中拯救出來，想要教導他們，讓他們學着變得清潔、體面和自尊，那麼他至少應該為這個兒子做些什麼才是。
屠格涅夫也有個私生子，是個女兒，可是他把這孩子照顧得很好，請了家庭教師來教育她、對她的生活百般關照。
難道托爾斯泰看到這個分明就是自己親生兒子的農民替自己的合法子嗣駕着馬車，他就不會覺得羞恥不安嗎？
托爾斯泰的性格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他會在開始一項事業是時投入極大的熱情，但最終又總是以他或早或晚地感覺厭倦收場。
他缺少堅持的毅力，于是在辦學兩年之後，他感覺結果令人失望，就把學校又關掉了。
此時的他非常疲倦，對自己很不滿意，健康狀況也不太好。
他在後來寫道，若不是生活中還有或許能夠帶來幸福的一面尚未探索，那麼他就真的早就絕望了。
而他所謂的這一面就是婚姻。
他決定試上一試。
在考慮了一大群符合條件的年輕女性，又出于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抛棄她們之後，他最終迎娶了别爾斯醫生家十八歲的次女索尼娅。
别爾斯是一位活躍于莫斯科上流社會的外科醫生，也是托爾斯泰一家的故交。
此時的托爾斯泰三十四歲。
新婚夫婦在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定居。
伯爵夫人在婚後的前十一年中生了八個孩子，又在随後的十五年中生了五個。
托爾斯泰很喜歡馬，他的騎術也相當好，此外他還酷愛狩獵。
家族的财産在他手中不斷升值，他又在伏爾加河東岸購置了不少新地産，最終他擁有的地産多達一萬六千畝。
他的生活遵循着一種相當常見的模式：俄國有許多這樣的貴族，他們在年輕的時候肆意賭博、酗酒、通奸，結婚之後又在自己的莊園中安頓下來，生下一大堆孩子，精心經營着自己名下的地産，消遣時就去騎馬打獵；這其中也有不少像托爾斯泰一樣抱持着自由主義思想的人，他們對農民的愚昧無知頗為痛心，并且緻力于為他們帶來改善。
唯一使得托爾斯泰從這樣一群人中脫穎而出的，就是他在如此生活着的同時寫出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兩部小說：《戰争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3
年輕時候的索尼娅·托爾斯泰據說相當迷人。
她身形優美、雙眼美麗，長着肉乎乎的鼻子和光亮的烏黑秀發。
她富有活力、精神飽滿，講話的聲音十分悅耳。
托爾斯泰一向有寫日記的習慣，他不僅在其中記錄了自己的希望與想法、祈禱與自責，還記錄下了自己在性愛以及其他方面的種種過錯。
為了不對未來的妻子有所隐瞞，剛一訂婚，他就把日記交給她讀。
她讀過之後深感震驚，不過在一個以淚洗面的不眠之夜過後，她歸還了日記，并表示自己已經原諒了他。
隻是原諒并不等同于淡忘。
這對夫妻都是相當情緒化的人，他們兩個所謂的個性都十分強烈，而這種說法所指的通常是這一類人擁有某些令人不快的性格特質。
伯爵夫人苛刻、善妒、占有欲強烈；托爾斯泰則嚴厲、教條、毫不寬容。
他堅持要妻子親自給孩子喂奶，而她也很樂意這樣做；但是有一個孩子出生之後，她的乳房酸疼得厲害，不得不把孩子交給奶媽喂養，這讓托爾斯泰十分不通情理地對她發了一通脾氣。
兩人時常吵架，事後又總能和好。
他們深愛着彼此，這段持續了許多年的婚姻整體來說也稱得上幸福。
托爾斯泰工作起來非常努力，寫作時也不知疲倦。
他的手稿往往難以閱讀，不過他每寫完一部分，伯爵夫人都會為他謄寫一遍，因此早就掌握了辨别他字迹的技巧，甚至能猜出他匆匆記下的草稿和不甚完整的語句中的意思。
據說她曾經謄抄了七次《戰争與和平》。
我在撰寫此文時大量引用了埃爾默·莫德的《托爾斯泰生平》之中的内容，還參考了他翻譯的《忏悔錄》。
莫德最大的優勢是他認識托爾斯泰及其家人，他的記叙可讀性也很強。
然而遺憾的是，他甯願大肆講述與自己相關的話題和他本人的想法，也不會把側重點放在讀者有可能想要知道的内容上。
因此我對E.J.西蒙斯教授那部完整、詳盡并且相當有說服力的傳記滿懷感激。
他在書中給出了許多埃爾默·莫德或許出于自身的考量而略去的有趣素材。
這部著作也勢必長期作為以英語寫就的傳記之典範而存在。
西蒙斯教授如此描繪托爾斯泰的一天：&ldquo吃早餐時全家人會聚在一起，主人的妙語和玩笑讓餐桌談話的氣氛十分輕松愉快。
最後他會一邊說着&lsquo工作的時間到了&rsquo一邊站起身來，躲進自己的書房裡，手上往往還端着一杯濃茶。
誰也不敢去打擾他。
他再次露面就是午後時分了，這時候他會出去一番，通常是去散步或者騎馬。
他在五點鐘回家吃晚飯，他吃起飯來狼吞虎咽，一填飽肚子，他就開始生動地對在座的人們講述方才散步時的見聞。
晚餐後他回到書房讀書，八點鐘再到客廳同家人和賓客一同喝茶。
這段時間之中往往還會有音樂、朗讀或者孩子們的遊戲。
&rdquo
這種生活忙碌而充實，并且令人滿足，看起來這種愉快的幸福也沒有不能延續許多年的理由：索尼娅不停地生孩子、照料他們、打理家務、協助丈夫的工作；托爾斯泰則騎馬打獵、經營地産，同時筆耕不辍。
他快要迎來人生的第五十個年頭了。
這是一個危險的年齡。
青春歲月早已逝去，回首往事時，人們不得不自問人生的意義何在；向前展望，潛伏在不遠的未來中的衰老又讓他們對前景心生恐懼。
另有一種恐懼究其一生都困擾着托爾斯泰，那就是對死亡的恐懼。
人人皆有一死，然而除卻在危難當頭或者身患重病的情形之外，絕大多數人都至少擁有不去設想此事的理性。
他在《忏悔錄》中如此描述自己當時的心理狀态：&ldquo可是五年前在我身上突然出現某種很奇怪的現象：突然有幾分鐘，我先是感到茫然莫解，生命停頓了，好像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活下去，我應該做什麼；接着便驚慌失措，陷入絕望。
但這種狀态過去了，我又繼續像原來那樣生活。
後來這種片刻之間茫然莫解的現象出現得日益頻繁，而且形式完全相同。
這種生命停頓的現象總是表現為同樣的問題：為了什麼？那麼，以後又怎樣呢？我的生命停頓了。
我能呼吸，能吃，能喝，能睡，況且我不可能不呼吸，不吃，不喝，不睡；但是生已不存在，因為已經不存在我認為理應予以滿足的那些願望。
&rdquo
&ldquo我的這些狀況發生在從各個方面說我都擁有公認為完滿幸福的一切的時候，那時我還不到五十歲。
我有一個善良而有愛心的可愛妻子，幾個很好的孩子，廣大的田産，不用我費力，田産就在日益增加和擴大。
我受到親近的人和熟人的尊敬，收到别人的送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因此我可以認為自己已經出名，這樣說也不算特别自我陶醉。
同時，我無論身體上和還是精神上都沒有病，相反，我具有在我同齡人中罕見的精神力量和體力：從體力上看，我能幹割草的活，而且不會落在莊稼人之後；在腦力方面，我能連續工作八到十小時，并不感到這樣緊張的腦力活動産生了任何不良後果。
&ldquo在我心目中，這種内心狀态用下列方式表現出來：我的生命是不知誰對我開的一個愚蠢而惡毒的玩笑。
&rdquo[29]
青年時代的酗酒給他留下了漫長而嚴重的宿醉。
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已經不再相信上帝了，但失去信仰卻讓他越發不幸且不滿，因為他沒有了能夠用以解開生命之謎的理論。
他曾經問過自己：&ldquo我為什麼活着？我應該怎樣活下去？&rdquo而他無法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于是他如今再次開始信仰上帝，然而對于一個像他這樣情緒化的人來說非常奇怪的是，他重拾的信仰居然來自理性的推論。
&ldquo既然我存在，就必定有其原因，&rdquo他寫道，&ldquo這原因背後也一定有原因。
而一切原因的起源就是人們口中的上帝。
&rdquo托爾斯泰一度笃信東正教，但精通教義的博學之士在生活上卻并不會與教條相符，這一事實令他十分厭煩，并且使他認定自己不可能相信這些人希望他信仰的全部。
他決定隻接受那些隻存在于簡樸和直觀之中的真實。
他開始接近窮人、平民以及文盲之中的信徒。
他對這些人的生活觀察得越多，就越發堅信這麼一點：雖然這群人的迷信相當愚昧，但他們才擁有真正的信仰，并且這種信仰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隻有它能夠為他們的生命賦予意義，從而支撐着他們生活下去。
他用了幾年時間才最終歸納出自己的觀點，而這幾年則是在痛苦、冥思與研究中度過的。
索尼娅·托爾斯泰是一位虔誠的東正教信徒，她堅持要孩子們接受宗教教育，并且每天都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履行教徒的職責。
但她不是一個十分注重精神生活的女人；誠然，她有那麼多孩子要親自照料，要确保他們接受了合适的教育，還得掌管這麼一個大家族的家務，她的确不會有多少時間思考什麼神性。
對于丈夫在人生觀上的變化，她既不能理解也無法共情，不過她還是盡可能寬容地接受了它。
然而當思想上的變化讓他的行為也随之轉變時，索尼娅就開始有些不高興了，而且她也毫不猶豫地将自己的不滿表現出來。
因為他笃信自己有責任去盡可能少地依賴他人的勞動成果，于是他開始自己生爐子、打水、整理衣物。
他想要自食其力，所以就請來一個鞋匠教他做靴子。
他在亞斯納亞·波良納和農奴們一起幹活&mdash&mdash他耕地、砍柴、運幹草；而伯爵夫人極力反對，因為在她看來，他幹的都是沒什麼用處的活兒，他從早到晚做的都是沒什麼意義的無用功，即便是在佃農當中，這些活兒也是年輕人去幹的。
&ldquo你當然會這麼說，&rdquo夫人在給他的信中寫道，&ldquo你會說這樣生活很符合你的信念，你過得也非常享受。
這是另一碼事，而我也隻能說：那你就盡情享受吧！但我依然為此深感煩惱：因為如此強大的心智居然要浪費在劈木頭、燒茶炊、做靴子上&mdash&mdash這些活計作為休息或調劑當然不錯，可是不能拿來當成專職啊。
&rdquo她的話很有道理。
對托爾斯泰而言，認為體力勞動遠比腦力勞動高尚許多，這實在是愚蠢至極。
體力勞動甚至不會更辛苦。
每個作家都知道，連續寫作幾個小時之後身體會有多麼疲勞。
工作本身并沒有什麼特别值得贊揚之處。
人們工作就是為了享受休閑時光，隻有蠢人才會因為如果不工作的話不知該幹些什麼而工作。
然而即使托爾斯泰覺得寫小說給閑人看是錯的，我們也難免覺得他應該去找點比做靴子更需要才智的活兒幹，而且這件事他做得也不怎麼樣，做好的靴子送給人家都沒法穿。
他開始像農民一樣穿衣服，還變得肮髒又邋遢。
有這麼一個故事，說的是有一天他卸完肥料直接去吃晚餐，結果他的身上實在是太臭了，必須把餐廳的所有窗戶都打開才行。
為了不再有動物被他捕殺或者吃掉，他不僅放棄了打獵這個長久的嗜好，還成了個素食者。
多年以來，他飲酒已經變得很有節制了，但如今他還是徹底戒了酒，最後他還在痛苦的掙紮之後把煙也戒掉了。
這時孩子們逐漸長大了，考慮到他們的教育，以及最大的女兒塔尼娅已經到了步入社交界的年紀，伯爵夫人堅持要求全家在冬天住到莫斯科去。
托爾斯泰不喜歡城市生活，但他還是在妻子的堅決态度前做出了讓步。
在莫斯科見到的貧富差距讓他極度震驚。
&ldquo我感覺很糟糕，而且這種感覺揮之不去，&rdquo他如此寫道，&ldquo隻要我有吃不完的飯菜而還有人沒飯吃，我有兩件外套而有人連一件都沒有，我就會感覺自己在持續不斷地犯罪。
&rdquo雖然人們總是不斷地勸他，告訴他貧富差距不僅由來已久，并且必将長久存在，然而這些勸說也隻是徒勞，他就是感覺這樣實在太不公平；在拜訪過一家收容平民過夜的寄宿公寓、親眼目睹過那裡的慘狀之後，他會恥于回家坐下來享用有五道菜的大餐，用餐時還有兩名穿戴着雪白手套與打着領帶的體面男仆伺候。
他也試過拿錢去接濟那些身處絕境、向他伸手求助的落魄人，但是他最終發現，這些人從他身上榨出來的錢往往沒有用在什麼好地方。
&ldquo金錢是邪惡的，&rdquo他說，&ldquo因此予人錢财也是作惡。
&rdquo于是他很快便由此認定，物質财産是不道德的，而擁有它們是一種罪孽。
對于托爾斯泰這樣的人來說，下一步該做什麼就非常明确了&mdash&mdash他決定抛棄自己擁有的一切，卻在這個問題上與妻子産生了激烈的沖突，她可不願意像乞丐一樣過日子，也不想讓孩子變得身無分文。
她威脅要把托爾斯泰告上法庭，讓法院判他聲明自己無力處理自己的事務。
在天知道多少次針鋒相對的争吵之後，他提出把全部财産移交給妻子，而她拒絕了這個提議。
最終他還是把财産分割給了妻子和孩子們。
在這場紛争持續的那一年之中，他不止一次打算離家出走，去和農民們生活在一起，然而每次沒走出多遠，他就會因為想到自己可能給妻子造成的痛苦而回到家裡。
他依舊生活在亞斯納亞·波良納，雖然身旁的奢侈生活&mdash&mdash哪怕隻是最簡單不過的奢侈&mdash&mdash讓他深感羞恥，他卻仍然享受着它的好處。
他們夫妻之間也是摩擦不斷。
托爾斯泰不甚贊同伯爵夫人讓孩子們接受的保守教育，也無法原諒她不讓自己随意支配财産。
這本書這段對托爾斯泰生平的簡述中，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得不略去部分十分有趣的内容，而我在叙述他皈依之後那三十年的生活時還會更加簡略。
總之，他成了公衆人物，被人們視作俄國最偉大的作家，并且以小說家、導師和道德家的身份在世界範圍内享有盛名。
想要依照他的觀點來生活的人們建立起了一處又一處領地，然而試圖把他的道德标準付諸實踐時，這些人又會屢屢碰壁，他們的不幸經曆着實既好笑又發人深省。
由于托爾斯泰生性多疑、刻薄、喜好争辯、不知寬容，加之他深信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必定居心不良，他的朋友非常少；但是因為他的聲名日盛，成批的學生像朝聖者一樣來參拜這塊俄羅斯文學的聖土。
不論是記者還是遊客，是崇拜者還是信徒，不論是貧是富，是貴族還是平民，各色人等都紛紛來到亞斯納亞·波良納。
而如同我在上文中說過的那樣，索尼娅·托爾斯泰是個善妒且占有欲強烈的女人，她總是想要獨占自己的丈夫，并且非常厭惡有陌生人踏進自己的家門。
她的耐心經受着嚴酷的考驗：&ldquo他一面向人們繪聲繪色地講着自己那些纖細的情感，一面還是照着老樣子生活，他依然喜歡甜食、自行車、騎馬，還有肉欲。
&rdquo另一次她則在日記中寫道：&ldquo我實在是無法不抱怨，因為他為了别人高興而做的這些事情讓生活變得混亂不堪，更讓我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hellip&hellip他對愛與善的宣揚讓他忽視了自己的家庭，讓各種亂七八糟的烏合之衆侵入了我們的小圈子。
&rdquo
在最早認同托爾斯泰觀點的那批人裡，有個姓契爾特科夫的年輕人。
此人十分富有，曾經是一名禁衛軍上尉，但是他接受不抵抗思想以後就辭去了軍職。
他是個誠實的人，是個理想主義者和狂熱分子，但同時也盛氣淩人，擁有某種将自己的意願強加于他人的非凡能力；埃爾默·莫德表示，和他打交道的人要麼會與他争吵、要麼會對他敬而遠之，要麼就會淪為他的工具。
他與托爾斯泰之間迅速萌生了友情，這段友誼也一直持續到後者過世，而他對托爾斯泰的影響力也令伯爵夫人惱怒不已。
盡管對于托爾斯泰為數不多的朋友來說，他的觀點似乎已經非常偏激了，契爾特科夫卻依然慫恿他把步子邁得更大一點，勸他更加嚴格地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
而托爾斯泰過于專注于精神世界的發展了，甚至忽略了自己的産業，結果雖然這筆産業總值大約有六萬英鎊，它們每年卻隻能給他帶來差不多五百磅的收入。
這麼點錢很明顯不能維持全家的開支和那一大群孩子的教育。
于是索尼娅說服丈夫把一八八一年之前寫成的作品的出版權交給自己，然後她靠着借來的錢自己做起了書籍出版。
這門生意非常成功，她也順利歸還了借款。
然而對于托爾斯泰來說，這種保有對其文學作品的一切權利的做法無疑違背了他那認定物質财富不道德的觀念。
所以在契爾特科夫得以對托爾斯泰施展自己的掌控力之後，他便撺掇後者宣布自己在一八八一年之後所寫一切作品進入公版領域，任何人都可以出版。
此舉當然觸怒了伯爵夫人，然而托爾斯泰想做的還不止于此：他讓她把早期作品的版權也交出來，這其中當然就包括那幾部非常暢銷的小說，而她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
因為她自己和全家人的生計全都要仰仗這幾本書了。
随之而來的是尖刻激烈且曠日持久的争執。
不論是索尼娅還是契爾特科夫都讓他不得安生，他被困在兩種彼此矛盾的主張之間，并且感覺自己無力反對其中的任何一種。
4
一八九六年，托爾斯泰六十八歲。
此時的他已經結婚三十四年，孩子們大多數已經長大成人，第二個女兒已經準備出嫁了；而他的妻子在五十二歲那年不光彩地愛上了一個比自己年輕很多的男人，一個姓塔納耶夫的作曲家。
此事讓托爾斯泰感覺震驚、羞恥且憤怒。
以下就是他給妻子寫的一封信：&ldquo你跟塔納耶夫的親密關系令我作嘔，我完全無法平靜地容忍此事。
倘若我繼續在這種情形下與你共同生活的話，勢必隻會毒害我的人生、損耗我的壽命。
我這一年過得簡直生不如死。
而你知道這一點。
我曾經分别以惱怒和祈求的姿态對你表明過我的态度。
而最近我則嘗試着保持沉默，所有能試的我都試過了，可是一切都是徒勞。
你們的暧昧關系不僅沒有終止，而且我甚至相信它會就這樣一直延續到最後。
我再也無法忍受了。
顯然你無法放棄這段關系，于是就隻剩下一個選擇了&mdash&mdash我們應該分開。
我已經下定了決心。
但是我也必須找到一個最合适的解決方法。
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我先到國外去。
然後我們再一起考慮接下來怎麼辦才好。
不過有一件事是确鑿無疑的&mdash&mdash我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rdquo
然而他們并沒有分開，這對夫妻依然折磨着彼此。
伯爵夫人以年齡漸老卻陷入熱戀的女人特有的焦躁追求着那位作曲家，後者起初或許還頗為受用，然而他很快也厭倦了這種既讓他無力報償又令他顯得荒唐難堪的激情。
索尼娅最終也漸漸意識到了對方在刻意躲避自己，最終他甚至在公共場合冒犯了她。
這讓她深受其辱，不過她在不久之後就認定塔納耶夫&ldquo在肉體和精神上都恬不知恥、令人厭惡&rdquo。
這段不體面的風流韻事也就此告終。
此時這對夫婦之間的不和早已廣為人知，而尤其讓索尼娅憤慨的是，托爾斯泰的信徒們&mdash&mdash如今他們也是他僅存的朋友了&mdash&mdash都站在他那一邊，而且因為索尼娅不讓托爾斯泰做他們認為他應該做的事情，這些人對她充滿敵意。
皈依并沒有給托爾斯泰帶來多少快樂；此舉反而讓他失去朋友、家庭不和、與妻子之間沖突不斷。
追随者們因為他依舊過着安逸的生活而譴責他，而就連他本人也覺得自己誠然應該受到譴責。
他在日記中寫道：&ldquo如今年屆七十的我全心全意地渴望着甯靜與獨處，雖然那樣也談不上全然的和諧，但是總要好過我的生活和我的良知與信仰之間無法忽視的矛盾。
&rdquo
他的健康開始走下坡路了。
在之後的幾年裡他病了好幾場，其中有一次嚴重到差點要了他的命。
高爾基正是在這一時期與托爾斯泰相識的，在前者的描述中，他瘦削、矮小、頭發花白，但他的雙眼比以往更加熱切，目光也比往日更為銳利。
他蓄着又長又亂的白胡子，臉上刻滿了深深的皺紋，他是個八十歲的老人了。
時間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他八十二歲了。
身體狀況急轉直下，顯然隻剩下幾個月的時間了，而他在最後這幾個月之中依然因為卑鄙的争吵而痛苦不堪。
契爾特科夫很明顯并不完全認同托爾斯泰那種認定财産不道德的觀點，他斥巨資為自己在亞斯納亞·波良納旁邊建了一棟豪宅，雖然托爾斯泰對這麼大一筆開銷深感遺憾，距離上的接近卻還是讓二人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了。
如今他開始催促托爾斯泰将自己的願望付諸實踐，讓他宣布自己一旦去世，自己的作品便全部歸公衆所有。
伯爵夫人自然是怒不可遏，托爾斯泰在二十五年前把小說的掌控權給了她，而她現在居然要被剝奪這一權利。
夫人與契爾特科夫之間由來已久的仇恨終于演變成了公開的戰争。
除了小女兒亞曆山德拉對契爾特科夫言聽計從之外，孩子們全部站在母親那一邊，他們不願意按照父親希望的方式生活；雖然托爾斯泰早已把産業分給了他們，孩子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不能享有父親的創作帶來的大筆收入。
據我所知，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有能力獨立謀生的。
然而托爾斯泰還是頂着家庭的壓力訂立了遺囑，在其中将自己的全部作品贈予公衆，并且宣布一旦自己過世，現存的手稿就應當立刻移交給契爾特科夫，讓他得以确保這些稿件能夠自由地為有意将其出版的人士所用。
不過這樣一份遺囑顯然是不合法的，于是契爾特科夫力勸、敦促托爾斯泰重新起草一份遺囑。
為了不讓伯爵夫人知道，遺囑的見證人都是偷偷混進宅邸中的，托爾斯泰在鎖着門的書房裡親手謄抄了這份文件。
新遺囑中将版權移交給了托爾斯泰的女兒亞曆山德拉，而契爾特科夫輕描淡寫地提到了選擇她的原因：&ldquo我敢肯定托爾斯泰的妻兒不會願意看到家庭成員之外的人來做正式繼承人。
&rdquo鑒于此舉掐斷了他們最主要的生活來源，他的話還是很可信的。
不過契爾特科夫對這份遺囑還是不夠滿意，于是他自己又草拟了一份，托爾斯泰又坐在契爾特科夫家附近森林裡的樹樁上抄寫了一遍。
契爾特科夫就這樣完全地掌控了托爾斯泰的手稿。
這些手稿中最重要的就是托爾斯泰晚年的日記。
夫妻兩人長久以來都有寫日記的習慣，而其中一方可以看另一方的日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過這種做法也談不上是什麼好事，因為他們都會在日記中寫下對彼此的抱怨，而另一方讀過之後就勢必引起更加激烈的相互指責。
早年間的日記在索尼娅手裡，但是托爾斯泰把最近十年的日記全部交給了契爾特科夫。
索尼娅下定決心要把它們要回來，一方面因為這些日記将來可以出版赢利，而最重要的原因則是托爾斯泰在日記中頗為直白地記錄下了兩人的不和，而她不想讓這些内容公之于衆。
她寫信要求契爾特科夫歸還日記。
而他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
于是她威脅道，如果不歸還日記，她就要服毒或者投水自殺。
她的吵鬧讓托爾斯泰痛苦不堪，他把日記從契爾特科夫手裡拿了回來，但是并沒有把它交給索尼娅，而是送進銀行保管。
為此契爾特科夫給他寫了一封信，托爾斯泰在日記中提及這封信時是這樣說的：&ldquo我從契爾特科夫那裡收到了一封信，信裡滿是譴責和控訴，簡直要把我撕成碎片。
有時我真想離所有人都遠遠的。
&rdquo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托爾斯泰便會不時萌生這種願望，他希望能夠離開這個世界，抛下其中一切混亂與麻煩，躲到一個可以讓他獨善其身的地方去；就像許多作家一樣，他也把自己的渴望寄托在筆下的兩個人物身上，他們就是《戰争與和平》中的彼埃爾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對這兩個角色有着某種特殊的偏愛。
而他當時在生活中遭遇的種種境況更是讓他的渴望幾乎成了執念。
妻子和孩子們折磨着他，朋友們則認為他應該全面落實自己的信條，他們的反對讓他困擾不堪。
這其中還不乏為他不曾實踐自己宣揚的道理而痛心疾首者，他每天都會收到許多言辭傷人的來信指責他的虛僞。
一位激進的崇拜者甚至寫信懇求他放棄自己的全部地産，把财物全部分送給親戚和窮人，自己連一個戈比都不要留，就靠着在各個城鎮之間行乞過活。
而托爾斯泰是這樣回複他的：&ldquo您的來信深深地打動了我。
您的提議也一直是我最神聖的夢想，然而就目前而言，我還無法實現它。
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hellip&hellip而其中最為主要的一點是，我必須在完全不影響他人的前提下才能踐行此事。
&rdquo就像我們都知道的那樣，人們往往把行為背後的真實原因強行推脫到潛意識的背景之中，而就這件事而言，我認為托爾斯泰的行為既沒有遵循自己的良知，也并不符合追随者的要求，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并不是真的很想那樣做。
在作家的心理中往往有這麼一種特征，雖然我從未見到有人提起過，但是所有研究作家生平的人對它應該都不陌生。
在某種程度上說，每一個富有創造力的作家的作品都是對其本能、欲望、白日夢&mdash&mdash不管你叫它什麼&mdash&mdash加以升華的産物，他出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壓抑着這一切，而通過把它們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出來，作家就能夠擺脫将其進一步付諸實踐的壓力了。
隻不過即便如此他們還會感覺不夠，也并沒有達成徹底的滿足。
這也是文人既對實幹家極力頌揚，又不情不願地對他們懷有仰慕與嫉妒的原因所在。
倘若托爾斯泰的決心沒有在寫作的過程中損耗的話，他很有可能發現，自己并非沒有力量去落實那些自己真心認為正确的事情，因為他的真誠至少是毋庸置疑的。
托爾斯泰是個天生的作家，他本能地想要用最有效且有趣的方式來進行闡釋。
根據我自己的推測，創作那些偏向說教性質的作品時，他會任由自己信筆馳騁，因為這樣反而會讓他傳達的理念更加不容置疑，遠比停下來思考後再寫顯得可信。
他的确在某一個場合之下承認過，雖然妥協在理論上不可接受，在實踐中卻是無法避免的。
然而毫無疑問的是，他在這個問題上放棄了整個立場，因為如果說妥協在實踐中無法避免的話&mdash&mdash這隻能意味着這種實踐并不可行&mdash&mdash那麼理論本身肯定也有什麼問題。
但對托爾斯泰而言，不幸的是，不論是他的朋友，還是那些滿懷傾慕、成群結隊地來到亞斯納亞·波良納的崇拜者，他們都無法接受自己的偶像萌生屈尊妥協的念頭。
他們為了自己心目中那種戲劇化的行為規範，一再逼迫這位老人犧牲自己，這種行徑誠然相當殘忍。
他成了被自己的理念所束縛的囚犯。
他的作品本身、這些作品對那麼多人的影響（其中不乏一些災難性的後果，有些人因此被判流放，有些人則锒铛入獄）、他的虔誠、他所激發的愛意、人們對他的尊崇，這一切把他逼上了一條隻有一條出路的絕境。
而他卻無法鼓起勇氣走上這條路。
而當他最終走出家門，踏上那次舉世聞名卻以他的死亡告終的不幸旅程時，迫使他下定決心走出這一步的卻既不是他自己的良知，也不是追随者的催促，他隻是為了從妻子身邊躲開。
此舉最直接的誘因其實純屬偶然。
那天晚上他已經上床睡覺了，然而沒過多久，他就聽見了索尼娅在自己書房翻找文件的動靜。
他立刻想起了自己暗中立下了遺囑的事情，他當時或許認為妻子已經知道了遺囑的存在，眼下在他書房裡找的就是它。
索尼娅離開之後，他起床拿了一些手稿，打包了幾件衣服，然後叫醒了那段時間一直住在他家的醫生，向他告知了自己即将離家的消息。
亞曆山德拉也被叫醒了，他們把車夫從床上拉起來，叫他把馬套上，托爾斯泰在醫生的陪同下乘車前往火車站。
那時是清晨五點，火車上擁擠不堪，他不得不在冰冷的雨中站在車廂盡頭的露天平台上。
他先是在夏馬丁下了車，他的妹妹在那裡的修道院當修女，亞曆山德拉也到此地來與他們會合。
她帶來了這麼一個消息：發現托爾斯泰失蹤之後，伯爵夫人一度試圖自殺。
這也不是她第一次這麼做了，不過因為她從不掩飾自己想自殺的動機，所以她這種做法帶來的往往并不是悲劇，而是騷動和麻煩。
亞曆山德拉催他趕快再次啟程，以防她的母親發現他們的行蹤并且追過來。
于是他們動身前往羅斯托夫。
這時他已經着了涼，狀态非常不好；上了火車之後，他的病情越發嚴重，醫生不得不決定他們在下一站必須下車。
那是一個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地方。
火車站站長得知這位病人的身份以後，立刻把自己的房子讓出來供他們使用。
第二天，托爾斯泰給契爾特科夫拍了電報，亞曆山德拉也派人去找自己的大哥，并且讓他從莫斯科帶個醫生過來。
可是托爾斯泰的名聲實在太大，他的一舉一動完全不可能保密，短短二十四小時之内，就有個記者把他的下落告訴了伯爵夫人。
她連忙帶着還在家裡的孩子一起趕到了阿斯塔波沃，但此時的他病得實在太厲害了，人們認為或許還是不要把妻子的到來告知他比較好，也不讓她進入他暫住的小屋。
他患病的消息得到了世界範圍的關注。
在那一周之間，阿斯塔波沃車站時常擠滿了政府代表、警察、鐵路官員、新聞記者、攝影師之類各色人等。
他們把火車車廂移出軌道當成臨時住所，當地的電報局更是幾乎不堪重負。
托爾斯泰就這樣在衆目睽睽之下逐漸走向人生的終點。
更多的醫生紛紛趕到此地，他最終過世時身邊總共有五位醫生照料。
他的精神時常陷入錯亂，但在神志清醒的時候，他擔心的卻還是索尼娅，他依然相信妻子還待在家裡，不知道他身處何方。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他曾經非常畏懼死亡，但是現在他再也不會恐懼了。
&ldquo一切就要結束了，&rdquo他說，&ldquo可是沒關系的。
&rdquo他的病情越發嚴重，但他在昏迷中依然高喊着：&ldquo逃吧！逃吧！&rdquo最後索尼娅終于獲準進入他的房間。
此時的他已經昏迷不醒了。
她跪在地上，吻了吻他的手；他歎了口氣，然而并沒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知道妻子來了。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七日，周日，清晨六點剛過幾分，托爾斯泰離開了人世。
5
托爾斯泰開始撰寫《戰争與和平》時三十六歲。
那是創作這樣一部巨著的絕佳年齡。
作家在這個年齡應該對自己的技法與能力有了充分的認識，擁有了相對廣泛的人生經驗，而此時的他思想依舊具有充足的活力，創造力也處于巅峰狀态。
托爾斯泰選取叙述的時代是拿破侖戰争時期，而故事的高潮部分則涉及拿破侖對俄國的入侵、莫斯科大火，以及法軍的退卻和潰敗。
他動筆之前原本隻是想寫一個貴族家庭的生活故事，曆史事件本身隻發揮背景的功能。
故事中的人物将會體驗一系列注定對他們的精神造成深遠影響的經曆，但是在曆經諸多苦難之後，他們終将擁有平靜而幸福的生活。
托爾斯泰是在着手寫作之後才将重點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交戰雙方之間宏大的戰事之上，并由此構思出了那種被頗有些莊重地稱為曆史哲學的思路。
不久之前，以賽亞·伯林先生出版了一本有趣且頗具啟發意義的小冊子，名叫《刺猬與狐狸》，他在書中指出，在我眼下不得不予以簡述的小說主題這一方面，托爾斯泰的思路受到了一本名為《聖彼得堡的夜晚》的著作啟發，此書的作者約瑟夫·德·邁斯特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
這麼說絕非對托爾斯泰能力的诋毀，小說家的工作不是創造思想，而是塑造作為思想載體的人物。
思想就在那裡，它的存在就像人類本身、他們生活的城鄉環境、他們生活中經曆的種種事件，以及他們關心介意的一切一樣，小說家都可以将它們拿來服務于自己藝術創作的目的。
讀過伯林先生的書之後，我感覺自己必須讀一讀《聖彼得堡的夜晚》這本書了。
德·邁斯特用了三頁的篇幅闡述了對托爾斯泰在《戰争與和平》尾聲的第二卷中精心提煉的觀點，而其中的要點就是這麼一句話：&ldquo讓戰争走向失敗的是觀念，帶來勝利的也是觀念。
&rdquo托爾斯泰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爾都親眼目睹過戰争，他的親身經曆使得他能夠生動地描寫小說中各位人物所經曆的各色戰争場面。
他的觀察與邁斯特的觀點十分相似。
然而他所寫的内容更加冗長，有時還有些混亂。
在我看來，他的觀點還是在穿插于故事當中的隻言片語和安德烈公爵的思考中體現得更好，也讓讀者更容易理解。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再插一句，這種做法也是小說家想要傳達自己思想時最恰當的方式。
托爾斯泰的觀點認為，考慮到偶然情況、未知力量、判斷失誤，以及無法預料的意外等等因素，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什麼精确的戰争藝術，因此更不可能存在什麼所謂的軍事天才。
影響曆史進程的絕不是人們廣泛以為的偉人之類，而是一種縱貫諸國、在不知不覺間将他們引向勝利或者失敗的隐秘力量。
統領軍隊之人所處的位置正像是一匹被套在馬車上、正朝着下坡的方向疾馳的快馬&mdash&mdash到了某些特定的時刻之後，馬兒就已經完全分不清到底是自己在拉着馬車前進，還是身後的馬車逼迫着它隻能不斷向前跑了。
拿破侖能打勝仗，依靠的并不是他的戰略思想，也不是他龐大的軍隊，因為局勢的變化和傳遞的不及時，他的命令并沒有做到令出必行；他能取勝是因為敵軍此時深信敗局已定，因此主動放棄了戰場。
戰争的結局取決于一千個不可預料的可能性，其中任意一個都有可能在某個瞬間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ldquo僅就其自由意志發揮的作用而言，拿破侖和亞曆山大的作為對某事能夠達成何種結果的影響，并不會比一個新征召進來給他們打仗的列兵大多少。
&rdquo&ldquo那些所謂的偉人實際上隻不過是曆史的标簽，他們為曆史事件挂上自己姓名，然而他們與真相之間的聯系或許還不如标簽與内容之間的關系緊密。
&rdquo在托爾斯泰看來，這些偉人不過是被時勢裹挾的泥塑木雕，這種永恒的動量他們既無力掌控也無法抗拒。
他這種觀點的确有些令人迷惑。
至少我沒有看出他是如何讓&ldquo命中注定、無法抗拒的必然性&rdquo與&ldquo反複無常的偶然&rdquo協調一緻的；因為當命運推門走進來的時候，偶然的機會早就翻窗戶逃跑了。
人們很難抗拒這樣一種印象：托爾斯泰的&ldquo曆史哲學&rdquo至少在一部分上來源于他貶低拿破侖的願望。
拿破侖本人的形象很少在《戰争與和平》的故事中出現，即便在出現的時候，他也顯得卑劣、輕信、愚蠢且荒唐。
托爾斯泰稱他為&ldquo曆史之中一件渺小的工具，他從未展露過任何男子漢的尊嚴，哪怕是在流放期間都是如此&rdquo。
俄國人居然也把他當成大人物，這讓托爾斯泰憤慨不已：他甚至連馬都騎不好。
我認為有必要在此處将我們當前的話題暫停一下。
法國大革命為許多像這位科西嘉律師的兒子一樣聰明而有野心的年輕人創造了出人頭地的機會，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偏偏是這個貌不驚人、無錢無權，還操着一口外國口音的小夥子一路走到了最後，拿下了一場又一場的勝利，成為統治法國的獨裁者，最終甚至将半個歐洲都納入麾下？假如你看到一位橋牌選手在國際比賽中獲得了勝利，那麼你或許會将這場勝利歸功于他的好運氣，或者搭檔的出色表現；不過如果不論這位選手與誰組隊，他都能在幾年之内一再取勝的話，那我們毫無疑問還是直接承認他在這項運動上擁有獨特的能力和卓越的才華比較好，就沒必要再說他的勝利完全是此前一系列偶然事件巨大的不可抗力所緻了。
我們不難想到，一名偉大的将領應當也像優秀的橋牌選手一樣，将素養、知識、天賦、勇氣、審時度勢的直覺與判斷敵手心理的直覺集于一身。
拿破侖當然擁有時勢之利，然而倘若要否定他具備利用天時地利的才能，那就隻能說是純屬偏見了。
然而這一點并不會有損于《戰争與和平》的力量和趣味。
書中的叙事推着你前進，如同羅讷河的湍流在日内瓦彙入平靜的萊蒙湖。
據說全書中總共有接近五百個角色，而這麼多人物居然全部堅實地立住了，這可實在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與絕大多數小說不同，《戰争與和平》的關注點并非隻兩三個乃至于一小群角色上，它關注的是四個貴族家庭的所有成員：羅斯托夫家族、保爾康斯基家族、庫拉金家族以及别祖霍夫家族。
如同書名所寫的那樣，這部小說探讨的命題就是戰争與和平，這是用以展現書中人物命運的大背景，并且與之形成了尖銳的對比。
當小說家作品的主題要求他們必須涉同時處理一系列彼此差異巨大的事件和多組人物時，他們必須應對的困難之一就是如何讓各個事件或各組人物之間的過渡關系顯得真實可信，讓讀者能夠輕松地接受這一切。
這一點若是做得好，讀者就會感覺自己已經被告知了有關人物和環境所應當知道的一切，于是也更願意去了解還不為他們所知的人物與環境。
總體而言，托爾斯泰成功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他的技巧也着實高明，甚至能讓讀者感覺自己所遵循的隻是一條單一的叙事線索而已。
就像所有小說家一樣，托爾斯泰也是參考着自己認識或聽說過的真人來構思書中人物的，不過看起來他似乎不僅以這些人物作為發揮想象力的模闆，還在作品中忠實地描繪了他們的肖像。
揮霍無度的羅斯托夫伯爵正是他祖父的寫照，尼古拉·羅斯托夫是他的父親，而那位相貌醜陋、既可憐又迷人的瑪麗娅公爵小姐則是他的母親。
也有些人認為，托爾斯泰在創作彼埃爾·别祖霍夫和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公爵這兩個角色時參照的都是他自己。
如果這一點屬實的話，那麼假如我們推測托爾斯泰意識到了自身的矛盾之處，并試圖通過以自己為原型塑造兩個截然相反的人物來增進對自身性格的探究與理解，想來也不是完全沒有依據的。
彼埃爾和安德烈公爵都愛上了羅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兒娜塔莎，托爾斯泰也把她塑造成了小說中最惹人喜愛的女性角色。
沒有什麼比描寫一個既有趣又迷人的年輕姑娘更難的了。
一般來說，小說裡的女孩子要麼蒼白無趣（比如《名利場》裡的阿米莉亞）、驕傲自負（比如《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範妮）、賣弄小聰明（比如《利己主義者》中的康斯坦尼娅·達累姆），要麼是個小傻瓜（比如《大衛·科波菲爾》中的朵拉），要麼傻乎乎地賣弄風情，要麼單純得讓人難以置信。
她們在小說家手中無疑是十分尴尬的對象，而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正值妙齡的她們性格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與此同理的是，畫家若是想把一副面孔畫得有趣，也隻有在生命、思考、愛情與苦難的變遷為這張臉賦予性格之後才能做到。
為少女繪制肖像時，他們能做到的最好也不過是描繪她們的青春與美貌。
但是娜塔莎這個形象是完全自然的。
她甜美、敏感而富有同情心，既孩子氣又已經有了些女人味，她理想主義，性格急躁，熱心、固執，反複無常，在各個方面都十分迷人。
托爾斯泰塑造了諸多女性角色，她們的形象都非常真實，但是沒有一個像娜塔莎一樣赢得了那麼多讀者的喜愛。
她的原型參考了托爾斯泰的妻妹塔尼娅·别爾斯，他深深地為她着迷，就像狄更斯傾心于自己妻子的妹妹瑪麗·賀加斯一樣。
這可真是個令人深思的巧合呀！
托爾斯泰将自己對生命的意義與目的那熱烈的探求之心寄托在了深愛着娜塔莎的兩個男人身上。
安德烈公爵将這一點體現得更為明确。
他可以說是彼時俄國普遍現實的産物。
他十分富有，坐擁龐大的地産，還擁有一大群農奴，他不光可以強迫這群人勞動，要是哪個惹得他不高興，他可以把他脫光衣服鞭打一頓，把他的老婆孩子從身邊搶走，再扔到部隊裡去當兵。
倘若他看上了哪個姑娘或者媳婦，他還能直接把她叫來供自己取樂。
安德烈公爵相貌英俊，他長着輪廓鮮明的面龐、慵懶的雙眼，還帶着一副百無聊賴的神情。
實際上他正是浪漫派小說中那種典型的&ldquo陰郁美男子&rdquo。
他為人勇敢，為自己的出身和地位深感自豪；他品格高尚，同時也心高氣傲、獨斷專行、心胸狹隘、不通情理。
對于與自己身份相同的人，他的态度冷淡而傲慢，對低身份于自己的人則表現得既和善又有些屈尊俯就的派頭。
他富有才智，頗有些想要出人頭地的野心。
托爾斯泰如此巧妙地描寫道：&ldquo安德烈公爵總是特别熱心地支持年輕人，幫助他們在上流社會獲得成功。
在幫助别人的借口下&mdash&mdash盡管他出于高傲，自己永遠不會接受這樣的幫助&mdash&mdash他可以置身于高層，那是可以提供成功的機遇并吸引他的地方。
&rdquo[30]
彼埃爾是個更加難以捉摸的人物。
他身材高大，相貌醜陋，身材肥胖，因為嚴重的近視而不得不戴眼鏡。
他的食量和酒量都很大，很有女人緣。
他笨拙而不怎麼得體，但是天性善良、誠懇真摯、溫和體貼、毫無私心，認識他的人很難不喜歡上他。
他出手很闊綽，任由一群曲意逢迎的食客從自己腰包裡掏錢，完全不在意這種人是否值得交往。
他喜歡賭博，他所屬的莫斯科貴族俱樂部的其他會員卻毫不留情地對他出老千。
他稀裡糊塗地早早結了婚，妻子是個美麗的女人，但是她嫁給他隻是為了錢，還寡廉鮮恥地和别人私通。
和妻子的情人進行過一場荒唐的決鬥以後，彼埃爾離開她去了彼得堡。
他在路上偶然遇到了一位神秘的老人，這位老者實際上是共濟會的成員。
彼埃爾在攀談間坦承自己不相信上帝。
而共濟會士答道：&ldquo如果世界上沒有他，那我們就不會談到他。
&rdquo[31]接下來他又向彼埃爾介紹了所謂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的基本信息。
這種觀點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提出來的，其内容如下：我們将上帝定義為思想領域最偉大的個體，而思想之中最偉大的個體必然存在，否則如果它并不存在的話，就必定存在一個同樣偉大且實際存在的個體，并且這個個體必将更加偉大。
由此可以推出上帝一定存在。
這一論證遭到了托馬斯·阿奎那的否定，康德更是把它徹底推翻了，但是它說服了彼埃爾。
在彼得堡落腳不久之後，他就加入了共濟會。
當然，在小說之中，不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中的事件都必須盡量精簡，不然小說就永遠寫不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争必須在一兩頁的篇幅中描述清楚，除了作者認為最為重要的部分之外，其餘内容都應當直接删去，觀念上的改變也是如此處理的。
不過我感覺托爾斯泰在這一點上的處理有些過了，彼埃爾的轉變過于突兀，這讓他的形象顯得異常膚淺。
作為這一轉變的結果，他渴望抛棄之前放蕩的生活，決定返回莊園，釋放自己的農奴，全心全意為他們謀福利。
然而就像賭友欺騙他一樣，他又受到了管家的蒙騙，所有善意的嘗試最終都以挫敗告終。
由于缺乏毅力，他的慈善計劃大多落了空，他又過回了原本那種閑散的生活。
他對共濟會的熱情也日益減退，因為他發現同仁們對它的認識隻局限于儀軌與形式，而許多人依附于共濟會&ldquo隻是為了與富人結交并從中撈點好處&rdquo。
失望又疲憊的他又撿起了以往那種酗酒賭錢、到處亂搞的習氣。
彼埃爾很清楚自己的缺點，并且對它們非常痛恨，可是他也缺乏改正這些缺點的決心與毅力。
他的确是個謙虛、仁慈、善良的人，然而他也出奇地缺乏常識。
在波羅金諾戰役中，他的表現可以說是荒唐透頂。
雖然隻不過是一介平民，他卻駕着馬車沖向戰場，擋了所有人的道，給所有人添了不少惱人的麻煩，最後又為了保命一逃了之了。
莫斯科大疏散的時候他卻留了下來，被作為縱火犯逮捕，甚至還被判了死刑。
後來雖然被赦免了死罪，他還是蹲了監獄。
法國軍隊開始那場災難性的退卻之後，他原本和其他凡人一起被押解着同行，最後才被一群遊擊隊員解救出來。
想要搞明白如何看待他這麼一個人物是很難的。
他善良而謙遜，性格溫和可親，但他同時也軟弱得可怕。
我敢肯定這個人物在塑造上十分貼近真實。
并且認為應當把他視作《戰争與和平》的男主人公，因為是他在最後娶到了迷人又稱心的娜塔莎。
我猜托爾斯泰應該很喜歡他，因為他描寫這個角色的筆觸總是帶着溫柔和同情，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把他寫得這麼傻。
《戰争與和平》是一部篇幅巨大的作品，它的創作也耗費了很長的時間，因此作者的靈感偶爾不濟也是在所難免的。
在小說的結尾部分，托爾斯泰詳盡地描述了拿破侖的軍隊從莫斯科撤軍直至走向覆滅的經過，這一段冗長的叙述無疑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它卻存在着一個弊端：除非讀者對那段曆史極其無知，否則這就是把諸多他們早就知道的事情再告訴他們一遍。
結果就是讓故事缺乏懸念，而懸念正是讓讀者急于翻開下一頁看看之後發生了什麼的要素；于是不論托爾斯泰提及的事件有多麼悲壯、凄慘或是富有戲劇性，讀者都會感覺有些不耐煩。
他用這些章節串聯了一系列零碎的細節，讓此前在劇情中淡出的人物再次出現在讀者的視野之中，不過我認為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引出一個全新的人物，此人對彼埃爾精神世界的發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這個角色就是彼埃爾的獄友普拉東·卡拉塔耶夫，他是個因為盜竊木材而被判在軍中服役的農奴。
在小說創作的時代，他正屬于俄羅斯知識界密切關注的那一類人群。
這群知識分子生活在嚴酷的專制統治之下，十分了解貴族生活的空洞瑣屑，以及商人階級的傲慢與狹隘，因此他們相信拯救俄國的希望寄托在這些飽受蹂躏與淩虐的農民身上。
托爾斯泰在《忏悔錄》中告訴過我們，對自身所屬的階級深感絕望的，是如何試圖從那些老信徒身上尋覓能夠為生命賦予意義的善良和信仰，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既然有壞地主也有好地主，商人中也既有奸商也又誠實的良商，那麼農民之中自然也有好有壞。
認定隻有農民才擁有美德無疑隻是一種文學化的想象而已。
托爾斯泰對這位普通士兵的刻畫算得上是《戰争與和平》中最成功的人物描寫之一了。
彼埃爾會被他吸引也實在是再正常不過。
普拉東·卡拉塔耶夫愛着所有人，他全無私心，以高亢的精神忍受着一切艱難險阻，同時性情可愛，品行高尚。
而彼埃爾一如既往地是個極易受他人影響的人，他看到了普拉東身上的善良，并且自己也開始重新相信善良：&ldquo于是他感到，在他的心裡，此前被摧毀的世界現在以新的美好的面貌，在新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上正在建立起來。
&rdquo[32]從普拉東·卡拉塔耶夫身上彼埃爾認識到了這麼一點：&ldquo凡人的幸福隻能在内心之中尋得，它的來源是對人類最基本需要的滿足，引發不滿的并不是困乏，而是富足，生命中并沒有真正難以面對的困境。
&rdquo到了最後，他發現自己的心靈終于擁有了此前徒勞尋覓多時的甯靜與祥和。
假如有些讀者覺得托爾斯泰對撤軍那一部分的描寫沒什麼意思的話，小說尾聲的第一卷必然能彌補他們的遺憾。
那實在稱得上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把該講的故事講完之後，老一輩的小說家往往習慣于向讀者交代主要人物身上又發生了什麼。
讀者會得知男女主人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家境殷實，還生了多少多少個孩子；而反面角色如果沒有在結尾之前被幹掉的話，就一定會生活在困窘之中，還娶了個唠叨多事的老婆，這就是所謂的惡有惡報。
不過這往往是寥寥一兩頁的敷衍了事，會讓讀者感覺那是作者為了安慰他們的情緒不屑地丢過來的玩意兒。
然而托爾斯泰堅持要讓自己小說的尾聲部分同樣具有真正的價值。
七年時間過去了，我們被他引領着來到尼古拉·羅斯托夫的家裡，他已經娶了一位富有的妻子，還有了幾個孩子。
安德烈公爵在波羅金諾戰役中受了重傷，尼古拉的妻子正是他的妹妹。
彼埃爾的妻子非常&ldquo方便&rdquo地死于法軍入侵時期，這樣他就可以順利地與自己深愛的娜塔莎結婚了。
這對夫妻也有了孩子，彼此也十分恩愛，然而他們居然變得那麼平庸，那麼無趣！在經曆過那麼多危險、傷痛和困苦之後，他們滿足于安逸的中年生活之中。
那個甜美可愛、難以捉摸、讨人喜歡的娜塔莎，如今卻成了一個大驚小怪、挑剔暴躁的家庭主婦。
英勇俠義、熱情高亢的尼古拉·羅斯托夫也變成了一個固執己見的鄉紳；彼埃爾比以前更胖了，他依然溫柔而善良，可是完全沒有變得聰明一些。
這個大團圓結局實際上相當可悲。
但是在我看來，托爾斯泰如此描寫并非出于怨恨或惡意，而是因為他知道結局必然如此，而他必須講述真相。
[28]創作于古羅馬時代的希臘語小說。
[29]鄧蜀平譯。
[30]婁自良譯。
[31]婁自良譯。
[32]婁自良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