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對于象征主義文學家都是牽強附會的。
的确，勃留索夫的曆史小說對曆史文化場景與事件的描繪十分準确。
《燃燒的天使》對十六世紀德國曆史的出色展現，曾引起德國人懷疑這個長篇曆史小說的作者隻能是德國文學家。
但這樣的描寫，在勃留索夫看來并不是創作的目标。
他對曆史文化與日常生活的準确描寫都是為其象征主義的美學任務服務的：他是要用小說叙述所再現的曆史時代的風格來思維。
模拟曆史風格本身，成為創作這些小說的目的。
與此同時，這種對曆史文化的描寫又總含納着對當代生活的回聲。
這樣，就構成了小說的象征意境：雖寫曆史時代，但這時代本身并不是描寫目标；對這個時代風格的模拟由詩學手段變成美學目标；同時在這種對曆史的再現中又嵌入對當代的投射。
這種對當代的象征性投射，作者不僅憑借中心問題的提出(即曆史上的文化形态交替)而達到其本身的象征性(類似、比興)，而且借助于另一詩學手段；極力在某些曆史人物身上再現或影射當代人物的心理模型、情感模型、意識模型，由此使象征意蘊增生。
這就是說，勃留索夫的&ldquo科學主義&rdquo，并不是那種決定着他的文學創作的詩學原則。
想象、幻想、聯想，甚至于奇想、夢魇、幻覺這些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機能，在文學家勃留索夫身上畢竟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器質，所謂&ldquo科學主義&rdquo不過是一種面具。
勃留索夫本人對幻想的機制，甚至有過專門的闡釋。
作家于1912&mdash1913年間寫成一篇論文《幻想的極限》，但未曾發表。
他在這篇論文中表達了他的曆史小說的觀點&mdash&mdash他心目中的長篇曆史小說乃是&ldquo在時間的長河中作幻想性漫遊&rdquo的一種方式。
他寫道：就本質而言，所有的長篇曆史小說都帶有幻想的成分，把情節轉置于久遠的時代中，長篇小說家在一定程度上創造出幻想的環境，一種無論如何也不像我們現實生活那樣的場景。
(2)
勃留索夫小說的情節沖突在類型上是單一的，中心主人公經常被重複。
這個主人公總是位于中介狀态&mdash&mdash在那些彼此取代的文化曆史時代之間的中介。
而過去與未來，在勃留索夫的藝術世界中也隻不過是一種&ldquo面具&rdquo。
這種面具所包裹着的乃是作家一向執着思考的一個主題：彼此取代的兩個時代、兩種文化相互之間的鬥争是不可避免的。
作家總是在這些封閉的文化形态的&ldquo單子&rdquo所形成的長鍊上，發現這種交替與變更的不可避免性。
對兩個時代的交接狀态的頑強的研究、執着的興趣，是那些生活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絕大多數俄國文學家所共通的思維取向。
存在決定意識。
生活在文化轉型、曆史轉折、社會變更這個時代的文學家，總是首先被這種新舊交替的時代特征所吸引。
一些作家直接從社會曆史政治層面來思考這種狀态的成因與前景；一些作家則間接地從文化曆史哲學層面來觀照這種狀态的機制與命運。
象征主義文學家一向着眼于世界各種存在狀态之間相關相應的普遍聯系，因而他們總是傾心于在這&ldquo非常時代&rdquo狀态與那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