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對象之外，以緻無法與對象産生共鳴。
黑塞所強調的卻是書與自我的内在統一，所以他的文學評論絕不是客觀的分析，而是&ldquo随感&rdquo式的統合，也就是說，他将自我（包括&ldquo個我&rdquo與&ldquo社會我&rdquo）與書籍融合為一，然後再從中超拔出來，利用随感的筆調，将真正與己密合的地方陳述出來。
他談《白癡》、談《卡拉馬佐夫兄弟》都是利用這種方式，讀來令人有火辣辣的震撼感。
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預示了未來世紀的虛無，意欲創出立足于大地的超人。
而黑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青年迷失方向的當口，借尼采塑造的查拉圖斯特拉，以先知的口吻，批判德國的國家主義（或社會主義），模仿尼采宣判&ldquo上帝已死&rdquo的形式，宣告&ldquo國家主義已沒落&rdquo，而要求德國青年在未來的時代（魏瑪共和時代）裡應先認知自己。
他說，隻有凝視自己和命運才能湧現真正的力量。
猬集在無我的群衆中，聽聞群衆演說家的演說，是逃避自我。
要認知自己，隻有身處孤獨之境，因為孤獨是回歸自我、否定權威、建立自主權的力量。
總之，黑塞所欲創出的人性圖像，是基于自我，肯面對自我的民主主義。
他對無個我的社會主義（或國家主義）與荒涼無人的民主主義是采取批判态度的。
黑塞如果沒有把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化為自己的血肉，就無法如此惟妙惟肖地借用查拉圖斯特拉的形象，寫出《查拉圖斯特拉的重臨》（ZarathustrasWiederkehr.EinWortandiedeutscheJugend，1919），而展示出&ldquo國家主義已沒落&rdquo（上帝已死）的社會圖像。
雖然他這個預示在現實上是失敗了，但在與書籍世界血脈相連這一點上似乎是相當成功的。
其餘諸篇，抒情性比較濃厚，《我的童年時代》（MeineKindheit）寫于19歲，記述他童年時期在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