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也是在那個時候才看到巴爾紮克的名字。
那是他生前出版16開本藍厚紙封面的幾冊德譯本巴爾紮克。
雖然第一次知道了這位作家，但我記得讀了其中一卷時，完全不懂。
主人翁的财務狀況竟然描述得如此詳盡，從他的财産每月可獲益多少、母親的遺産有多少、其他遺産預計有多少、借款為數若幹等等，都一一寫出。
我非常失望，我所期待的是通往熱情、誘惑、野蠻國度之旅，美麗的失戀體驗，或者，對一個年輕人腰包中究竟有多少錢也極感興趣！我厭惡地把這本藍色小書又放回原處，從此以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完全不碰巴爾紮克的作品。
直到很久以後，才逐漸改變過來，重新發現了他，這次才認真地讀了下去。
因此，我對祖父藏書的體驗主要是18世紀的德國文學。
從中我認知了怪異、被遺忘的人物與作品&mdash&mdash波德摩119的《諾亞的子孫》，格斯納120的《牧歌》，格奧克·佛爾斯特121的《遊記》，馬提斯·克勞狄斯的全集，宮廷顧問官凡·艾嘉爾茲豪森的《彭嘉爾之虎》《修院故事》，希培爾的《各國漫遊記》及其他。
在這些古書中當然有許多無益的作品、被正當遺忘與排斥的書。
但也有克洛普斯托克美妙的《贊歌》、格斯納與魏蘭德純樸典雅的散文、哈曼奇妙動人心弦的精神之光。
即使讀了無聊作品，我也絲毫不後悔，因為真正從多方面認知曆史上的時代，自有其益處在。
總之，我以博學專家也有所不及的完整性學習了一個世紀的德國文學。
從舊式偏頗的書籍中傳來了我親愛祖國語言的氣息，這世紀又正是古典主義開花結果的孕育期。
我借這些藏書、年鑒、布滿灰塵的小說與英雄叙事詩學習德文。
此後，當我逐步認知了歌德與近代德國文學的全部精華後，我的耳朵與語言良知越來越尖銳，而且接受了足夠的訓練。
我熟知而且精通歌德與德國古典文學所孕生的精神特性。
至今，我仍然特别喜愛18世紀的文學。
那許多被遺忘的文學作品仍然保存在我的藏書中。
若幹年後&mdash&mdash在這期間我累積了許多體驗與讀書經驗&mdash&mdash精神史另外的領域，亦即古印度開始吸引了我，不過，并非直線式的。
我因朋友的介紹，認識了當時被稱為接神術與神秘智慧記述的著作。
這些著作有的非常厚，有的則隻是片段陳舊的小冊子。
但都是令人毫無感覺的東西，讀來很不愉快，充滿教訓語，而且有點賣弄小聰明。
不過，雖有叫我厭惡的貧血與說教傾向，也有不能不讓人發生共鳴的某種理性與超俗性。
它們吸引了我一段相當長的時期。
不久之後，我發現了它們魅人的秘密。
隐秘不見的精神指導者向這些教派典籍作者細語陳述的所有奧義，展示了共同的出處，那源頭就是印度，以此為出發點，我繼續地探求下去。
不久後，我有了第一次的發現，心情激動地閱讀《聖薄伽梵歌》，這是一部可怕的譯本。
到今天為止，我讀過好幾種譯本，但并未發現真正美的譯本。
可是，我已找到了開始探求時所預感的黃金穗粒，在印度式形體中發現了貫通亞洲的思想。
從那時起，我開始讀有關&ldquo業&rdquo與輪回的矯飾著作，不再為其狹隘性及不重要的說教而氣憤。
我盡力想把原典中所能獲得的東西當作我自己所有，于是，我認識了奧登保122與德逸森123的著作，以及他們從梵文翻譯過來的德譯本，還有雷奧波爾特·許雷德爾的著作《印度的文學與文化》和若幹印度文學的舊譯本。
當時，古印度的智慧與思想和叔本華的思維世界一樣，強烈地影響了我的思想與生活，達數年之久。
雖然如此，不滿與失望依然殘留。
首先，我所收集的印度原典譯本，幾乎都有數不清的缺點。
隻有德逸森的《六十奧義書》與諾曼124的《佛陀說法集》，讓我純粹而完整地體會并享受到印度哲學的境界。
但這一切不應歸罪于翻譯，我在印度世界中所要追求的是一種歐洲無法發現的東西，也就是說一種智慧。
我不僅預感到這種智慧的存在與可能性，甚至預感到它必然存在。
可是，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無法發現這種智慧已借語言的傳達而實現。
可是，幾年後，新書籍的體驗終于帶給我實現&mdash&mdash如果可用&ldquo實現&rdquo這兩個字來表現的話。
在這之前，由于父親的指示，我借格裡爾的翻譯認知了老子。
其後，中國叢書陸續出版，以迄于今。
我認為這是德國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李希特·威爾黑姆125着手翻譯中國文豪的作品。
人類文化發展最高貴、崇高的精華，以往一直受到德國人冷淡的珍品，現在已成為我們的所有物。
這稀貴的珍寶并不是經由拉丁或英文的迂回路線才到達我們眼前，也沒有輾轉經過第三者、第四者的手，而是直接由一個德國人的翻譯賜給我們的。
這個德國人，他半輩子都消磨在中國，對中國精神面的事物精通得吓人。
他不僅精通中文，也精通德文，并且親身體驗到中國精神對今日歐洲的意義。
這套叢書的第一本是孔子的《論語》，由耶納的狄德利克斯書店刊行。
我永遠忘不了我是如何驚異、神馳地接受這本書！書中的一切對我是如何的生疏、如何的精确、如何符合我的預感，又如何的優美！
這套叢書陸續出版，堂皇有緻，《孔子》之後接着是德譯本的《老子》《莊子》《孟子》，呂不韋（《呂氏春秋》）、中國民間童話。
同時，還有好幾位翻譯者，緻力于翻譯中國的抒情詩，與中國的通俗文學，獲得了更偉大的成就。
在這些方面，馬丁·布伯、H.盧德斯保格、保羅·邱耐爾、雷奧·格萊納等人，完成了值得贊美的工作，圓滿地補充了李希特·威爾黑姆創始的事業。
15年間，對這些中國典籍，我的喜悅有增無已，大部分時間，我床邊總放有其中的一冊。
印度人所欠缺的，在中國典籍中都非常豐富，其中充滿對實際生活的接近、向最高道德邁進的高貴精神與感覺，日常生活中遊戲和魅力之調和&mdash&mdash崇高精神與純真生活之樂的交流。
如果說印度在禁欲與僧侶式的揚棄現世中，已臻及極高之境，那麼，古代中國精神性的訓練，所達到的優美境域，絕不下于印度。
古代中國人認為，自然與精神、宗教與日常生活并不是敵對的，而是友好的對立，雙方都有正當的權利，這就是古代中國精神性的訓練。
印度的禁欲式智慧，就其要求之徹底而論，可說是清教徒式的，中國的智慧則是累積經驗以臻賢明之域，這種智慧不會因經驗而幻滅，也不會流于淺薄，卻可習得幽默。
德國最優秀的分子，在最近二十年間已接觸到這使人獲益匪淺的思潮。
與性急喧鬧、迅起迅落的許多精神運動并列而觀，李希特·威爾黑姆的中國著作集雖然極其沉靜，卻不斷增加其重要性與感化力。
對德國18世紀的偏愛、印度宗教的探求、中國學說與文學的日益親近，使我的藏書内容迅速變化，也更加豐富。
同樣，其他種種體驗與精神上的傾向，也改變、增加了我的藏書。
有一段時期，我擁有龐德羅126、馬斯提奧127、巴吉雷128、波吉歐等意大利傑出短篇小說家的原本。
又有一段時期，我收集了一些其他民族的童話與傳說，仍覺意猶未足，不過，這些興趣很快就消失了。
但有些方面的興趣卻長期留存，非但未随歲月流逝而減少，而且與日俱增。
例如我對曾經銘感五内的人物回憶錄、書簡與傳記的興趣，即屬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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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期，有好幾年時間，我盡量收集有關歌德其人及其生活的作品。
對莫紮特的喜愛，也促使我披閱有關他的一切著述及絕大部分的書簡。
此外，我對蕭邦、撰寫《肯道爾》的法國詩人格蘭、威尼斯畫家吉奧爾吉昂，以及達·芬奇，都懷有同樣的摯愛。
關于這些人物，我所讀到的未必是非常重要而有價值的書，但因心中懷有敬愛之情，故所得亦多。
今日社會似乎頗有輕視書籍的傾向。
年輕人往往認為舍朝氣蓬勃的生活而沉湎書本，是可笑而且沒有價值的事，這類的年輕人為數甚多。
他們認為人生太短暫，太可貴，因此不能耗費在書本上。
他們往往一星期六次泡在咖啡館的音樂或舞會中，浪費了許多光陰。
現實世界的大學、工作場所、交易所與娛樂場所，也許極為靈動而富有生氣，可是，終日停留在這些地方，難道比每日為古聖先賢、文士詩人留下一兩小時，更接近真實的人生嗎？的确，過分耽讀有害無益。
書本有時也會與生活做不純的競争，但我仍然勸告人們應獻身于書籍。
該說、該談的實在很多，在前文所述我個人讀書的樂趣中，應該再附加一項，那就是對基督教中世紀神秘生活的探求。
我對中世紀政治史的細微末節，沒有絲毫興趣，我認為隻有兩大勢力&mdash&mdash教會與帝國之間的緊張才重要。
更吸引我的是僧侶的生活。
這并不是因為僧侶的禁欲生活，而是我在僧侶的藝術與文學中發現了美輪美奂的寶藏，同時因為教團與修院成為虔誠、靜觀生活之避難所，實在值得欽慕，就文化與教養方面而言，教團與修院可說是最美妙、理想的場所。
徜徉于僧侶式的中世紀，我并未将這類著作收入我們的文庫，但卻發現了許多我非常喜歡的書，以及值得列入我們書目的作品，例如陶樂130的《說教集》、索依塞131的生活、艾克哈特132的《說教集》等，均屬之。
今天，我認為是世界文學精髓的作品，在我的父親與祖父看來，也許不值一顧。
同樣，他年，我的孩子們，也許更不滿意，認為我的看法太偏頗。
這是難以避免的必然命運，可是，千萬不要以為我們比父親輩聰明。
以客觀與公正為目标，不斷努力，是極其美麗的，但不可忘記，這往往隻是難以實現的理想。
讀我們美麗的世界文庫，不要存着當學者的念頭，更不要想做世界的審判者。
隻是通過一道最容易進入的門，踏進精神的廣場。
讓我們每個人都從自己能夠了解、喜愛的作品開始吧！從報紙或眼前所見的現代文學中，我們無法學習崇高範疇定義下的&ldquo閱讀&rdquo，隻有靠讀真正的傑作才能達成。
大多數傑作都不像流行讀物那樣甜美，那樣富于刺激性。
傑作需要人們認真地接受與獵取。
接受動作鮮明的舞蹈，比接受拉辛戲劇鋼鐵般嚴肅而富彈力的修辭要容易得多，也比接受史特恩與尚·保羅等人節奏微妙、豐富有韻緻的幽默容易得多。
在我們證明傑作的真正價值之前，我們先要靠傑作來證明自己真正的價值。
後記
《世界文學文庫》以新版問世，并非出于我自己的意願，而是順應多數讀友的要求。
雖然我認為極需加以新的修正，但又無法着手，人生短暫，日常工作的負荷是非常沉重的。
這本小冊子完成于我生命中一個令人思念的時代。
以浩瀚書海中的第一座路标而言，也許仍有助于衆多的探求者，直到他們能獨立行走為止。
赫爾曼·黑塞
1948年12月，于利馬河畔的巴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