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因為人類文化所可能存在的結合是那樣繁多，那樣變化多端，以至無窮無盡。
她最初認為，個體是文化的創造物，如果他生就或偶然養成了對于常軌的偏離，他對他的這種窘境也無絲毫責任。
但是，随着她對不同文化了解的增長，這個觀點後來轉變成一種更為慎密的思考，即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人類才能把其文化塑造成更接近于他們的最高憧憬。
她關于人類有可能實現這一希望的觀點日趨發展。
最初，她攻讀文學，希望&ldquo發現一個真正重要但未被發現的王國&rdquo。
開始，她把這種冒險看成象學好俄語、德語，就足以&ldquo真正自由地馳騁于詩的世界&rdquo一樣。
後來，她漸漸意識到，每一原始文化都表現了可與偉大的藝術或文學作品相匹敵的某種東西；她還意識到，與其把一種陶器沿口上雜多的圖案與西斯庭教堂頂部的壁畫進行比較，或把莎翁的美妙詩行同采梅歌曲進行比較，不如設法去進行現代個人藝術品與原始文化的比較。
僅是就藝術品進行比較，原始文化就無多大發言權，但如果人們把這些文化視為一個整體&mdash&mdash宗教、神話、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方式&mdash&mdash那麼，其内在的一緻性和複雜性，就會同任何單一的藝術品一樣，從審美角度使未來的探索者得到滿足。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文化模式》與本尼迪克特一生所關注的一個問題&mdash&mdash每一個有着特定遺傳天資和特殊生活曆史的人與他或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之間的關系&mdash&mdash有着密切的聯系。
在她尋求同一性的過程中，她長期苦苦思索，即與她所處的當代美國相比，她是否更适合另一時期或另一文化。
她尤為關注的是，一種文化能為神秘主義者、幻想家、藝術家的某些極端行為找到立足之地的程度，與另一種文化将它們當成異态行為和毫無價值的東西加以污辱的程度。
另外，她關心的不是那些常态和變态行為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是與研究精神健康問題的學者有關的。
由于她提出了關于諸文化與變态事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