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關系的問題，所以她為那些對心理病因不同文化而發生變化的方式感興趣的學者們的探索開辟了道路。
但她自己更關注的問題是：對常态行為的狹隘限定怎樣使某些固有本能要麼處于嚴重不利的地位，要麼予以偏愛；而文化限定的放寬又怎樣才可以豐富我們的文化，以減輕當今文化越軌的異态者遭到遺棄和蔑視的心理重壓。
在她與同事和學生的關系中，正是那非凡的才能或自身的命運、罕見的合作、可貴的獨特性，喚起了她那熱情的關心與旺盛的同情。
最後，我相信，由于她那頑強的信念&mdash&mdash對文化如何發揮作用的認識，會給予人類一種比以前所知的更有力的把握自身未來的控制力，所以《文化模式》有其不衰的生命力。
對于首次認識到這種文化網絡力量的讀者來講，通過了解能夠首先抓住他心靈的那個文化網絡從而變得更為明智，最終又将這種力量複轉入人的背景之中，這簡直是令人驚歎不已的。
由于作者為對待種族、教育、赢得戰争、和平的态度承擔了越來越大的責任，所以這種信念随着時間的推移也變得更加堅定。
1939年，當世界各地的自由都受到納粹種族主義的威脅時，她用了一學期的課餘時間，潛心撰寫了《種族：科學與政治》一書。
戰争期間，她竭盡全力與那些活着并可以提供信息的人合作進行文化分析，在戰争造成的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對幾種文化&mdash&mdash羅馬尼亞、德國、荷蘭、泰國，最後是日本，進行了難得的研究。
戰争結束時，她寫下了《菊花與刺刀》一書。
她期望，對日本人試圖開辟新道路的能力的認識，能使美國在與日本的戰後關系中更為明智。
這是一個堅定的信念，是在多年來的綜合性研究和政治決策基礎上确立起來的。
但是，在《文化模式》中，人類學怎樣才能被人類用于他們選擇的目标的願望，是那樣新穎，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字裡行間充滿了晶瑩閃亮的新鮮露珠，對初次接觸這種觀點的讀者展現了一個新的世界。
瑪格麗特·米德
1958年10月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