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解決社會人類學問題的許多新方法已經發展起來。
過去那種基于從各種時代和世界各地搜集來的割裂了文化史本質聯系的零碎資料來解釋人類文化史的陳舊方法，已喪失了其主要支撐點。
緊接而至的是一個根據對各種特征分布的研究和考古證據的補充，艱苦嘗試重新解釋曆史聯系的時期。
越來越廣泛的地區受到這種觀點的審視。
人們試圖在各種文化特性之間建立堅固的紐帶，并利用它們建立更為廣泛的曆史性聯系。
作為文化通史的先決條件&mdash&mdash相類文化特性獨立發展的可能性已被否定，至少被置于一種無關重要的地位。
進化論的方法和獨立地區文化的分析法，都曾被用來闡明各種文化形式的先後順序。
運用前一方法的人希望建立、描繪出文化和文明史的統一畫面；後一方法的倡導者，至少在較為謹慎的倡導者中，則把每一文化都視為一個獨立的單元和一種獨特的曆史問題。
在精細的文化分析法的影響之下，對與文化形态有關的事實進行的必不可少的收集，已得到了強烈的刺激。
這樣收集的材料為我們提供了社會生活的信息，它好象包括了有嚴格區分的各種範疇：經濟生活、技術、藝術、社會組織、宗教，而且其聯結的紐帶又難以發現。
人類學家的處境好似歌德所諷刺的那樣：
誰要真正認識描述生命之物，
先得尋找精神的本質歸宿，
如果缺乏精神的溝通，
那他就沒得到生命的全部。
注意活的文化，已造成一種對每一文化之整體性的更為強烈的興趣。
人們越來越感到，從其一般背景下抽出的某種文化特質，很難讓人明白理解。
試圖把文化想象為由一套單獨條件控制的整體，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純人文地理的、經濟的或其他方面的形式主義方法，似乎也隻描繪出了一些被扭曲的圖畫。
把一種文化的意義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把握的渴望，迫使我們把對标準化行為的描述看成僅是通向其他問題的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