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很小的時候，我們沒錢。
我們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愛人都使盡了全力，但生活也沒有任何進展。
那時，我一直幹着一個接一個的狗屁工作。
我愛人也一樣。
她當招待員或是挨家挨戶地推銷東西。
很多年以後，她終于在高中裡教書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後。
我則在鋸木廠，加油站，倉庫裡幹過，也當過看門人，送貨員——你随便說吧，我什麼都幹過。
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為了養家，白天給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飯店打烊之後，我給一家‘免下車餐廳’做清潔，還要清掃停車場。
有比寫小說和寫詩更重要的事情，明白這一點對我來說是很痛苦的，但我隻能接受。
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選擇的話，我隻能選擇放棄寫作。
”
“我得說，對我生活和寫作最大的一個影響，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間接的，是我的兩個孩子。
他們出生的時候，我還不到二十歲。
我們在同一個房檐下面的生活裡，從開始到結束差不多總共十九年，在那些年裡，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一個角落沒有受到他們繁重而有害的負面影響。
他們的存在讓我明白，如果我想寫東西，寫任何東西，能夠真的寫完任何東西，并想得到那種完成作品後才有的享受的話，我隻能寫短篇小說和詩歌，寫那些我能一坐下來就寫，快速地寫，并能寫完的短東西。
對于我那些所謂的文學嘗試，我需要看到觸手可及的成果。
所以我有意識地，當然也是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寫那些我知道我能夠坐下來一次寫完的東西，最多兩次。
”
“對于我寫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來說，優雅地解決困難不僅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我承認我非常羨慕那些以經典模式展開的小說，有沖突，有解決，有高潮。
但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說，有時甚至有點兒嫉妒，我還是寫不出來。
作家的職責，如果作家有職責的話，不是提供結論或是答案。
如果一個小說能夠回答它自己，它的問題和矛盾能滿足小說自己的要求，那就夠了。
而另一方面，我隻希望能保證，讀者讀完我的小說後，不會有受到欺騙的感覺。
”
“工人階級，或說是中低下産階級。
後來變成已經不再是‘中低下’級，而成了美國生活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