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酒瓶。
我們兩人真是棋逢對手，總是同時讓人重新把酒瓶灌滿，半是尊敬半是幸災樂禍地瞧着對方。
有一次，在暮秋釀新酒的季節，我們兩個一同到馬克格賴夫勒一帶，跑了幾個産酒的村子，在教堂的鹿苑裡，這個老頭子向我講述他生平的故事。
我覺得這些故事有趣而荒唐，可惜的是我全都忘了。
我隻記得他講的一則喝酒的趣聞，這已是他晚年的經曆了。
那是某地農村的一次節慶。
他是客人，坐在貴賓席上。
一上來就把神甫和鄉長灌得醉醺醺的。
可是那位神甫還得緻詞呢。
人家好不容易把他拖到講壇上，他卻胡說八道了一大通，人家隻好請他下去，由鄉長來頂替。
鄉長開始大聲地即席演講，可是，他頭重腳輕，突然感到身子不适，便根不禮貌地草草結束了他的講話，與往常講話時大不相同。
我後來真想再聽他講講這類故事。
可是，在一次射擊比賽的晚會上，我和他吵了一架，鬧翻了，互相揪胡子，最後怒氣沖沖地各奔東西。
從那以後，我們仍有好幾次在酒店相遇，成了仇敵，自然各占一張桌子；但是出于老習慣，我們默默地互相觀察着、以同樣的速度喝酒，一直呆到其他顧客早已散盡，人家也來請我們走時方才罷休。
我們再也沒能言歸于好。
我一直思索着自己的悲哀和在生活上無能的原因，但是毫無結果，而且令人疲倦。
不過，我絲毫不覺得自己已經精疲力竭，而是充滿着神秘的内在動力，相信時候一到我還會成功的，會創作出深刻的佳作來，至少從冷淡的人生手裡奪來一捧幸福。
但是，這樣的時刻會到來嗎？我憤憤地想起，那些時髦的神經質的先生們，用成千上百人為的啟發刺激自己進行藝術勞作，而我身上過去和現在都蘊藏着充沛的力量卻還未消耗過。
我又苦苦思索，究竟是什麼障礙，或者竟是惡魔，硬讓心靈凝固在我的精力和體力均極充沛的軀體内，變得越來越沉重。
我産生了一個奇怪的念頭，自認是一個與衆不同又總要吃點什麼虧的人，沒有人知道、了解和分擔他的苦惱。
憂郁不僅使人得病，而且使人高傲自大，目光短淺，幾乎目空一切，這就是憂郁同惡魔類似的地方。
這樣的人總以為自己象海涅筆下索然無味的阿特拉斯①，世界上一切痛苦和謎都擔在他一人的肩上，仿佛并沒有成千上萬其他的人在忍受這同樣的苦難，困在同一座迷宮裡找不到出路。
另外，我在離群索居和遠離故鄉的情況下，竟完全忘記了我的大部分性格和特點并不象家庭的遺傳和卡門青族時缺陷那樣是我固有的——
①阿特拉斯是希臘神話中巨人族泰坦的後裔，受宙斯的處罰，用頭、肩支天。
海涅的詩見《歌曲集》中《還鄉曲》第27首。
每隔數周我總要到那位好客的學者家去一次。
與他家來往的人，我漸漸的幾乎全都認識了。
那些人多半是比較年輕的學者，其中有不少德國人，各種學科的都有，還有幾個畫家，幾個音樂家，以及幾個市民和他們的妻子女兒。
我經常驚訝不已地瞧他們把我當作稀客一般問候緻意，聽他們講每星期要見多少多少次面。
這些人老是呆在一起能說些什麼，幹些什麼呢？他們大多數都具有社交人士的固定模式，我覺得他們都有點相似，因為他們都有好交際和互相看齊的想法，唯獨我是例外。
在場的還有某些出色而有地位的人士，這種恒常的社交顯然絲毫不會或者很少消耗他們的精力和體力。
我可以興緻勃勃地同他們中間的個别人作長時間的交談。
但是，一個挨一個，每人面前隻站那麼一分鐘，對女人總是不假思索地說些恭維話，而且還得一心多用，同時留心手上的茶杯、注意兩夥人的談話、聆聽一支鋼琴曲，還要裝出活躍、愉快的模樣，這我實在辦不到。
我最忍受不了的，是非得談論文學藝術不可。
這方面的言談，很少是經過思索的，更多的是謊言，多得數不清的是扯淡。
我也跟着說謊，但是沒有任何樂趣，反倒覺得這許多廢話實在無聊還有失尊嚴。
我甯願聽哪個女人談她的孩子，或者講講自己的旅行、生活小事，或者其他實實在在的事情。
這樣，我有時會變得很親切，幾乎很愉快。
但是，在這類晚會結束以後，我多半還要上酒店，用韋爾特利納酒沖去喉嚨裡的幹渴和糟糕透了的無聊。
在這些社交晚會上，我有一次又見到了那個黑發的年輕姑娘。
在場的人很多，奏起了音樂，誘發他們習以為常的喧鬧聲。
我拿着一個畫夾，坐在一個冷落的有燈的角落裡，那是些托斯卡納的風景畫，不是司空見慣的追求效果的那一類，而是畫意深切、非第三者能窺得其中妙處的寫真，多半是屋主人的旅伴和友人的饋贈。
我正巧找到了一幅，畫的是聖克利門蒂幽靜的山谷裡一所窗戶狹長的石砌小屋，我知道這個處所，曾幾次去那裡散步。
山谷離菲埃索勒很近，但成批的遊客很少去，因為那裡沒有古迹。
這是一個具有冷漠而奇特的美的山谷，幹枯貧瘠，幾乎無人居住，夾在險峻的秃山間，遠離塵寰，人迹罕至，凄清冷落。
那個姑娘走到我身後，從我肩上探過頭來。
“您為什麼總是這樣一個人坐着，卡門青先生？”
我頗感不悅，心想，她準是被那些先生們冷落了，這才到我這兒來。
“怎麼，連句話都沒有？”
“請原諒，小姐；不過，我該怎麼回答呢？我一人坐着，其樂無窮。
”
“這麼說，我打擾您了？”
“您真有幽默感。
”
“謝謝；不過正相反。
”
她坐了下來。
我照舊用手指夾着那幅畫。
“您是山區人，”她說，“我很想聽您談談那兒的情況。
我哥哥說，在您那個村子裡隻有一個姓氏，全姓卡門青。
真是這樣嗎？”
“差不多。
”我沒好氣地說，“還有一個面包師，姓菲斯利；一個店主，姓尼德格爾。
”
“剩下的都姓卡門青！他們都是親戚嗎？”
“有近有遠。
”
我把那張畫遞給她。
她拿住了，我發現、她懂得拿畫的正确方法。
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