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做過這麼一種理解：陛下繼承孝宗、武宗，應該是繼承皇位而不是過繼做後裔。
興獻和宗廟中的父祖之間的不同，在于他可稱為帝但不可以稱為宗。
帝王家的事情和士人、百姓家不一樣。
繼承帝位，是天下的公事，是三王制定的道理，過繼給人做兒子，是個人的私事，是後代才有的事。
興獻可以稱帝，因為陛下是天子；不能稱為宗，是因為他事實上未曾坐過皇帝位。
我懇求陛下指示大臣，還是稱孝宗為皇伯，興獻帝為皇考，在太廟之外另建一座廟祭祀他。
這樣做了之後合乎人情，名實相符，不僅體現了前代聖王制定禮制的精神，而且也滿足了陛下您純真的孝心。
”
奏疏寫成後，看到朝中大臣們在排斥不同意見，就不敢遞交上去。
後來被桂萼看到，他就寫了一份報告連獻夫、席書的奏疏一起呈交上去了。
世宗看後很高興，立刻發給大臣們讨論。
這下大臣們就把獻夫也看作奸邪，甚至不跟他往來了。
獻夫于是想請假呆在家裡，未獲批準，就遞交《大禮》上下兩篇論文，更詳盡地講了他的意見。
當時世宗已經從南京召來張璁、桂萼，他們來後就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獻夫被任命為侍講學士。
反對的人蜂擁而起，獻夫自己也極力推辭，世宗最終用他們幾個的意見确定了“大禮”，獻夫因此跟張璁、桂萼一樣受到世宗的喜愛。
四年(1525)冬季升為少詹事。
但獻夫終究感到有所不安，後來還是請病假回家鄉去了。
嘉靖六年，獻夫應召入朝編撰《明倫大典》。
他跟霍韬是同鄉，因為讨論“大禮”而相互友好，又一起應召入朝，就聯合上書說“：自古以來極力主張入繼王位者應過繼給先帝當兒子的，宋朝沒有比司馬光還堅決的了，漢朝沒有比王莽更堅決的了。
主張《濮議》的人，以司馬光為首，呂誨、範純仁、呂大防附和他，而司馬光的說法最能迷惑人。
主持哀帝時‘大禮’讨論的人，以王莽為首，師丹、甄邯、劉歆附和他，而王莽的說法流毒最深。
宋儒實際上是陳述了王莽的說法，迷惑後人，耽誤後代的學者，我們認真查對《漢書》、《魏志》、《宋史》，粗略地收集了王莽、師丹、甄邯的奏議和當時事情的經過，以及魏明帝的诏書，關于濮園的議論文字，并把我們的論證附在後邊。
請把這些交給纂修官，交相考訂，使天下的大臣們、兒子們都知道皇帝過繼給人做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