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城門的商稅，修整商業網點，安置貧民，由官府煮粥養活老人和病人，嚴格推行保甲法，京師的人心才稍稍安定一些。
當時中央和政府的大臣很多人被關進了監獄，宗周上書說：“國事發展到這一步，這些大臣們負有責任，無法逃脫，陛下自己也應當分擔些責任。
過去夏禹、商湯逢災罪己，他們的國家就得到勃興。
過去皇上老是因為一些事情而當面懷疑群臣，群臣都在懷疑之中，日積月累，結成了暗疾，有識之士為此憂心忡忡。
現在陛下應當開示誠心，把這看成解救國難的根本，經常到便殿裡去召見士大夫，把起草诏令的權力交給閣臣，把各項事務交給部、院去辦，把政事的議決權交給言官，如果事情辦不好，再另外安排人，不要束縛大臣的手腳促成他們的罪責。
過去朝廷把文官像小雞一樣束縛着，把軍隊的武将當成了驕子，逐漸地形成恩威錯置的局面。
後來看文武百官都不值得信任，于是專門用那麼一兩個太監，京城外邊一步步地安排了太監。
自古以來沒有讓宦官領兵而不耽誤國家大事的。
”又彈劾了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人的罪狀，觸犯了莊烈帝的意思。
三年，宗周因病在假，曾上過一篇關于祈求上天永保國運的道理，這篇奏疏說：
“取法上天最重要的事情莫過于重視人命，因而刑罰應适當應公平。
陛下喜歡用重刑制約臣下，逆黨要殺，封疆失事也要殺。
一切錯誤，重的杖死，輕的貶出，朝署中一半人都沾了罪徒的邊。
不過最傷害國體的莫過于皇家監獄了。
副都禦史易應昌因為平反一事被打進監獄，法司總把拷問當成忠直，所以天下到處是些蒼鷹乳虎。
希望陛下體察上天好生之心，首先廢除皇家監獄，并且寬恕易應昌。
這是祈求上蒼永保國運的一種辦法。
“取法上天最重要的事情莫過于厚民生，因而賦稅征收應當放寬期限，應當減輕。
現在往年的拖欠要征收，還有來年的租稅要預征。
這樣接連不斷地追着收繳，鄉村裡貧困破産，貪吏更加成了百姓的大害。
貴州巡按蘇琰被監司揭發運送所謂的‘行李’，就是一個例子。
撫撫貪圖貨财，更不必說下邊的小吏了。
吮吸百姓膏脂的貪官污吏，已經是遍布全國了。
希望陛下體察上天好生之心，首先免除新饷，并且嚴厲整頓官方人員。
這是祈求上蒼永保國運的又一種辦法。
“但是天子是上天的宗子，輔臣是宗子的家相，陛下設置輔臣，大多由自己特别選拔。
我也希望他們體察陛下的好生之心，不要驅除異己，給朝臣制造大案，釀成國家朋黨作奸的禍害；不要貪圖寵利自以為成功，引導人主一味追求富國強兵，釀成國家土崩瓦解的危局。
”
周延儒、溫體仁看到奏疏不高興了，就用當時正在求雨而宗周假稱生病為由，把他指斥為傲慢，激起莊烈帝的怒火，然後起草了一篇聖旨質問他，并命令他講一講足兵、足饷的辦法。
宗周規劃好了回奏上去，延儒、體仁無法争論了。
此後宗周在擔任京尹時，政令一新，在打擊豪強方面尤其堅定。
宦官向他講的事他一概不答應，有時宦官甚至還辱罵他，宗周卻照原樣治事，毫不妥協。
武清侯家裡的仆人毆打儒生，宗周把他痛打了一頓，給他戴上木枷送到武清侯家門外。
有一次宗周外出看到戲子們攜帶的大竹箱，就把它在交通要道上給燒掉了。
他對獨戶、下等貧困戶的優恤卻極周到。
在位一年，宗周請病假還鄉，京師的百姓為他罷市緻意。
八年七月，内閣缺人，莊烈帝命令吏部推舉在籍的大臣補缺，吏部把孫慎行、林軒及宗周三個人的名字報了上去。
莊烈帝傳令有關部門催促宗周入朝，宗周堅決推辭，莊烈帝不允許。
宗周在第二年正月入都，慎行當時已經死去，宗周就和林軒兩個入朝。
莊烈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的事情。
宗周說：“陛下追求太平的心思太急，用法太嚴，發布的政令太繁瑣，對天下士人的任免太輕率。
諸臣怕被問罪，一味掩飾過錯，不肯盡心辦好政事，因此有人但沒有人才的用處，有饷但沒有兵饷的用處，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
流寇本來是朝廷的赤子，招撫的辦法恰當，他們就會還鄉當他們的百姓。
現在應該趕緊把收拾人心當成大本，收拾人心的辦法首先是寬待地方官員。
對地方官員的懲罰重，吏治就會敗壞，吏治敗壞民生就會困苦不堪，盜賊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才越來越多。
”莊烈帝又問他兵事，宗周說：“抵禦外侮以治理好國内為基礎。
國内的政治治理好了，遠方的敵寇自然會歸順。
大禹為王時，朝廷幹羽舞動有苗氏便被感化了。
希望陛下運用堯舜那樣的心腸，推行堯舜那樣的政治，這樣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宗周回答完以後趕緊退了出去，莊烈帝回頭對體仁講，認為他的話迂腐，就讓林軒輔政，宗周另派用場。
不久宗周被授官工部左侍郎。
過了一個月，宗周上了一篇《痛憤時艱疏》，其中講道：
“陛下決心堅定地追求太平，可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辦法卻沒有抽出時間來講求，政治舉措的先後次序還有很多不得要領的地方。
陛下首先專注于邊功，因而那罪大惡極的總督就進呈五年恢複失地的說法，這成為後來失事的禍胎。
己巳年(1629)那些戰役，大臣對國事的謀劃不善，朝廷開始産生了輕視士大夫的心理。
從此以後讓近侍充當耳目，把心腹派到了大将身邊，治國的方法崇尚刑名。
政體趨于繁瑣，天下事一天天敗壞下去以緻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東西廠和錦衣衛負責糾察，揭人隐私的風氣盛行起來了，官僚士紳一經打入皇家監獄，朝廷裡廉潔的操守就給磨滅了。
人人救過不暇，欺君罔上的風習變得厲害了；事事取決于皇上獨斷，谄谀的風氣就越來越得到滋長。
法律不由刑部長官執行，犯法的人就越來越多。
皇上自行頒發聖旨處理各色案件，每年親自判幾千起案件，應有的、好生的德意泯滅了。
刀筆吏起草诏令，天子的話變得輕慢，對臣下瑣屑的事故都要懲治，政體就受到傷害。
對地方官吏的處罰取決于錢谷的征收，因而地方上官越來越貪婪，吏越來越橫暴，田賦越欠越多。
對百姓的敲剝多了，民生病苦，嚴刑搜刮已經都不起作用了，盜賊卻一天天産生。
任用了總理，下邊官員的作用變小了，派遣了監視，封疆大吏的責任感變淡了。
總督、巡撫手中沒權，武将就越發膽怯，武将不守法紀，士兵也越來越驕橫，武将膽怯，士兵驕橫，朝廷的威嚴和命令就是對總督、巡撫也不起什麼作用了。
朝廷限期要他們平賊，他們就天天殺害平民百姓來報功，于是天下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了。
原以為有一天老天會啟發陛下，裁撤對總督的委任，重視郡守縣令的人選，停止征兵買馬，束縛酷吏的暴行，實施維新來教化天下，而且将會和重臣們一道洗心滌慮，開誠相交，不料君臣之間和洽相待是這樣地困難。
得到一個文震孟卻因為一句話把他給罷了官，使大臣之間失去了和衷共濟的情誼；得到一個陳子壯卻因為他過于戆直被問了罪，從而使朝堂上敢表示不滿意的風尚蕩然無存。
這些對于國體、人心的關系可不是淺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