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謀劃，這就是所謂的安危之理，不可輕易亂說。
國家緻力于根本性的方針，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會安定；丢下近邊的國内大事，而圖謀遠方外國，勞而無功，就會危險。
做君主有永恒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職責，這就是緻力于根本性方針。
皇上不拒絕進谏，臣下不隐瞞實情，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
漢武帝親握兵權，登上了匈奴的單于台；唐太宗手系着雨衣，攻打了遼東的小國：這便是舍近謀遠。
沙漠貧窮荒蕪，得到它也無用，這就是勞而無功。
在位的臣下，敢講的少；講了而被聽從，未必會蒙受幸福；講了而沒被聽從，那就還有大禍臨頭，如此而想要下面不隐瞞實情，能夠麼？哪裡是在務大體而求至治呢？
臣又說過利害相生、變化不定的話，《兵書》上說“：不能盡知用兵打仗的害處的人，也就不能盡知用兵打仗的好處。
”大概事情有的可進卻退下了，那麼有害成功的事便來了；有的本該退卻又進了，那麼本可利用的事便失去了。
可以快卻反而慢，那麼好處從這裡失去；該慢的卻反而快，那害處就由此而來。
可以誅殺卻反而赦免，那麼奸邪之心，就會不時地産生禍害；可赦免卻反而誅殺，那麼忠勇之人，就可能不再關心國家利益；可獎賞卻反而懲罰，那麼就害了有勤勞之功的人；可懲罰卻反而獎賞，那就會對越軌徼亻幸的人有利。
能分清利害，就是聰明。
以天下人的耳朵去聽就會聰，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會明。
所以《書經》上說“明四目、達四聽”，就是這個意思。
臣又說過取舍不可以有疑惑的話，所以說“孟贲之狐疑，還不如童子之必至”。
思慮不可以不精細，所以說“差若毫厘，謬以千裡”。
自國家圖謀燕州以來，連續用兵不斷，财物費用不能不損耗，人心不能不憂慮，希望陛下仔細地考慮，決定取舍，不要使戰争曠日持久、國家窮兵黩武。
信奏上後，皇帝嘉獎了他。
太平興國七年，田錫調任相州刺史，後改任右補阙。
又上奏章議論國家大事。
第二年，調任睦州刺史。
睦州人原先阻撓禮教，田錫建孔子廟，上表請求朝廷拿經書圖籍發給學生，朝廷下令賜給《九經》，從此人人都知道向學。
遇上文明殿發生火災，田錫又上奏章大談時政，皇上嘉獎采納了他的建議。
調任起居舍人，回京師後任判登聞鼓院，又上奏請求封禅。
以原官身份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