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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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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他十歲時,父親蘇洵到各地求學,母親程氏親自教授他讀書,蘇轼聽到古今成敗之處,就能說出其中的要旨。

    程氏讀東漢《範滂傳》時,激憤歎息,蘇轼請問:“我如果成為範滂,母親是否贊許?”程氏說:“你能成為範滂,難道我就不能成為範滂的母親嗎?” 到二十歲時,蘇轼博通經書史籍,一天能寫幾千字的文章,喜歡讀賈誼、陸贽的書。

    不久讀了《莊子》,感歎地說:“我過去有見解,口中說不出來,今天見到這本書,正中我的心意。

    ”嘉..二年(1057),參加禮部考試。

    當時文風中割裂肢解,詭辯異辭的弊病占據優勢,主考官歐陽修很想矯正這些弊端,看到蘇轼的《刑賞忠厚論》,十分驚喜,打算把蘇轼錄取為第一名,但又懷疑文章是自己的門客曾鞏所做,所以隻列置第二;蘇轼再以對答《春秋》旨意,獲第一,殿試時考中進士乙科。

    此後蘇轼寫了謝書去見歐陽修,歐陽修對梅聖俞說“:我應當避讓此人以出一頭之地。

    ”聽說此話的人開始紛紛議論不息,久久以後才信服。

     蘇轼因母親去世在家服喪。

    嘉..五年(1060),蘇轼調任福昌主簿,歐陽修認為蘇轼才能學識都好,把他推薦到秘閣。

    考試六篇文章,以往考試不打草稿,因此文章大多寫得不工整。

    自從蘇轼開始打草稿,文字意義十分粲然可觀。

    再對答皇帝的策問,考入三等,自宋朝初年以來,制策入為三等的,隻有吳育和蘇轼二人而已。

     蘇轼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

    關中自從元昊叛亂以來,百姓貧困,徭役沉重,岐下每年筏運南山木材,從渭水進入黃河,經過砥柱山險要地區,負責運輸的衙吏接踵傾家蕩産。

    蘇轼調查了運輸南山木筏的利害關系,特為修正了衙規,允許衙吏自行選擇水工和因時制宜決定木筏是行進還是停止,從此以後運輸的危害減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1065),蘇轼回京任判登聞鼓院。

    英宗在藩王府時就聽到蘇轼的名聲,打算仿照唐朝成例召他進入翰林院,任命他為知制诰。

    宰相韓琦說:“蘇轼的才能,是會成大器的,将來自然會被朝廷大用。

    關鍵在朝廷要培養他,使天下的人都仰慕信服他,都希望朝廷任用他,到那時重用蘇轼,那麼人們就不會再有異議。

    假如現在馬上重用他,那麼天下人未必信服,反而有害于他。

    ”英宗說:“暫且讓他任修起居注如何?”韓琦說:“修起居注和知制诰的職位差不多,不可急于任使。

    不如給蘇轼一個接近皇上的館閣職務,并且請召他來參加考試。

    ”英宗說“:考試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勝任,像蘇轼還有什麼不能的呢?”韓琦還是不同意,等到考試二道策論,蘇轼再次考入三等,得到直史館的職務。

    蘇轼聽說了韓琦的這番話後,對韓琦說:“韓公可以說是用道德修養來愛護人才。

    ” 适逢蘇洵去世,英宗贈給黃金絲帛幫助辦理喪事,蘇轼辭謝了賞賜,請求贈給父親一個官職,于是朝廷贈蘇洵為光祿丞。

    蘇洵臨終時,因為兄長蘇太白早年亡故,子孫還沒有自立,妹妹嫁給了杜氏,死後還沒有下葬,他把這些事托付給蘇轼。

    蘇轼守喪期滿後,馬上安葬了姑母。

    後來蘇轼的官職可以蔭補子孫時,讓給了蘇太白的曾孫蘇彭。

     熙甯二年(1069),蘇轼回到朝廷。

    王安石執掌朝政,一直厭惡他的議論與自己不同,讓他判官告院。

    熙甯四年,王安石打算變更科舉、興立學校,皇帝下诏兩制、三館讨論。

    蘇轼上疏說: “得到人才的途徑,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求實。

    假使皇帝和宰相具有知人之明,朝廷具有求實措施,那麼胥吏皂隸中未嘗沒有人才,何況是學校貢舉呢?即使因襲現在的辦法,我認為足夠有餘。

    假使皇帝和宰相沒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實,那麼公卿侍從中也會經常擔憂沒有人才,更何況學校貢舉呢?即使恢複古代的制度,我認為也是不夠的。

    時代有可以不可以,萬物有廢有興,當一項制度是合乎時代需要的,即使是暴君也不能廢除它,等到它已經沒落,即使是聖人也不能使它恢複。

    所以風俗變化了,法制也随之變化,這好比江河的移遷,如果強行要它回故道,那是難以為力的。

     “慶曆年間(1041~1048)本曾建立學校,到了今天,隻是僅存空名。

    如今要改變現存的禮制,變易現在的風俗,又要征發民力修築官府房舍,聚斂百姓的錢财來供養遊說的人,百裡範圍内,設立官員設立老師,案件訴訟聽命于此,軍旅之事謀劃于此,又檢查出不遵守教育的人摒棄到遠方,這不是空增紛亂,因而害苦天下嗎?如果沒有大的更新改革,而期望對時政有利,那麼與慶曆年間改革有什麼不同呢?所以我認為現在的學校,隻能因襲原有的制度,使先王的舊制度,不在我們這一代廢棄就足夠了。

    至于說貢舉制度,已實行了百年之久,國家的治亂興衰,當初就不由此決定。

    陛下看祖宗時代,貢舉制度,和現在的相比哪時更精審?文章著作,和現在相比哪時更優秀?得到的人才,和現在相比哪時更多?天下的事情,與現在相比哪時更得到治理?比較這四方面的優劣長短,這次讨論就可以得出結論了。

     “現在想改變的不過幾件事:或者說鄉試重視德行而忽略文詞,或者說專取策問和議論而廢除詩賦,或者想兼采聲譽人望而廢除封彌制度,或是想讓參加考試儒家經典著作的考生不考試帖經墨義而考試經書的要旨,這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做法。

    我希望陛下注意長遠的事情、大的事情,區區科舉、學校制度何必參預呢?我又切實有超過正常估計的暗自憂慮之點。

    關于性命的學說,自從子貢那時就沒有聽說了,然而今天的學者,卻以不談性命為恥,讀他們的文章,浩瀚無邊,下無底當,上無篷蓋,真是不可窮盡;看他們的容貌儀表,超脫世俗,無所附者,如清泉夏露,不可掬挹,這怎麼真能如此呢?一般人的習性,安于放縱自己而喜歡說大話。

    陛下又怎麼能任用他們呢?” 蘇轼的奏疏呈上之後,神宗醒悟說:“我本來懷疑這件事,讀了蘇轼的奏議,思想上的疑慮消失了。

    ”當天召見蘇轼,問道“:現在政令的得失在哪裡?即使是我的過失,你也可以指明陳述出來。

    ”蘇轼回答說:“陛下天性具有文武才能,不擔心陛下不明察,不擔心陛下不勤奮,不擔心陛下不果斷,但是擔心陛下求治太急迫,聽他人的話太廣,提拔人太快。

    希望陛下以安靜來鎮住局面,待事情發生,然後再應付它。

    ”神宗吃驚地說“:你所說的三句話,我當要周密考慮。

    凡是在館閣任職的人,都應該為我深入思考治亂問題,不要有所隐瞞。

    ”蘇轼退出後,把召見的情況向同僚們說了。

    王安石不高興,任命蘇轼權開封府推官,想用事務來困住蘇轼。

    蘇轼決獄斷案精審敏捷,名聲越傳越遠。

    恰逢上元節皇帝敕令開封府購買浙江的燈,而且下令壓低價格。

    蘇轼上疏說“:陛下難道是用燈取樂?這不過是讓兩宮太後高興罷了。

    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知曉陛下的心意,都說是用聽的看的一類不急需的玩物,奪取他們吃的、穿的生活必需品。

    這件事很小,對國家大體卻影響很大,希望陛下追還前面下達的敕令。

    ”皇帝立即下诏停止買燈。

     當時王安石開始頒行新法,蘇轼上書論新法不便,說: “我所要說的,僅三句話而已。

    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風俗,保存紀綱。

    皇上可以憑借的是人心而已。

    好比樹木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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