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有所防備，不能不深刻反思。
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繼位的，但他們不恭敬地聽取上天的明訓，隻聽信谄言，随心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國了。
太戊、武丁，看見災異而感到恐懼，趕緊聽從上天的勸戒，所以迅速興盛壯大。
當今如果停止各種勞役，崇尚節儉，廣施德政，處處遵循帝王的禮德，翦除天下大患為民興利，那麼，你就可以成為繼三皇五帝之後的偉大的帝王，殷王轉禍為福又怎能與您相比呢？臣下做為您的心腹，如果能輔佐皇帝，保全國家，即使身死族滅，在所不辭。
我豈能懼怕惹禍招災，就不聞不問，讓陛下聽不到切至的忠勸呢？”聽了這話，明帝為之動容。
這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間顯得特别明亮。
高堂隆上疏說：“凡是帝王遷都立城，都首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并恭敬侍奉它。
凡建宮室，首先應是宗廟，其次車馬庫和糧倉，最後才是宮殿。
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還未确定下來，宗廟的制度也沒有按禮儀實施，卻修繕殿堂，讓官員放棄日常業務，農民放棄農耕，後宮所需費用，與興兵軍費大體相對，民不堪命，都含怨怒。
《尚書》說：‘天聰明，是因為萬民聰明，天明畏，則因為萬民也知道威儀。
’轎夫作頌，上天賜予五種福事，百姓怨怒，則天降六種兇事威恐，是說上天的獎賞與懲罰，順應民心民意。
因此，臨朝當政，首先應安撫民衆，然後遵從古代的教化，成為帝王，百官以及廣大百姓共同遵從的準則，從古至今，無不如此。
以不加斫削的柞木為梁，建造低矮的宮室，唐堯、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後世；修築玉台瓊宮，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
今天的宮室規格，早已違背禮儀制度，而且還要興建九華殿，華麗鋪張，前所不及。
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間發光，進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這是上天寵愛陛下、向您發出勸戒的征象，始終都滞留在尊位，殷勤鄭重，想要感動陛下，這是慈父般懇切備至的訓誡啊。
應當按照孝子的禮節，明告天下，垂範後世，不應疏忽，冒犯天意。
”當時國家多有征伐之事，刑法苛刻。
高堂隆上書說：“開拓疆域，繼承帝統，一定得等明哲之君才能實行；輔佐皇帝，匡正阙失，一定必須有賢良之臣才能實現。
這樣就可以國泰民安。
凡移風易俗，倡明教化，為的是使四海同風，向内臣服，講究道德，讓那些少數民族企慕道義，這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做到的。
而今的官吏隻知探究刑書，不求治國大道，因此，雖然屢用嚴刑但是沒有實效，世風頹弊而無從敦促改變。
當務之急應是推行禮樂，崇叙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重儒士，推舉隐逸之人，制定各種禮儀，修改正朔，變換朝服顔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節儉，然後準備禮儀，實行封禅制度。
把功勞歸于天地，讓雅頌之聲傳遍天地之間，讓後人知道本朝的教化，這才是最好的政治，這才是不朽的盛事呢！如此一來，四海之内，都可以不必動用兵力，揖讓而治，還有什麼憂慮呢？不想法糾正根本，而隻是動些末節，就好像抽絲，隻能是一團糟。
應當讓群臣文士都通儒術，恢複禮儀，使之成為法則。
”高堂隆還認為，修改正朔，變換朝服顔色，改變徽号，變動器械，這是自古以來的帝王為新人耳目、改弦易轍的基本辦法。
所以要在三春稱王，以便于使三統明達。
于是又敦促修改舊服。
明帝聽從他的建議，将青龍五年(237)春三月改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為黃色，宗廟祭品尚白，按地正建醜，以農曆十二月為正月。
後遷升光祿勳。
明帝大肆修築宮殿，雕飾觀閣，鑿取太行山的石英，開采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園建起景陽山，在太極殿北築起昭陽殿。
又鑄造黃龍、鳳凰等奇偉的野獸，用以裝飾金墉殿、陵雲台和陵霄阙。
大耗人力，民工多達上萬人，公卿大臣以至于學生，沒有誰不為此出力。
明帝也親自掘土作為表率。
但是，遼東不朝貢。
悼皇後死，天下大雨不絕，冀州發水，漂沒百姓财物。
高堂隆上疏勸谏，言辭急切：“天地間最大的品德是生，聖人最大的寶物是位。
如何才能守住權位呢？用仁。
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财。
士民是國家的寶物，谷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沒有好的年成谷物不會豐收，沒有勞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制造完成。
因此帝王常常親耕，用以勸導農民種莊稼，種桑養蠶，才能織衣服。
因此要上告天庭，用來宣布自己的虔誠和措施。
伊唐時代，厄運四起，洪水滔天，派鲧去治水，沒有成效，于是又推大禹，随山砍樹木，前後經曆了二十二年。
災異之嚴重，空前絕後，而百姓勞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沒有比這更長久的了。
而堯、舜君臣，和平統治而已。
大禹治水，設顯九州，官員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級，君子小人，各有服飾。
而今并沒有大禹時那種危急，卻動用了各種人力大興土木，讓四邊鄰國都知道了，名聲實在不好。
如果載入史冊，更不會流芳千古。
因此，有國有家的人，近則取之于身邊，遠則取之于物，溫馨養育，所以說‘聖賢君子，乃民之父母’。
而今上下勞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饑餓備至，連年關都過不去。
應當撫恤下民，解救他們的困頓。
“我察閱了古書的記載，天人之際，沒有不發生感應的。
因此古代聖賢，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陰陽的規律，兢兢業業，惟恐有所違失。
然後國家才能興旺。
德行與天神相符，發生災異後，應當有所警懼，趕緊修養德行，這樣才能昌延國運。
至于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則，不采納良臣的忠告，随心所欲，疏忽勸誡的作用，則很快就會招緻亡國。
“天道顯著，不必細說，再表人道。
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欲、廉貞，各居其一。
如果這些本性興動于内，必然相互矛盾。
如果欲望很強，而意志薄弱，則情性縱橫，禁而不止。
精誠不能制服，就會放縱無極。
情性的本願，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沒有人力财力不行，沒有谷物綿帛也不能。
如果情性過強，則人不堪其驅使，也無法滿足其物質方面的要求。
勞苦、欲求同時發生，災禍也随之來臨。
因此不斬斷情欲，就無法供其需求。
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由此來看，禮義的制定，并不是拘泥自己，而是遠離災害而振興國家的根本大法。
“而今吳、蜀兩個敵國，決不是勢單力薄的小賊。
他們占據天險，擁兵衆多，各自稱帝，想和中國争一高低。
如果有人來報告說，孫權、劉禅都講究道德修養，主張節儉，減削租賦，不沉湎于玩好，尊重長老，遵守禮則。
陛下聽後，難道不會對其警惕，并不希望他們如此嗎？因為他們這樣做，就很難征伐，這不是國家的憂患嗎？如果有人說，孫權、劉禅窮兇極惡，勞民傷财，斂聚民命，百姓籲嗟，日甚一日。
陛下聽後，難道不會勃然忿起，想要讨逆伐賊，解救百姓嗎？再者，難道不會慶幸敵人疲敝而讨伐容易嗎？如果是這樣，從别的角度來思考，這裡的道理實在不難明了。
“秦始皇不修養道德的根基，卻修築阿房宮；不憂慮禍起蕭牆，卻修建萬裡長城。
當時的君臣所以這樣做，也都是想創立萬世功業，讓子子孫孫有天下。
誰能想到在一個早晨，匹夫一呼應者如雲，天下頓時傾覆。
所以我認為，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們的所做所為會導緻敗亡，他們也就不會這樣做了。
因此亡國之君絕不會料到自己會滅亡，但終究還是滅亡；聖賢的君主總怕亡國，但終究不會亡國。
從前的漢文帝可謂賢主，躬行約儉，流惠下民，而賈誼卻以危言作比，說是天下即将傾覆，可為痛哭的事有一，可為流淚的事有二，可為長歎息的事有三。
更何況天下凋弊，百姓沒有任何儲備，國家也沒有夠吃一年的積蓄。
強敵在外，邊境大軍屯積，而國内卻大興土木，州郡不甯。
如果出現敵人入侵的緊急情況，我擔心天下有變，結果不堪設想啊。
“再說，将吏的俸祿已逐漸折減，與過去相比，不過五分之一而已。
凡已去職者不再供給官糧，不應繳納的财物也比過去增加一半。
這說明現在官府财政收入應比過去多，但還是每每不足，征收牛肉這樣的小稅，前前後後也進行過多次。
反而推之，這些費用，都出自何處呵。
俸祿賞賜用的谷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讓官吏和人民盡忠盡節的基本手段，而今連這點手段都廢而不用，無異于不讓吏民出力效命了。
既得到這些吏民，卻又失掉他們，人們怎能沒有怨言呢！《周禮》說，大府掌管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