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完全轉變了。
這以前，先生是詞人，是文學史家，是文藝批評家，是叔本華的崇拜者；這以後，先生卻盡棄其所學，埋頭在中國古史這一新處女地，從事拓荒奠基的工作，而以古史學家播譽于世界史壇。
這一年，張之洞由（兩）廣總督調任學部尚書，羅振玉北上任學部參事，先生随行。
那時張之洞創立京師圖書館，缪荃孫任館長，先生由羅振玉介紹，入館任編輯。
次年，《國學叢刊》出版，先生起草宣言，倡言“學術無新舊之分，無中外之分，無有用無用之分。
”所以不能以空間觀念，時間觀念，功利觀念，來作學術的繩尺，這種為學術而學術的觀念，當然極易導先生入于史學研究的途徑。
這時先生開始為羅整理《殷虛書契前編》，其中一部分曾分載于《國學叢刊》。
宣統三年，辛亥革命起，清室退位，對這一劃時代的曆史事件，羅振玉卻毫無理解，他仍衡之以舊日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斥武昌起義為“盜起武昌”。
清帝遜位後，羅振玉逃往日本，先生也随羅東渡。
先生的辮發本早已剪去，且平居西裝革履，俨然是一新少年，如今清社已覆，因羅振玉以遺老自居，先生擺脫不了他的影響，又重新蓄發留辮，服馬褂長袍，俨然是一遺少了。
先生東渡後，乃完全沉潛于中國古史的探索。
先從事金文拓片調查的工作，成《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這是企圖将中國古史系統化科學化的基本準備工作。
同時，并為《殷虛書契前編》作考釋。
民國元年，《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在日本出版。
那時日本的小林忠太郎剛在德國學玻璃版印刷，學成回國，看到《殷虛書契前編》刊載于《國學叢刊》的印得太糟，乃向羅兜攬這筆生意。
所以這兩部書印得極其精緻。
民國三年，《殷虛書契考釋》也用羅振玉的名義出版[1]，羅振玉并因此得到法國國家學院的博士學位。
巴黎圖書館知道羅振玉是研究中國古史的學者，乃贈以斯坦因及伯希和在敦煌所得的《流沙墜蕳》影印本，所以《流沙墜蕳考釋》也在同年刊行，第一卷、第三卷署先生名，第二卷署羅振玉名。
這是先生以古史學者知名于國際學術界之始。
先生研究甲骨文，除與認識羅振玉、劉鹗有關外，哈同與先生的關系也應該在此提及。
這位猶太籍的巨商，愛好古玩珍物，所以與珠寶商姬覺彌頗有往還。
後來這兩家關系更日益密切，情若通家，民國五年，張勳複辟失敗，遺老猬集滬濱，姬覺彌雖是一個商人，但頗想附弄風雅，以文飾他的鄙陋，供養着一大批遺老。
同時他又信佛，嘗迎名山大廟僧衆設壇講經，并刊行《頻伽精舍大藏經》八千餘卷。
這類事情攪膩了，他又捐資集漢學家宣講小學，更創辦“倉聖明智大學”及“廣倉學宭”，聘鄒景叔（安）及先生為教授。
先生自辛亥渡日，轉瞬已過了六個年頭。
客居異域，當然不免有對故國的懷想，所以欣然應聘歸國。
倉聖明智大學及廣倉學宭的學生幾同哈同家奴，本談不上學術的研究；但先生卻得利用這個環境，對古史作更深邃的探求。
《殷虛書契後編》就是在這一年出版的。
劉鹗所藏的龜片，十九雖已歸羅，但他的家屬還保有一部分。
後來這一部分為哈同所收買。
先生又将這一部分材料加以整理，于民國八年刊刻《戬壽堂所藏殷契文字》、《戬壽堂所藏殷契文字考釋》。
前者用姬佛佗（即覺彌）的名義，後者則由先生自己署名。
自民國五年至民國十二年，先生四十三歲至五十歲，這八年是先生學術生涯中的黃金時代。
哈同供給先生一個便于研究學術的環境（哈同私人藏書之富，在中國實無其匹。
《四庫全書》，哈同那裡都有全抄本）。
而先生自己也正年富力強，生活的安定，使先生不緻為瑣屑而勞心，因得緻其全力于甲骨文金文古史的探讨。
故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以這一階段最為輝煌。
重要著作多刊行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