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他為南書房行走，他就赴任北京了。
北京時的情況橋川先生知道得很詳細，那麼就請橋川先生談談吧。
三、北京時代
内藤：您什麼時候去的北京？
橋川：大約是大正十二年，我在北京順天時報社，同社以戲劇通著名的辻聽花氏說，“王出齒”[4]來了，你要不要見見他。
這是我初次見到王國維先生，當時王先生說，蘇州時的辻聽花氏是總打着領帶的國士型紳士，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他非常吃驚。
聽說，辻聽花氏晚年那麼瘋瘋癫癫地過日子，是因為他夫人去世了。
我問辻聽花氏是怎麼認識王先生的，他說在蘇州時，羅振玉、藤田劍峰諸先生在師範學校等地的時候，他的講義稿是由王先生翻譯的，那時起就叫他“王出齒”。
從辻聽花氏介紹認識，一直到去世，我和王先生始終有往來。
最後他在萬壽山辭世的四五天前我還見過他。
神田：他當南書房行走後住在北京的什麼地方？
橋川：在東闆橋，離北京大學很近。
以後從那兒搬到清華大學。
神田：起先他當南書房行走，後馮玉祥軍隊進京，宣統帝出走，王先生這才進了清華大學。
橋川：王先生說，當時他不能去北京的研究所，又不能像他希望的參加日方的文化事業，結果是進了清華大學，甚至他談到了清華大學的待遇。
内藤：王先生沒能參加文化事業的原因是什麼？
橋川：起先柯邵〈劭〉忞先生任總裁，狩野先生非常放心。
狩野先生非常賣力地推薦說，如果将王國維先生排除在外，這一事業肯定會失敗。
結果是柯先生手下書記之類的都加入了，而最終把王先生排除在外。
狩野先生後來一直為此遺憾。
神田：您說過，在王先生去世前幾天還見到他，那時有什麼異狀？
橋川：早先，馮玉祥軍進北京，宣統帝退出宮中，移到醇親王府。
我聽到急報，早上八點左右趕到王府，陳寶琛、朱益藩他們在門外轉來轉去，進到裡面隻見宣統帝張着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對面王先生一個人跪在那兒哭。
當時我也很年輕，後來見到王先生時大放厥詞說重臣這種東西一旦到了緊急的時候就沒什麼用了，先生大有同感，之後我們就非常親近了。
王先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有一次我介紹一個日本人來，那人說他想研究中國的中古史，王先生突然不高興了，一聲不吭，後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所說的中國中古史是什麼玩意兒。
也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我帶一位日本來的老先生去看他，他感情激動，迥異平時，我問他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他說他家一個孩子剛剛病逝。
他對馮玉祥非常憎惡，搜集了“二馬”（即“馮”）的左一個右一個的壞話，送來要登在報紙上，要是沒登載的話，他還會寫信來催促說：“前天我要辻聽花登載，怎麼還沒載呢？”事情就是這樣！他死前我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馮玉祥已經到了保定，他和平時不太一樣，說“再坐一會兒”、“在這兒吃飯吧”等等，我們上午去，一直呆到晚上。
回來時，他一直送到清華大學正門，約有三丁遠。
那時和我一起去的是一個叫小平的人，我們都很納悶，今天王先生為什麼這麼熱情而且依依不舍，不過這是過後才想到的。
清華大學看門的是一個留有辮子的有趣的人，我找先生時他說：“你真了不起。
”我問為什麼，他說：“拜訪那位留辮子先生的人都很了不起。
”
神田：王先生去世後北京學界的反應如何？
橋川：受到非常大的震動。
葬禮之後，在清華大學開了追悼會，與王先生同為大學研究院導師的梁啟超先生發表了非常莊重的追悼演說：“中國近年失去了兩位文化偉人。
一位是畫家陳師曾（陳衡恪，1876—1923，陳寅恪的叔兄）[5]，另一位是王國維先生。
”
神田：我想王先生和章炳麟的學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