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古文一方面談理論，另一方面藝術性較高，他的長處在藝術性方面。
他的詩裡有進步的東西，特别是早期的詩，反對乾隆皇帝，以漢武帝為對象，實際上指乾隆，借古諷今。
姚鼐用西昆體寫的詩，都是借古諷今。
這是安徽人特點——離經叛道。
其弟子梅曾亮文，有多篇反對封建統治之作，膽子很大，表達了進步思想。
梅曾亮為南京人，洪秀全打進南京，馬上請梅曾亮、包世臣，可以說明問題。
包世臣也有離經叛道之舉，見汪士铎筆記中。
在南京一段後，梅曾亮出走到了蘇北。
梅為何出走？推測起來大概對洪秀全耶稣教難以接受，中國士大夫不可能抛棄孔學。
梅曾亮之後，是曾國藩之湘鄉派文風。
曾滌生四大弟子，師承桐城。
如黎庶昌、薛福成，對外域均有了解；吳汝綸為曾門弟子，但文風是桐城文風，不是曾國藩文風。
吳汝綸也出去到過日本考察教育，他還能接受新事物，為嚴複譯《天演論》作序。
我的《清文舉要》多選這些人的文章。
謝國桢《晚明史籍考》中所列晚明史書，不可不讀。
錢秉镫《藏山閣》詩主要寫參加抗清活動，以後《田間詩》寫于回鄉隐居。
前者主要反映民族矛盾，後者反映階級矛盾。
明末清初，民族矛盾為主，故李自成、張獻忠可與南明合作抗清。
錢秉镫之後期詩體會到了農民的艱苦，但不能将錢秉镫說成“田園詩人”，如果這樣就颠倒了他一生的主要關系。
他與陶淵明不同，陶淵明做晉朝官，厭倦官場。
陶對篡位不贊成，不寫劉宋年号，正統思想很狹窄，陶的“金剛怒目”是對着劉宋的。
錢秉镫前期參加抗清，後退出抗清，頤養晚年，而未像屈翁山戰鬥到底，不應強調他的田園的一面，而應重視他前期戰鬥的一面，這才是他主要的方面。
就詩論詩，我認為也是錢秉镫前期的詩好，他後來去過北京，與仕清者有些來往，官雖未做，但戰鬥鋒芒已減。
與屈翁山對比起來，錢氏要遜色一些。
錢初期詩風格上明顯學古，來源于阮籍之《詠懷》，陳子昂、李白之《古風》。
《江上懷友》“空林人不來，落葉滿天地”，學唐人詩句。
《官兵行》以下數詩，學張、王樂府，較白香山好，深刻。
《漕卒行》也是。
《讀石齋先生疏有作》寫得好，是杜甫風格。
《秋浦酬孔仲石魚酒見饷》寫得好，“近日故人容易貴，幸因貧賤未曾疏”，似杜之白描抒情，因而感人。
《騎驢西街為樞司前驅呵止車上人責供口占》寫得十分深刻。
《紀哀》《又二首》，好！《感時》寫出明末之腐敗官吏。
《移家白門紀事》長篇，非常好，精神介于杜甫《北征》、白香山的通俗之間。
清人喜歡搞些古樂府，以為高标，取法乎上之意。
錢秉镫亦有“樂府本調”詩，漁洋亦然，姚燮詩中尤多漢樂府。
清人寫漢樂府調，姚燮最好，所作樂府為古奧一類，如“郊廟”等。
他的樂府取漢賦之中古奧詞彙，卻并非生吞活剝，而有創新。
凝練詞彙，古香古色，佶屈聱牙。
湖湘派中王闿運、鄧輔倫亦為樂府。
隻有“同光體”諸人不尚此風。
這體現了明七子複古的餘波影響。
錢秉镫用古樂府題，而有新樂府味。
如《有所思》，有現實意義。
《戰城南》，亦反映現實。
《過江集》，崇祯十五至十六年（1642—1643）作，寫得好。
《雜感》，用杜甫《哀江頭》的調子。
顧亭林從正面表達愛國思想感情，錢飲光從批判角度表達憂國。
丘逢甲七律以跌宕之筆出之，變成自己的語言，此本領公度未具。
“半生身世困江沱”一首，描寫了朝廷衰敗狀況。
《過江集》每首都反映了崇祯末年情況。
《清溪竹枝詞》末首，寫得較具體，不似漁洋寫得較空。
“國公府内看燈船”，是寫實。
《戲贈長幹諸校書口号》亦同。
《襄陽曲》，南朝樂府題，“襄陽今有賊”，謂張獻忠。
《武康道中即事》五律，寫得有杜韻，句法亦相似。
“田荒闾左盡，廨廢縣官貧”，勾結很牢，每句中有直接推理關系，誠杜詩筆法。
《自武康入杭道逢雷雨》，排律。
他寫詩均為生活中事體，好處即在此。
此詩中“客久無長铗”，反用典故；“官貧贈小船”，生活中事，凝練、白描兼而有之。
《昌化道中》“壤黑多栽漆，煙青識焙茶”，句法如前，有因果關系，從生活中來。
《湖上書懷呈陳卧子司理》，見出與陳子龍來往。
《武林送陸大麗京之江右》，陸後來做了和尚。
《南園雜詠同仲馭作》“有竹皆穿徑，無門不用柴”“溪聲直上階”，觀察細緻，極富煉意。
飲光寫《南園》詩自杜甫來，杜有《何将軍山林十首》，飲光《南園雜詠》一組詩即由此來，以一詩詠一景一境。
秉镫學杜，在學杜詩真摯之作，而非“國破山河在”一類。
《息園應塞庵相公命》句“修竹鄰牆出，青峰隔岸移”，寫得好，極有意境。
鄭孝胥詩句“小立過千山”，有此種韻緻。
《江行暮雨有懷白門諸友》，極有氣概。
《生還集》甲申、乙酉，即崇祯十七年、順治二年間（1644—1645）作。
《詠史》，借史寫時事，與太白《古風》、阮籍《詠懷》為一類。
《春興》五首，為杜甫《諸将》做法，但又不完全是《諸将》格調。
“柳色—拖雨”，“梨花—逐風”，不協調。
後幾首借景色寫時變之感。
“班吏未全更漢吏”，諷刺貳臣。
“乞師空費申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