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無法譯出典故，其趨勢隻能是白描。
曹元忠。
《箋經室遺集》，有不少愛國詩，其中有許多大不相同。
如以“集句”的形式作詩，仿佛自己作的一樣。
清人有以集句著名者，但不過是因難見巧。
清末西昆體派，學李義山，如常熟徐紹魁。
但都不及曹元忠集義山句，成四十首律詩，寫光緒珍、瑾二妃，主張變法，記與此有關的一系列事件，當中有作者立場、感情、見解。
戊戌變法是愛國主義的，政治上是改良。
這組詩天衣無縫。
這種方式别出心裁，表達得好。
《昨夜集李義山》，五言，專寫庚子年事。
袁昶被義和團以漢奸名義殺掉。
其實袁昶從事外交工作，是愛國者。
曹作情感表達得好，看不出是集句。
《頤和園集李義山句》，寫德宗之死。
我發現，這是愛國詩藝術表現新的一種。
湯鵬。
與張際亮風格一緻，粗一些，奔放，對時政不滿。
曾國藩有《祭湯海秋文》，寫得較好。
龔自珍、林則徐、張際亮與湯鵬等都有來往。
姚燮、潘德輿等對湯鵬評價很高。
龔自珍《書湯海秋詩集後》一文，對他評價曰“完”，并說：“何以謂之完也？海秋心迹盡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
要不肯挦扯他人之言以為己言，任舉一篇，無論識與不識，曰：此湯益陽之詩。
”龔自珍還有《别湯海秋戶部鵬》一詩，評價與文一緻。
《若之何歌》《東西鄰》《蔡志行并序》，皆可圈點。
《資之水五章》，韓昌黎調子，有現實内容。
湯鵬好詩數量很多，但不屬愛國主義範疇。
朱琦。
其文屬桐城。
梅曾亮評其“此古人成體之詩”。
風格循規蹈矩，以古人風格為詩，十分高古。
《感事》《王剛節公家傳書後》等一批作品，為表現鴉片戰争的名篇。
《詠古十首》，表現詩的見解，分寫唐宋著名詩人，可見其論詩宗旨。
《王剛節公家傳書後》，以古文筆法來寫，不是平鋪直叙。
《聞伯言丈僑寓清江感賦》二首，很重要。
“伯言”，指梅曾亮。
其一：“楓林夢見尚吞聲，寂寞千秋萬歲名。
魚鳥難忘人澹蕩，兵戈翻助筆縱橫。
似聞書籍多亡散，有數親知半死生。
差幸間關遺老在，挈家無計返宣城。
”其二：“六朝金粉劇摧頹，賦就江南亦自哀。
庾信才名吳下重，杜陵老瘦賊中來。
銅駝怕見埋荊棘，魯殿巋然剩劫灰。
舊簏尚存新刻就，定應把卷笑顔開。
”梅曾亮被洪秀全作為“三老”之一，請去南京參加太平天國事。
但梅曾亮本傳多避諱，而朱琦此詩露出馬腳。
所謂“庾信才名吳下重，杜陵老瘦賊中來”是也。
魯一同。
作為桐城古文作者，通甫可與朱伯韓相并。
通甫為潘德輿門生。
李慈銘對湯鵬、張際亮都不滿意，對魯一同雖也不滿意，但承認他能獨來獨往。
《讀史雜感五首》，用杜甫《諸将》調子，寫廣東抵抗英人侵略。
鴉片戰争中能寫好詩的人，數量很多，七律之作，姚梅伯仿杜甫《秋興》之作最蹩腳，太瑣碎，沒有雄渾之魄力，而魯一同之作氣概磅礴。
《重有感》，與上同，寫得更好。
其二最佳：“披發何人訴上蒼，孤舟百戰久低昂。
前軍力盡宵泅水，幕府謀深坐裹糧。
握節魂歸雲冉冉，揚灰風疾海茫茫。
神光金甲分明見，噀血銜須下大荒。
”《烽戍四十韻》，五言排律，寫得好。
《崖州司戶行》，借李德裕貶崖州事，喻指林則徐貶新疆，用梅村《悲歌贈吳季子》一詩調子，但又十分雄渾。
《庚申九月書感》，寫鹹豐帝避走承德、圓明園被燒事。
姚燮。
《雙鸩篇》最好。
《南轅雜詩》一百零八首七古，極不易寫。
鴉片戰争中，姚梅伯寫了大量逃亡詩。
他的山水詩十分著名。
尤為稱道者，是寫普陀山的詩，無人過之。
詩要寫得雄渾才好，不要瑣碎雕飾，尤其長篇。
《司徒廟古柏》，晚清寫此詩題的人很多，其中夏敬觀以宋詩格調，寫得最好，姚燮此作也好。
《鎮海縣丞李公向陽殉節詩》，寫得好，不佶屈聱牙，長短句交錯，筆力橫絕千古。
今天研究古詩，觀念要變化。
出路何在？第一，盡量少用典；第二，少用辭藻；第三，用古文筆法白描，要使外國詩人接受得了。
《登幹山絕頂俯眺二百八十峰浩然作歌》，雄放跌宕，不下李白。
姚燮在鴉片戰争中是最為獨出冠時的詩人，本領多方面，比較全面，他能在藝術上學古而化。
龔自珍古詩功力不及姚燮，有先進思想，而姚是純粹的文學家，對戲曲、小說都有研究。
姚燮的藝術性突出，而龔自珍是思想家。
假若不用後來宋詩運動的标準去衡量，可說姚燮是最大詩人。
我小時就喜歡姚梅伯，姚梅伯受黎簡影響最大。
近代國學開創者，有研究甲骨文的羅振玉、王國維，而章太炎那一套為老國學。
張維屏《有畫昭君太真者合題絕句》：“絕代昭君與太真，馬嵬青冢兩酸辛。
六軍不發匈奴入，事到艱難用美人。
”此詩絕好。
龔自珍《漢朝儒生行》，反滿詩，“儒生”，龔指自己。
“赢家正為漢家用，坐見入關仍出關。
”此中“漢家”指清廷、滿洲。
“漢朝”，取身在清朝、心在漢朝之意。
“一箫一劍”，典出于龔鼎孳詩中。
《詠史》“金粉東南十五州”，或以為為可惜曾燠被罷官，見佚名《定盦詩評》所載曾燠事。
“東南”契揚州，“名流”指曾燠，“牢盆狎客”指曾為鹽政，“團扇才人”，據阮文達《筆談》載，應為陳文述，我深然此說。
顧亭林《與友人論學書》為其主要文章，他提倡“行己有恥”，是其治學的靈魂之所在。
而到清中期，抛掉了這一核心，學者隻在考訂上下功夫。
清初學風之盛，原因主要在挽救明代的空疏。
康熙中開始研究“子”學，由墨子開始。
俞曲園，詩人、學者，有《諸子平議》，太炎對俞極崇拜，為之作傳。
樸學精神，就是“實事求是”。
而明代，王陽明心學，不講求實，空疏不學，穿鑿附會。
故錢牧齋首先出來反駁。
龔自珍《猛憶》“狂胪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
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是開辟鴻蒙的意思。
黃燮清，戲曲家，有寫鴉片戰争的詩，就詩來看，不見得高明，比較一般。
北大《近代詩選》，不是選詩，而是選題目，沒有眼力，以内容代替藝術。
他在鴉片戰争時，愛國詩數量較多，若不以“同光體”眼光看詩，應是較好的，屬張維屏一路，但已較雅。
他也是個詞人。
他的詩與沈歸愚不可同日而語。
沈詩空，近蔣士铨一路，在清人中風格是高峻的。
張際亮、湯鵬詩較放縱，黃詩近雅。
曾國藩有《傲奴》詩，黃燮清有《送仆》詩，兩詩主題、内容相同，但曾詩風骨崚嶒，黃詩安詳。
兩人處同時期，極可比較。
曾氏《傲奴》：“君不見蕭郎老仆如家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