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來？
在古代封建社會裡，一般讀書人或為功名所牽絆，或為生活所逼迫，往往不得不離鄉背井，在外作客。
加上交通不便，就更少回鄉的機會。
經年累月，寄旅異地，甚至在很年輕的時候離家，到很老才回去。
因此，懷鄉就成為許多人一種親切而深沉的感情，回鄉則是他們心中強烈的願望。
當這種願望實現的時候，喜悅的心情就顯得非常突出了。
在久客不歸的漫長歲月中，和自己本身發生了變化一樣，故鄉的人事也必然有着很多變化。
這些，又不可避免地會引起還鄉人的一些感慨。
賀知章這首詩所以長遠傳誦人口，正因為它生動自然地表達了這種生活真實和思想感情。
詩篇一開始就點明了是回鄉之作，而且不是一般的回鄉，而是在少小的時候離開，一直到老了才回來。
這就給這次回鄉加上了不平常的意義。
作客如此之久，一旦踏上家鄉的土地，自然倍覺親切；而在一切接觸到的事物之中，最覺親切的，乃是自己多年在外還沒有忘記而又很少聽别人說的鄉音。
此句所說“鄉音無改”雖指自己，以和“鬓毛衰”對襯，但卻是回鄉之初，所聽到的都是鄉音而引起的感觸。
正如清葉燮《客發苕溪》中所寫的：
客心如水水如愁，容易歸帆趁疾流。
忽訝船窗送吳語，故山月已挂船頭。
這種情景，是久客初歸的人所常常感到的。
聽到鄉音，遇到熟人，就很自然地講起家鄉話來。
在自己的感覺和别人的反應中，意識到自己盡管離鄉多年而鄉音無改，當然值得歡慰，而另外一方面也不能不想到，改變了的東西總是有的，首先就是無情的歲月，催老了客子的容顔。
詩的後兩句，正是根據這點，選擇了一件小小的但具體的事實，将衰老之感加以深化。
人們每每稱許李益《喜見外弟又言别》中“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一聯為善于言久别乍逢之情；這首詩後兩句也與李詩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于“少小離家老大回”的關系，家裡沒有見過面的孩子們竟将自己當成了遠方的來客，有禮貌而又透着高興地加以問訊。
詩人在微微地感到驚訝之後，也許不覺有些好笑，但立刻又會認為這也很自然，從而發生許多感慨。
這些感情上的微妙的起伏，是隐蔽的，詩句也隻是捕捉住了這個有趣的鏡頭，拍了下來，并沒有作更多的抒發，但我們仔細加以體會，仍然可以察覺他久客傷老之情。
《回鄉偶書》一共兩首。
第二首雲：
離别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
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如果将兩首合起來看，用意就比較明顯了。
然而正因為第二首寫得過于“直緻”，缺乏含蓄和機趣，因而就不如第一首之為人推重。
詩人從小離家，到八十多歲才回到故鄉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
他一生在仕途上都很順利，告老還鄉時，玄宗皇帝親自作詩送行，将鏡湖一曲賜給他居住，太子和百官也都為他餞别，可以算得是“衣錦榮歸”。
因而此詩雖對人事變遷不無感慨，卻絕非李頻在《渡漢江》中所寫的“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那種心情。
其值得稱說的地方則是他雖然“富貴而歸故鄉”，但并沒有庸俗地将那些為世俗所欣羨的情态寫入詩中。
他所反映的隻是一個久客回鄉的普通人的真情實感。
這正是史籍上記載了的賀知章曠達豪邁，不慕榮利的具體表現。
基于這種性格，他在詩中就以诙諧的語氣着重地表現了那富有情趣的一刹那，從而沖淡了他内心裡的遲暮之悲。
這首詩的語言非常樸素，但卻巧妙地表達了許多人所具有而往往不能恰如其分地加以表達的心情，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蘇轼《子由将赴南都，與餘會宿于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
餘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餘亦竊聞其一二，以為今者宦遊相别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二首之一雲：
别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
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
這首安慰相逢又别的愛弟的詩，一覽可知，是反用了賀詩之意，貌為曠達，實極悲涼，反映他們兄弟在政治道路上經曆了艱難險阻之後的抑郁情緒。
而其另一首《縱筆》，卻又與賀詩同一機杼：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頭蕭散滿霜風。
兒童誤喜朱顔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這首詩是詩人被放逐到南方以後的作品，它也是以幽默的筆調，淡淡地寫出了自己的宦途失意，老病侵尋之感。
前兩句微露感慨，後兩句則選擇了一件富有情趣的生活小事加以點染，在不知不覺之中擺脫了由于前面的感慨而可能進一步産生的沉重氣氛，和《回鄉偶書》第一首的手法十分接近。
這兩位“異代不同時”的詩人，由于其所具有的開朗胸襟、豪邁氣概與樂觀精神有共同之處，因而不約而同地寫出了這兩篇意境和機杼頗為近似的作品。
這種例子說明了：我們在探索作家們的傳承關系時，性格這一因素不應當放在考慮範圍之外。
涼州詞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這是一首邊塞詩。
邊塞是唐人詩中習見的題材。
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在形成的過程中，都有過國内各民族之間的鬥争和融合。
中國從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在唐代，各民族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是極為頻繁的。
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人民，和睦共處，習以為常。
但由于各族統治階級的貪婪和野心，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也多次發生過戰争。
在各族人民居住地區的并不很嚴格的分界線之間，為了保衛和平生活，就往往各自設置戍守工事，屯駐防衛力量。
唐詩中所謂邊塞，絕大部分都是指這種地方而言（當然，在唐時，也有過中國和外國之間的戰争，也稱國境線上的防禦工事為邊塞。
這兩種邊塞，同名而異實，在今天，仔細地加以區别，是完全必要的）。
唐人的邊塞詩，絕大多數涉及民族戰争。
這是很自然的。
這種屬于中國内部民族矛盾的戰争，就其性質來說，可以區分為兩類。
一種是屬于侵略的不義戰争，一種是屬于防衛的正義戰争。
帝王們的黩武開邊，将軍們的貪功啟釁，擄掠人民，觊觎财富，都是不義的戰争；而反對民族壓迫，保衛人民生活，抵抗侵略，讨伐騷擾，則是正義的戰争。
但由于政治、軍事局勢的複雜多變，防衛也可能由于勝利而轉化為侵略，或者相反，侵略也可能由于失敗而轉化為防衛。
另外，即使戰争的性質是正義的，但如廣大人民保衛民族主權的熱情和他們對于統治階級的憎恨的矛盾，慷慨從戎與久戍思鄉的矛盾，将領逸樂與士卒辛苦的矛盾等等，情況是非常複雜的，所以詩篇中所反映的内容也很複雜。
唐代的邊塞詩數量很大，有許多是無法考察其确切曆史背景的，我們就隻能從詩人的感情來加以體會，看他們所寫的戰争是在歌頌或在暴露。
當然，由于這些詩人都是封建社會的士大夫，我們不能認為他們所反對的戰争就一定是不義的，所贊美的戰争就一定是正義的，但一般地說，廣大人民所受到的戰争對于生活的影響，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還是在不同程度上也影響了他們的創作。
他們接受了人民的生活形象所給與的教育之後，也往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的真實思想感情。
因此，我們在唐人邊塞詩中，感受到人民對于當時國内民族矛盾所導緻的戰争在感情上的脈搏，察覺人民對某些戰争的态度，并從而判斷其性質的是非，還是可能的。
唐人七絕很多是樂府歌詞，涼州詞，也是其中之一。
它是按涼州的地方樂調歌唱的。
《新唐書·樂志》說：“天寶間樂調，皆以邊地為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
”涼州即今甘肅省河西、隴右一帶，州治在今武威縣。
此詩以邊塞戰場生活為題材，但詩人對于他所要表達的觀點，卻不是從正面描寫而是從側面襯托顯示出來的。
它一上來不寫戰争，卻寫飲酒。
飲的是葡萄釀制的美酒，盛酒的是光能照夜的白玉琢成的寶杯。
葡萄酒是當時西域的特産，而傳說中的夜光杯，據《十洲記》所載，也是西胡獻給周穆王的，所以都是本地風光，與邊塞情調切合（這裡的葡萄美酒是實，夜光杯則是虛，它不過用來指制作精美的酒杯而已。
大凡詩歌中所用的詞和字，常常有基于藝術的要求而加以誇飾的地方，為的是增加聲音、顔色之美。
這，也就是《文心雕龍》所謂“因情敷采”，讀時不可以詞害意，信以為真）。
次句寫正要開懷暢飲的時候，馬上的樂隊已經彈起琵琶，催人出發了。
先寫美酒寶杯，使人覺得非痛飲不可，次寫琵琶催發，又使人感到欲盡醉而不能。
由平靜舒适的環境中一下子轉入緊張激昂的氣氛裡，文情極抑揚頓挫，變幻莫測（有的注家認為，這個“催”字僅指催飲，而非催人速飲，飲後出發。
但如隻是催飲，何必奏琵琶于馬上呢？樂師們盡管可以坐着或站着表演。
正因為飲後立即就要出征，所以樂隊才在馬上奏曲，飲時則侑酒，出發則送行）。
第三、四兩句是征人設想之詞。
雖然出發在即，我卻依然痛飲，不辭醉卧沙場，也許會引起你們見笑吧？但是，從古以來，有幾個人是在戰争之後活着回去的呢？那麼，在未死之前，我為什麼不痛快一下呢？這，又有什麼可笑的呢？
這種感情是很沉痛的，但卻用豪邁的語言表達出來，顯得這位軍人的胸襟似乎很是曠達。
凡是憂傷的感情，如果用悲哀的語言來表達，還不一定能使人感受到它的分量，而用與之正好相反的豪邁曠達的口氣說出來，就往往使人覺得非常沉重深刻。
在生活中，一個人氣憤極了，反而會發笑；悲哀極了，反而會唱歌。
如柳宗元所說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長歌之哀，過于痛哭。
”此詩所寫心情，正是如此。
所以，詩人對于所寫戰争的看法，也就通過其所寫的将士們反對開邊黩武這種比較隐蔽的心理狀态而曲折地透露了出來。
由于民族戰争的複雜性，唐人邊塞詩中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也是多種多樣的。
我們可以再舉幾首來看一看。
如王涯的《從軍詞》：
旄頭夜落捷書飛，來奏金門着賜衣。
白馬将軍頻破敵，黃龍戍卒幾時歸？
旄頭，星名，即二十八宿中的昴宿。
古代占星學認為旄頭是胡星，故旄頭落意思指進犯的胡人被消滅。
敵人消滅，捷報飛傳，将軍立功，皇帝賜物，這在統治階級來說，是很滿意了。
可是，戍守邊塞的普通戰士幾時才能回去呢？（黃龍城，唐時邊塞之一，故地在今遼甯省朝陽縣）詩人以客觀的描寫和含蓄的疑問表現了和前詩一樣的主題。
雖然也寫出了久戍的征夫一時沒有回去的希望，但語調卻比較緩和。
再如陳陶的《隴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