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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七絕詩淺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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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中作 李白 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農業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讀書人多數出身地主階級,鄉土觀念很重。

    同時,這些人為了“學而優則仕”,又必須離鄉背井,博取功名。

    加之交通不便,旅途辛苦,因而在他們的創作中,寫客恨鄉思的作品占有一定的數量。

    在這樣的作品中,總是對家鄉充滿了留戀和懷念,對客況充滿了慨歎和悲傷。

    然而,李白這一首詩,卻反其道而行之。

     前二句極寫酒之名貴。

    它是蘭陵(今山東峄縣)的特産,又是郁金香這種草藥所泡制的,喝了有散發郁悶的功效。

    而這種散發着醉人香氣的酒,還用玉碗盛着,酒的顔色在玉碗之中,呈現出琥珀一般美麗悅目的光彩。

    試想:當前有如此之美的酒,還能不痛飲嗎?所以後二句接着說:隻要作主人的能夠使作客人的開懷暢飲,那麼,客人就再也不會感到有什麼故鄉和他鄉的分别了。

     這是一首翻案的作品。

    我們平常所說的翻案文章,一般是指見解、感情和向來多數人的看法不同,因而具有一新耳目,引人入勝的效果的作品。

    它們的出現,多半是某些作家以其敏銳的洞察力體驗生活,比另外許多人看得更深更新,因而就産生了與衆不同的藝術效果。

    當然,這種洞察力是和作家的世界觀與生活經驗不可分割的。

    李白這首詩顯然是他世界觀中樂觀主義精神和創作中積極浪漫主義精神的體現。

     我們再看杜甫的《江畔獨步尋花》組詩中的一首: 稠花亂蕊裹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

     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這首詩大約作于肅宗上元二年(761),是詩人從甘肅攜家,經曆了千辛萬苦,才到達成都,勉強定居下來時的作品。

    那時他剛剛五十歲,因為安史叛亂,使其身體精神都受到嚴重的摧殘,變成一個路都走不穩的老頭兒了。

    他不像李白那樣富于浪漫精神,故詩中經常流露歎老傷病之感。

    但在某些篇章中,仍然顯示着他少年時代的那種樂觀和倔強,使讀者感到振奮。

     首句寫錦江春光之盛,花木之繁。

    “花”而曰“稠”,“蕊”而曰“亂”;花發江濱,不曰滿,不曰放,而曰“裹”,就将江邊千紅萬紫,吐豔争妍的景象和成都春光之美好完全顯示了出來,使讀者如置身其中。

    這一“裹”字,下得新奇、生動、富于創造性,非常帖切,值得仔細玩味。

    次句一轉,春光雖極美好,身體卻很衰弱,獨步江畔,本是賞春,結果反倒“怕春”了。

    這個“怕春”,事實上是愛春的深化;也是感歎自己年衰,步行艱難,有失春意的深化。

    不然,坐在家裡不出大門就是了,有什麼可怕的呢?後兩句再轉,說雖然“行步欹危”,但我還能寫詩詠花,喝酒賞花。

    詩和酒還是供我驅使着的(在,助詞,猶着),我還不須要别人來照管哩!這一轉,所謂“怕春”,也就煙消雲散,不複存在,而這位老詩人倔強的性格,樂觀的精神就都十分清晰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了。

     劉禹錫的《秋詞》從另外一個側面體現了類似的情調: 自古逢秋悲寂寞,我言秋日勝春朝。

     橫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自從宋玉在《九辯》中寫出了“悲哉,秋之為氣也”這一有名的句子,悲秋便成為古典文學中傳統的情調。

    我國地處北溫帶,四季分明,秋天是氣候由熱變冷,植物由盛變衰的季節,古代詩人又生活在那個容易感到悲哀的封建社會,所以他們每每感物興懷,逢秋天而悲寂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劉禹錫對秋天卻另有一種與衆不同的感興,如此詩所反映的。

     首句寫向來前人對于秋天的感想,次句寫自己一人獨特的看法,出語平淡。

    但三、四兩句卻突出一幅動人的圖景,将天高氣爽的景色與自己充滿詩意的情懷融合在一起,極其形象地表達出來。

    秋色宜人,可以寫的很多,詩中隻突出其晴朗一點,而又具體地以鶴飛之沖霄,與詩情之曠遠作為一實一虛的情景來寫,則無論是物是人,逢秋不是悲,不是寂寞,都不在話下了。

    這種寫法,既是以偏概全,也是以少勝多。

     他人寫客懷多感,李白卻說“不知何處是他鄉”。

    他人寫老病堪傷,杜甫卻說“未須料理白頭人”。

    他人悲秋,劉禹錫卻認為“秋日勝春朝”。

    這些詩篇中所共同具有的樂觀精神,确能擴展讀者的胸懷,不隻是翻案的藝術手段足可取法而已。

     越中覽古 李白 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隻今惟有鹧鸪飛。

     這首詩是所謂懷古之作,亦即詩人遊覽越中(唐越州,今浙江省紹興縣),有感于其地在古代曆史上所發生過的著名事件而寫下的。

    在春秋時代,吳越兩國争霸南方,成為世仇。

    越王勾踐于公元前494年,被吳王夫差打敗,回到國内,卧薪嘗膽,誓報此仇。

    公元前473年,他果然把吳國滅了。

    詩寫的就是這件事。

     詩歌不是曆史小說,絕句又不同于長篇古詩,所以詩人隻能選取這一曆史事件中他感受得最深的某一部分來寫。

    他選取的不是這場鬥争的漫長過程中的某一片斷,而是在吳敗越勝,越王班師回國以後的兩個鏡頭。

    首句點明題意,說明所懷古迹的具體内容。

    第二、三兩句分寫戰士還家,勾踐還宮的情況。

    消滅了敵人,雪了恥,戰士都凱旋了,由于戰事已經結束,大家都受到了賞賜,所以不穿鐵甲,而穿錦衣。

    隻“盡錦衣”三字,就将越王及其戰士得意歸來,充滿了勝利者的喜悅和驕傲的神情烘托了出來。

    越王回國以後,躊躇滿志,不但耀武揚威,而且荒淫逸樂起來,于是,花朵兒一般的美人,就占滿了宮殿,擁簇着他,侍候着他。

    也隻寫這一點,就将越王将過去的卧薪嘗膽的往事丢得幹幹淨淨表達得非常充分了。

    都城中到處是錦衣戰士,宮殿上站滿了如花宮女(“春殿”的春字,應上“如花”,并描摹美好的時光和景象,不一定是指春天)。

    這是多麼繁盛、美好、熱鬧、歡樂,然而結句突然一轉,将上面所寫的一切一筆勾消。

    過去曾經存在過的勝利、威武、富貴、榮華,現在還有什麼呢?人們所能看到的,隻是幾隻鹧鸪在王城故址上飛來飛去罷了。

    這一句寫人事的變化,盛衰的無常,以慨歎出之。

    過去的統治階級莫不希望他們的富貴榮華是子孫萬世之業,而詩篇卻如實地指出了這種希望的破滅,這就是它的積極意義。

     詩篇将昔時的繁盛和今日的凄涼,通過具體的景物,作了鮮明的對比,使讀者感受特别深切。

    一般地說,直接描寫某種環境,是比較難于突出的,而通過對比,則獲緻的效果往往能夠大大地加強。

    所以,通過熱鬧的場面來描寫凄涼,就更覺凄涼之可歎。

    如此詩前面所寫過去的繁華與後面所寫現在的冷落,對照極為強烈,前面寫得愈着力,後面轉得也就愈有力。

    為了充分地表達主題思想,詩人對這篇詩的藝術結構也作出了不同于一般七絕的安排。

    一般的七絕,轉折點都安排在第三句裡,而它的前三句卻一氣直下,直到第四句才突然轉到反面,就顯得格外有力量,有神采。

    這種寫法,不是筆力雄健的詩人,是難以揮灑自如的。

     我們可以再舉幾首作品來加深對于這種寫法的理解。

    韓愈《同張水部籍遊曲江,寄白二十二舍人》雲: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春白日映樓台。

     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這首詩抒寫了作者春天在長安名勝曲江和張籍同遊時的愉快,以及因此而産生的對于沒有能夠同來的白居易的深切惋惜和輕微埋怨。

     它一上來描寫了當天氣候的變化。

    那是一個多雲轉晴天的日子。

    原來天空中是有一層淡淡的陰雲的,但到了傍晚,就完全開朗了。

    天氣一開朗,曲江池畔的樓台亭閣,萬戶千門,就即刻在斜陽照射之下,顯示出來,而美好的春天也就更為動人了。

    “青春”兩字,啟第三句。

    由于這時正是春天,所以不但樓台是萬戶千門,花樹也是千紅萬紫,加上曲江水滿,碧波蕩漾,這是多麼迷人的季節、天氣、風景。

    那麼,以常情論,無論怎樣忙,也應該抽空來遊賞一番吧?有什麼忙而不肯來呢?前三句極寫良辰美景,則第四句所加于白居易的惋惜和埋怨就更有說服力。

    它使讀者感到,如果我是韓愈,我也要埋怨白居易為什麼不去玩,如果我是白居易,我一定也會去玩。

    詩人在這裡,成為大家的代言人了。

     再看元稹的《劉阮妻》: 芙蓉脂肉綠雲鬟,罨畫樓台青黛山。

     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 東漢時,劉晨、阮肇兩人到浙江天台山采藥,遇到兩位仙女,雙雙結成夫妻。

    不久思家求歸,回到人世,已經過去幾百年了。

    這首詩即取材于這一仙女凡人的戀愛故事。

     前三句極力描摹仙境之美好。

    它将虛無缥缈的仙境寫得如此的真實、迷人,好像一幅工筆畫,曆曆可見。

    首句寫仙女之美麗,肌膚紅潤如荷花,頭發深綠如雲彩。

    次句寫居處之美麗,山中的樓台是彩畫的,樓外的山林是碧青的。

    第三句寫,再加上滿山遍野的桃花,長生不老的靈藥。

    這不是一切都有了嗎?在這樣美好的地方,有這樣美好的妻子,過着這樣美好的生活,并且還可以長生不老,但是,劉晨、阮肇還是回來了,為什麼呢?有了上面三句,反跌下文,使人覺得“憶人間”簡直不可理解,不能沒有第四句這一問了。

     在我國古典詩歌中,無論詠史、遊仙,多數是自抒懷抱。

    元稹此詩,表面上是詠歎古代一個仙凡戀愛的故事,事實上卻是懷念舊日情人崔莺莺的。

     衆所熟知,元稹曾經寫過一篇關于張生與崔莺莺戀愛的傳奇小說《會真記》,後來被董解元和王實甫加以發展與再創造,成為古代文學中講唱文學與戲劇的偉大著作。

    這篇小說帶有很大成分的自傳性質,也是學術界所公認的。

    真就是仙,會真就是遇仙。

    元稹将小說題為《會真記》,也就是将莺莺比為仙人,和莺莺戀愛比為遇仙。

    這首詩也是如此。

    他的另一篇長詩《夢遊春七十韻》寫道:“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

    清泠淺漫流,畫舫蘭篙渡。

    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

    ……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

    ……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

    ”正可與此詩參看。

    所謂“懷仙句”,就是指《劉阮妻》一類的作品(當然并不一定就是本篇)。

    元稹在唐代特定的曆史社會環境中,為了圖謀功名利祿,雖然很愛莺莺,但終于由于她出身卑微而将她抛棄了,後來另外和一位宰相的外孫女、仆射的女兒韋叢結了婚,顯見得他是一個庸俗的人,一個負心漢;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對莺莺不能忘情,很懷念,很留戀,對自己的薄幸,有時候也感到内咎。

    在這種矛盾心情的支配之下,他選擇劉、阮入天台這個故事作為題材,發出了詩中那樣深沉的感慨。

    最後一句中所體現的對于劉、阮的帶點輕視的惋惜和埋怨,不正好說明了詩人自己的慚愧和悔恨嗎? 盡管這首充滿着惆怅之情的詩是将輕易抛棄的愛情比作失去的仙境來懷念,将貪戀世俗的功名利祿當成眷念人間現實生活來追悔,詩中竭力描寫了仙境之美好,“憶人間”之不可理解,有自覺可悲可歎,可慚可惜種種複雜感情在内;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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