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更，以漏聲或鼓聲報知，稱為更漏或更鼓。
“更深”，指三更以後。
星月交輝，夜景明朗美麗，但月光已經西斜，不再高懸中天，所以隻照到人家的一半，而北鬥、南鬥，也已橫斜（闌幹也是橫斜之意），移動了它們傍晚開始出現的位置。
從星月交輝到月斜星轉，是要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的，而看得如此分明，則人之不眠可知。
後兩句記聞，同時也就抒感。
更深人靜，展轉難眠，忽然聽到蟲聲從庭院而起，透進了綠窗紗，于是，感到春天的氣候确實已很和暖，未免覺得節物變遷，有點觸目驚心了。
本是聽蟲聲而驚春暖，卻先出春暖，後出蟲聲，是有意倒叙，引起注意。
“今夜”與“新”相應。
說“今夜偏知”，是此前不曾注意；說“新透”，是此前沒有聽到。
蟲聲擾人，節物感人，所聞如此，所感如此，則原來就不能入睡的人，更無法成眠了。
至于為什麼見月色而始即難以成眠，聞蟲聲而更無法入睡，是思念家鄉？懷想情人？嗟歎身世？還是什麼别的？詩人一概不提，寫得極宛轉含蓄，而惆怅之情，自在言詞之外，讀者也當然無妨根據自己的生活和感情，自由地去加以填充。
此詩前寫因月光鬥柄之傾斜移動而感到夜色之深，後寫因蟲聲忽聞而感到春氣之暖，都見出作者對環境觀察的敏銳細緻，反映的準确。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對一些事物的變遷，習而不察，但敏感的詩人，卻能将它們捕捉起來，描寫出來，就使讀者覺得既平凡而又新鮮。
和這首詩很相近的，有白居易的《寒閨怨》：
寒月沉沉洞房靜，真珠簾外梧桐影。
秋霜欲下手先知，燈底裁縫剪刀冷。
此詩前兩句寫景，後兩句寫情。
其寫情，也和前詩一樣，是通過對事物的細緻感受來表現的。
洞房，猶言深屋，在很多進房屋的後部，通常是富貴人家女眷所居。
居室本已深邃，又被寒冷的月光照射着，所以更見幽靜。
簾子稱之為真珠簾，無非形容其華貴，與上洞房相稱，不可呆看。
洞房、珠簾，都是通過描寫環境以暗示其人的身份。
“梧桐影”既與上文“寒月”相映，又暗逗下文“秋霜”，因無月則無影，而到了秋天，樹中落葉最早的是梧桐，所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前兩句把景寫得如此之冷清，人寫得如此之幽獨，就暗示了題所謂寒閨之怨。
在這冷清清的月光下，靜悄悄的房屋中，簾子裡的人還沒有睡，手上拿着剪刀，在裁縫衣服，忽然，她感到剪刀冰涼，連手也覺得冷起來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随即想起，是秋深了，要下霜了。
秋霜欲下，玉手先知，也正和前詩寫聽蟲聲新透而感春暖同一手法。
暮秋深夜，趕制寒衣，是這位閨中少婦要寄給遠方的征夫的（唐代的府兵制度規定，兵士自備甲仗、糧食和衣裝，存入官庫，行軍時領取備用。
但征戍日久，衣服破損，就要由家中寄去補充更換，特别是需要禦寒的冬衣。
所以唐詩中常常有秋閨搗練、制衣和寄衣的描寫。
在白居易的時代，府兵制已破壞，但家人為征夫寄寒衣，仍然是需要的）。
天寒歲暮，征夫不歸，冬衣未成，秋霜欲下，想到親人不但難歸，而且還要受凍，豈能無怨？于是，剪刀上的寒冷，不但傳到了她手上，而且也傳到她心上了。
丈夫在外的辛苦，自己在家的孤寂，合之歡樂，離之悲痛，酸甜苦辣，一齊湧上心來，是完全可以想得到的，然而詩人卻隻寫到從手上的剪刀之冷而感到天氣的變化為止，其餘一概不提，讓讀者自己去想象，去體會。
雖似簡單，實則豐富，這就是含蓄的妙處。
蘇轼的《惠崇春江晚景》雖然是一首題畫的詩，但其藝術手法和上面兩首有共同之處。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蒌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惠崇是北宋初期一位能詩善畫的和尚，很為王安石、蘇轼等人所推重。
這位和尚擅長描繪水禽。
這幅春江晚景，如詩人在其作品中所再現的，所畫是江幹叢竹，叢竹之外，露出幾枝桃花，而江上竹桃，又與江中綠波互相輝映。
着色既極其明麗，布景又非常清幽。
加上又有幾隻鴨子，在水中自由自在地遊着，更見靜中有動，呈現了一片大好春光。
詩人在這裡，以自己對于這幅圖畫的體會，來解釋那位畫家對于自然的體會；在惠崇的筆下，鴨子如此生動活潑地在水中嬉戲，該是由于到了春天，水的溫度回升，而鴨子卻首先感到了這一變化，所以這麼洋洋自得吧。
以上，已經繳足題面。
但詩人對這幅畫的體會卻不停止在這裡，他的想象将他從賞玩畫中所有而發展到描摹畫中所無的境界中去了。
在長江下遊，蒌蒿是春初的新鮮蔬菜，河豚魚更是其時的名貴食品，而做河豚魚羹，都用新生蘆葦的嫩芽作配料。
他由桃柳之豔，春江之暖，而想到這也正是吃河豚的季節。
鴨知水暖，是根據畫中所有而描寫的。
河豚欲上，則是畫中所無，想象得之。
前兩句是實，後兩句是虛，但合在一處，以虛境來補充實境，并沒有使讀者産生畫蛇添足，節外生枝之感。
這是因為它們所寫，雖然虛實有異，卻都服從于表現春江晚景這一主題的緣故。
一般絕句的重點都在後半篇，每每用第三句轉到關鍵的地方，用第四句點明主旨，第一、二兩句隻引起或襯托下面要說到的主要事物或意義。
蘇轼這首詩的結構比較特殊，它的上下兩個半篇，各說一事，彼此無關，卻由主題的一緻性将它們聯系在一處，成為一個有機體。
它的第二句之所以特别為人傳誦，則也是因為它體現了作者對于事物觀察的敏銳，體會的細緻和描寫的準确與深刻，給人以新奇的感覺，與劉、白兩詩寫因蟲聲之發而知春氣已暖，因剪刀之冷而覺秋霜欲下者，正複相同。
在上述三詩中，我們着重地解釋了詩人對事物的細緻敏銳的感受和反映。
這在作品中，是屬于所謂細節描寫的。
這種描寫，無論它本身寫得多麼成功，但如果無助于刻畫人物，闡明和豐富主題，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
這三首詩中的細緻敏銳的感受之所以動人，正因為它們對于刻畫詩中人物和表達作品主題是不可少的。
三絕句
杜甫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
群盜相随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杜甫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在藝術形式上的創新精神也是他成就的一個方面。
當時，流行在詩壇上的七言絕句大都是王昌齡、李白那樣一種面貌、韻調和風格，他同樣也能夠寫出與王、李流派近似的作品，但多數的作品，卻自辟道路，與他家不同。
現存杜甫七絕，多半寫于他入蜀以後，也就是他晚期的作品。
這些作品，每每采用組詩形式，一題多篇；采用拗體或古體音節，避免調諧；采用口語俗詞，求其樸實；而且還反映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政治事件，并加以評論。
所有這些，都使他的七言絕句獨樹一幟，雖然不能說是勝過他人，但的确是異于他人。
這《三絕句》也可證明杜甫七絕所具有的這些特色。
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劍南節度使嚴武去世，他的部下崔旰、郭英乂、楊子琳等互相殘殺，蜀中大亂。
同年九月，回纥、吐蕃、黨項羌、吐谷渾等進擾隴右和關内一帶，一直深入長安附近，大批難民，從陝西逃亡四川。
而駐屯在陝西南部漢水流域的官軍，卻不去打敵人，而攔路淫掠，殘害百姓。
這就是這組詩的曆史背景。
第一首寫蜀中大亂。
前兩句記那兩年中兩地官兵嘩變，殺害長官（開州，今四川省開縣）。
故意用相同的句法、重複的文字，以見禍亂之烈，年年如此，處處皆然。
後兩句是對當時叛變将領的斥責。
詩人憤怒地稱之為“群盜”，比之為“虎狼”，而且進一步指出，他們比虎狼還要厲害（劇，甚也）。
因為虎狼吃人，吃飽也就算了，但是這些強盜之殘害人民，則是除了男人，連他的妻子兒女也不肯放過。
甲随着乙，乙跟着甲，甲殺過來，乙搶過去，老百姓就簡直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了。
感情熾熱，愛憎分明，我們今天讀起來，還仿佛聽到這位熱愛人民的老詩人切齒痛恨的控訴。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
自說二女齧臂時，回頭卻向秦雲哭。
第二首是記錄某一位難民的陳述。
他們一家因為逃避黨項羌、吐谷渾等的殺掠，和另外二十家結伴同行，奔赴四川。
這二十一家，少說也有百來口人吧，但離開長安，進入駱谷道（在今陝西省周至縣西南，洋縣以北，是當時由陝西去四川的必由之路），沿途就因種種原因，大量失散和死亡，等到出了駱谷，就隻剩下他一個人了（殘，餘也）。
可是洋縣離四川還很有一段路程哩。
這兩句，是概括的叙述。
下面轉而具體地講到自己的悲劇。
由于兵荒馬亂，連最親愛的兩個女兒也無法顧及，隻好将她們抛棄了，齧臂而别，隻身南逃（古人有咬對方的臂膊以表示極度親密的感情的習慣。
如男女相愛，也有齧臂之盟）。
他提起這一慘痛的往事，在對人訴說時，又不禁回過頭對着陝西那個方向哭了起來（秦雲，指陝西的天空）。
“自說”兩字，連接上下文，并突出他記憶中最痛苦的一幕，也生發結句。
這兩句更其鮮明地再現了這位難民的動作和感情。
建安詩人王粲在他著名的《七哀詩》中寫道：“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号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與此詩所寫，異曲同工，都是對統治階級之間所進行的不義戰争最嚴峻的控訴，也是災難深重的古代人民生活的真實記錄。
殿前兵馬雖骁雄，縱暴略與羌渾同。
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第三首寫官軍的殘害百姓。
殿前兵馬，指皇帝的禁衛軍，有的注家說：“當時代宗任命宦官率禁衛軍平亂。
”但羌渾并沒有進犯漢水流域，如系平亂，則應在長安附近或其北，而不應在其南方的漢水之上。
但詩中既明言“殿前兵馬”，又明言“殺人漢水上”，可見确系禁衛軍駐屯漢上。
史實不詳，關于其駐屯的原因，隻有存疑。
第一句寫禁衛軍之威武雄壯，第二句突轉，寫其放縱暴虐，不異羌、渾。
“骁雄”是贊詞，但加一“雖”字，再和下文“縱暴”一銜接，則一變而為貶詞了，所以這兩句是欲抑先揚，似揚實抑。
第三句寫其殺戮人民，第四句寫其奸淫婦女。
害怕羌、渾殺戮奸淫，正是老百姓向南逃避的原因，他們卻沒有料到，衛國的官軍和進犯的敵人，乃是一流貨色，才離虎口，又進狼窩，這個日子，可該怎麼過呢？
這三首詩，從題材上看，第一首寫地方軍閥的罪惡，第二首寫進犯敵人的罪惡，第三首寫禁衛官軍的罪惡；從手法上看，第一首着重正面的議論，第二首着重客觀的描寫，第三首着重辛辣的諷刺。
合而觀之，當時廣大人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狀，都非常清楚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而唐帝國在安史亂後，分崩離析，動蕩不安的整個局勢也自可想見。
這一類的詩，在内容上有強烈的政治性，在藝術上有獨特的創造性，真是不愧“詩史”的稱号。
元稹在《酬孝甫見贈》中贊歎道：“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
憐渠直道當時語，不着心源傍古人。
”就是僅以一般人認為并非杜甫的特長的七言絕句而論，這一首贊歌，他也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