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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七絕詩淺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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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悶(十二首錄四) 杜甫 商胡離别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驿樓。

     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

     這一組詩是杜甫永泰二年(766)在四川夔州(今奉節縣)寫的。

    這時,他漂泊西南,去住兩難,心情苦悶。

    目前生活,往昔交遊以及國家治亂,都一一湧上心來,因此寫下了這十二首詩,以遣憂郁。

    它的内容很廣泛,結構也不似王維的《少年行》或他自己的《三絕句》那麼嚴密,但卻很清晰地反映了他在這一時期的生活與精神面貌。

    在這裡,我們選錄四首,以見一斑。

     這一首寫旅居無聊,動了東遊之興。

    詩人旅居成都的時候,就常想沿江東下,回到故居洛陽,或重遊少年時代漫遊過的江南,但因生活困難,道路梗阻,無法實現,所以在詩中,經常記錄着對洛陽田園、吳越往事的懷念。

    嚴武死後,他在成都沒有依靠,住不下去了,隻得作出川的打算,暫時流寓夔州。

    現在,看到别人東下,發生同感,是很自然的。

     第一句寫所見,寫别人。

    詩人看到由于經商而經常在長江上下遊來往的胡人,這次又離開夔州回到揚州去了。

    第二句寫所思,寫自己。

    由于見商胡之去蜀遊吳,不禁想起自己的舊日遊蹤來。

    西陵,驿名,在今浙江省蕭山縣。

    白居易《答微之泊西陵驿見寄》雲:“煙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驿台。

    ”可見其地風景很美。

    詩人在公元731年到734年,即他二十歲到二十三歲的時候,曾漫遊吳越,登過西陵驿樓。

    這時,他已經五十五歲了,但仍然忘不了那一次的登臨,舉此一端,而少年壯遊歡快之情可見。

    既動遊興,便思啟行,而第三句忽然作一頓挫,由于貧困,不能不打聽一下淮南一帶的米價(淮南,指唐淮南道,今湖北省長江以北、漢水以東及江蘇、安徽兩省長江以北,淮水以南一帶都在其管轄區之内,治所在揚州),以定行止。

    第四句,才結出詩旨。

    在這後兩句中,一方面可見杜甫的豪情逸興,至老不衰,另一面又可見他生活艱難,正擔承着封建社會中多數正直的人的共同命運。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

     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

     這一首懷念已故的詩友王維,并對他的為人和作品加以評價。

     前兩句悼念死者。

    王維官至尚書右丞,有别墅名辋川,在陝西省藍田縣。

    他中年以後,便皈心佛教,隐居辋川。

    古人認為隐士“不仕王侯,高尚其志”,稱為高人。

    所以詩中一上來就說,這位“高人”已經不可複見了,是叙事,也是評價。

    次句寫人已去世(王維卒于761年),栖隐之地也日益荒涼,藍田辋川别墅的山水,空餘寒藤缭繞,昔日吟詩誦經的聲音,同遊共賞的友朋,也都随着這位高人的死亡而消逝。

    這一句,因物及人,寫得精煉而悲怆。

    劉禹錫為追悼其好友柳宗元而寫的《傷愚溪》三首,全是用因物及人、憶物思人的方法,但是把場面鋪開了,所以更顯得動人,可以參看。

    後兩句承上一轉,雖然高人消逝,别墅荒涼,但他的好詩卻為天下所傳誦,名垂不朽,而且如他的弟弟宰相王缙那樣(“能”,唐人口語,即那樣。

    這個助詞在近代吳歌中仍常用),也沒有斷絕他文采風流的傳統,這還算是可以使人感到安慰的。

    這“未絕風流”,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王缙也能做詩,能夠繼承家學,二是指在寶應元年(762)王缙曾奉代宗的谕旨,将王維的作品數百篇編輯成集,呈獻朝廷。

     這首詩悼念亡友,充滿了物在人亡的悲戚,而又因朋友的作品流傳天下,并有一個能夠繼承其文采風流的好弟弟而引為欣慰,既見詩人之重友,也見其愛才。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複入長安。

     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

     這組詩的最後四首,都是為唐玄宗、楊貴妃為了貪圖享受,遠道從四川征貢新鮮荔枝而發。

    這原是一項弊政,經過安史大亂,仍然沒有廢除。

    詩人在公元765年從成都東下,曾經經過出産荔枝的戎州(今宜賓市)和泸州(今泸州市),現在回憶當時旅程和十多年來的國家治亂,不禁感慨萬千,所以也将這件事寫在《解悶》裡面。

     這一首寫人事雖異,弊政未除。

    當時出生四川,愛吃家鄉荔枝的楊貴妃,和寵愛楊貴妃因而下旨征貢的唐玄宗都已經死了(寂寞,在這裡是死亡的代詞),可是這項珍奇的貢品卻每年還照舊送到長安。

    在每年夏季從宮内的果園中摘下櫻桃,薦享祖宗之後,接着,從四川貢的荔枝也就運來了(炎方,即南方,指四川)。

    這時,雖然也同樣将它薦享在玄宗的禦座之前,可是這寂寞凄涼的禦座上面,卻沾滿秋天的白露。

    先帝有靈,也應當感到悲痛吧。

     天寶時代,遠道征貢荔枝,飛騎傳遞,人勞馬疲,死亡相繼,雖然先帝、貴妃都成過去,但更疊兩朝,玄宗的兒子肅宗及孫子代宗卻仍然保留着進貢舊例,以供自己的享受,豈不可歎?詩中第二句隻用“還複”兩字,點出弊政仍存,則朝廷經曆巨大事變之後,一切多沿老譜,人民痛苦,沒有減輕,都在其中。

    所謂“微而顯,志而晦”,“言在此而意在彼”,這也是祖國古典文學中常用于諷刺的手法。

     側生兩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

     雲壑布衣鲐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

     這一首感歎統治階級隻重女色,不重賢才,布衣之士還不及荔枝之引起他們注意。

    荔枝本來生長在南方江岸、田野之中(蒲,田畝,是僰族語言的譯音。

    一本作浦,亦可通),并非成熟在紅色的皇宮之内如櫻桃那樣,然而能盛在玉壺之内,卻與櫻桃相同。

    一般有品德學問的布衣之士,一直老得皮膚變成粗黑,有如河豚魚背上的花紋,終于在高山深谷中默默地死去,也無人過問,然而像荔枝這樣僅供口腹之欲的小小東西,卻因為那個長了一雙漂亮烏黑的眉毛的女人的需要,竟可以既勞累人,又糟蹋馬,從千裡之外,巴巴地運來。

    詩人寫到這裡,戛然而止,讓讀者從他舉出來的兩個事例的強烈對比中,自己去作出應有的結論。

     此詩寓議論于描寫和叙述之中,又是一種寫法。

    但同樣深刻地體現了杜甫的正義感、現實感和人道主義精神。

     這種組織比較松散的組詩,實質上與“雜詩”相近,它們多半出自詩人的一時感興,随口吟成,容量較大,題材多樣,形式靈活,最适宜于從各方面反映自然流露的真情實感。

    自杜甫創體以後,其他詩人也有許多效法他的。

    在這裡我們可以舉宋代黃庭堅的《病起荊江亭即事》為例。

     黃庭堅以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從四川東下,到舒州(今安徽省潛山縣)去,四月間到沙市(今湖北省沙市市)後,生了一場病。

    這組詩是他病剛好時,遊覽荊江亭之作。

    “即事”,是将當前見聞之事寫入詩中。

    這組詩一共十首,其中有描寫江亭景物的,有議論當前政局的,有懷念朋友并對其人品文章加以評價的,随其所感,寫在一處,所受杜甫《解悶》這類組詩的影響,非常明顯。

    這裡也選錄四首。

     翰墨場中老伏波,菩提坊裡病維摩。

     近人積水無鷗鹭,時有歸牛浮鼻過。

     這一首抒寫自己的情懷,并描繪江亭風景。

    前兩句抒寫情懷,以兩個著名的古人自比。

    翰墨場,即文壇。

    伏波,指東漢時代的名将伏波将軍馬援。

    他六十二歲的時候,還很威風地騎在馬上,表示能夠為國效勞。

    菩提坊,即僧院。

    維摩,是佛教中能言善辯的居士維摩诘。

    相傳他生了病,如來要弟子去問候他,誰都不敢去,怕談論起來,被他駁倒。

    這位五十七歲的老詩人自覺是文壇名将和無礙辯才,雖然既老且病,但還是可以做些工作。

    這時,正當徽宗初立,朝廷政局正在醞釀着新的變化,所以他有這種想法。

     後兩句描繪景物。

    積水近人,故鷗鹭不來;卻時有歸牛遊過。

    牛遊水時,一定将鼻孔浮出水面以通氣,故稱“浮鼻過”。

    他觀察得細緻,所以描寫得真切。

    這種極其平凡的景物之所以能夠引起他的興趣,則又和他的既老且病,客居無聊的心情有關。

    所以前兩句和後兩句,似斷而實連,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

     不須要出我門下,實用人材即至公。

     這一首寫對新舊黨争的看法。

    自宋神宗用王安石為宰相,實行新法,以司馬光為首的舊派便極力反對。

    神宗時代,新派得勢,哲宗時代,先是舊派掌權,後來新派再度得勢。

    這場統治階級内部的黨争,一直鬧了三十多年。

    到了徽宗即位,就想加以調和,在新舊兩派之間搞平衡,所以将年号定為建中靖國。

    黃庭堅和蘇轼等舊派人物有很深的關系,并且因此貶官,但他并不是一個有成見的人。

    他很推崇王安石,也不完全否定新法,因此,他就很擁護建中靖國這種設想。

     第一句以神宗比周文王,哲宗比周武王,而以徽宗比周成王,第二句以周初大臣周公旦、召公奭比當時當國的新舊兩派大臣,希望他們消除歧見。

    據《尚書》所載,周武王死後,成王即位,年紀很小,周公代行成王的職權,曾經引起召公的不愉快,經過周公的懇切解釋,兩人終于團結起來,共輔成王,使國家擺脫困難,變得安定。

    作者将周比宋,顯然是希望調和新舊兩派矛盾,來挽救當時已變得内外交困的國家。

    《詩經·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說“成王小心似文武”,外似歌頌,内實警告:這個國家已經面臨危險的邊緣,不小心不行了。

     詩人在這裡運用周初故實,正是針對當時兩派對立,大半出于私見,互相排擠,不恤國事,所以後兩句便正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隻要是人材,就應當使用,何必一定是出于我的門下呢?這表現了他在當時派系鬥争中的公心,也是對一些人意氣用事的指責。

    但徽宗的建中靖國政策,并沒有收到實效。

    政權落到了假新派的奸臣蔡京等人手裡,北宋終于在女真貴族侵略之下滅亡,而徽宗竟被俘北去。

     這首詩所反映的政治感情還是很可貴的,缺點是形象性較差。

    詩和政論中間,并沒有隔着一座萬裡長城。

    有的詩,本身就是政論,但,它卻是用詩的語言,形象地對政治事件進行評價的。

    我們拿上面杜甫《解悶》中有關荔枝的兩首來和此詩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異同和優劣。

    選黃詩而包括這一首在内,用意也在說明這一點。

     文章韓杜無遺恨,草诏陸贽傾諸公。

     玉堂端要直學士,須得儋州秃鬓翁。

     這一首懷念和推重蘇轼,希望朝廷還能夠重用他。

    前兩句贊賞蘇轼的才學,又分兩層。

    首句稱其文學創作。

    從晚唐以來,人們都認為韓愈的散文,杜甫的詩歌,是最高的成就。

    這裡是說蘇轼文可比韓,詩可比杜,與韓、杜二人一樣,極為完美,沒有留下任何缺陷(古人言“文章”,兼赅各種樣式)。

    次句稱其應用文字。

    唐德宗時,軍閥興兵作亂,德宗出奔奉天(今陝西省乾縣)。

    陸贽當時擔任學士,每天代皇帝起草幾百件诏書,其他學士望塵莫及。

    這裡是說蘇轼從前擔任翰林學士,代朝廷起草诏書的時候,也為他人所傾倒敬佩,與陸贽相同。

    後兩句轉出題旨,說現在玉堂正需要真正的學士,那就得去找儋州的那一位老頭兒。

    蘇轼這時正從谪居的儋耳(今海南省儋縣)内遷,所以詩人産生了這種希望(端,正也。

    直,無私,引申為真實的意思)。

     此詩是上一首“實用人材即至公”的一個注腳。

    黃庭堅希望朝廷重用蘇轼,雖說是出于友誼,但更主要的還是為國求賢。

    詩中體現了作者雖在貶谪之中,仍然沒有忘記對時政和人才的關注。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遊。

     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

     這一首懷念陳師道,追悼秦觀。

    這一年,陳師道剛剛得了秘書省正字這麼一個吃不飽餓不死的窮官,而秦觀卻在内遷的歸途中,在藤州(今廣西僮族自治區藤縣)去世了。

    前兩句描寫他這兩個朋友在創作時進行構思的特點。

    據傳說,陳師道是一位苦吟詩人,當他在外面遊覽,觸動了詩興以後,就急忙奔回家中,躺到床上,用被子把頭蒙住。

    家人也将雞狗趕開,将孩子寄放在鄰家,以免吵了他。

    等他的詩做成了,才一切恢複原狀。

    而秦觀卻是文思敏捷,可以一面陪客,一面作詩,立即用筆寫了出來。

    但他們的成就卻都是很高的。

    後兩句抒發對于陳、秦命運的關懷。

    像正字這麼一個窮官,能使陳師道免于饑寒嗎?而想起在西風之中客死藤州的秦觀,自己的眼淚就更無從抑制了。

     此詩感情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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