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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七絕詩淺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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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希望這種生活可以永存。

    道教則捏造出一個神仙世界,并且認為通過某種特殊的飲食男女的享樂手段就可以成仙,而成仙之後,又可以永遠保有包括飲食男女在内的一切享樂,成為所謂快活神仙。

    《小遊仙詩》中所描寫的,就是這些虛構的快活神仙的日常生活。

    它事實上是人間生活的翻版,而敷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例如: 玉诏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鎮東方。

     不知今夕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

     玉诏是皇帝诏書的美稱。

    除是任命。

    根據古代五行學說,青色代表東方,赤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黃色代表中央。

    天子用五色土築社壇,分封諸侯時,看他的國土在哪方,就在社壇上取那種顔色的土,放在白茅上賜給他。

    通過這種儀式,諸侯就擁有所分封的國家的權力。

    詩的前兩句寫這位姓沈的仙官,新除侍郎,即分茅土,可見玉皇之寵信。

    後兩句寫其夜遊侍從之盛,說“不知今夕遊何處”,可見夜夜出遊,人所共知,但今晚到什麼地方則不能确定而已。

    又如: 昨夜相邀宴杏壇,等閑乘醉走青鸾。

     紅雲塞路東風緊,吹破芙蓉碧玉冠。

     這首詩寫夜飲醉歸,路遇大風,與前詩之高官得寵,連夜出遊,都是人間生活中所固有,但所騎的是白鳳、青鸾,并且想象到高空之中,紅雲塞路,大風破冠,就将人間生活帶到仙境中去了。

    這種幻景奇情,也就引起讀者一種新異之感。

     《比紅兒詩》自序雲:“《比紅》者,為雕陰(故城在今陝西省富縣北)官妓杜紅兒作也。

    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與群輩妓女等。

    餘知紅者,乃擇古之美色灼然于史傳三數十輩,優劣于章句間。

    遂題《比紅詩》。

    ”據說,紅兒是在羅虬一怒之下被他殺了的。

    他後來深為悔恨,因此寫了這一百篇為她傳名。

    如詩序所說,這些詩中的多數都是以前代某一美女來和紅兒對比的方法來寫的。

    如雲: 薄羅輕剪越溪紋,鴉翅低從兩鬓分。

     料得相如偷見面,不應琴裡挑文君。

     又雲: 金栗妝成扼臂環,舞腰輕轉瑞雲間。

     紅兒生在開元末,羞殺新豐謝阿蠻。

     前一首起句贊紅兒的服裝,次句贊紅兒的頭發。

    後兩句以漢代著名的美人卓文君為比,說如果司馬相如偷看了她一面,就不會費心去彈琴挑逗卓文君了(挑字在這裡念上聲)。

    後一首起句贊紅兒臂環之華貴,次句贊紅兒舞技之高超。

    後兩句以楊貴妃寵愛的舞女謝阿蠻作比,說如果她倆生在同時,阿蠻可要羞死了。

    由于寫法多數相同,不免給人以疊床架屋的感覺,但其中有一部分還是很有情緻。

    王士禛在《唐人萬首絕句選》的例言中,表示很看不起孫元晏的《六朝詠史》、胡曾的《詠史詩》和曹唐的《小遊仙詩》,但卻選了《比紅兒詩》十二首,可見在這位長于絕句的詩人看來,在晚唐大型的七絕組詩中,羅虬的作品還是比較可取的。

     古人詠史,大多是借對史事的詠歎以抒發自己的懷抱,胡曾的《詠史》則更近于遊覽懷古之作,在每首下面,都标出一個地名,所詠即該地所曾經發生過的著名史事。

    如《姑蘇台》雲: 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

     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

     《灞岸》雲: 長安城外白雲秋,蕭索西風渭水流。

     因想漢朝離亂日,仲宣從此向荊州。

     前一首寫吳王夫差在公元前四九四年打敗越王勾踐以後,自恃強盛,不聽伍子胥的話,反而逼他自殺,從而放松警惕,貪圖享樂,沒想到二十年後,越王勾踐前來複仇,就把吳國滅掉了。

    後一首寫漢末著名詩人王粲(字仲宣)離開長安到荊州去依靠劉表的事。

    獻帝初平三年(192),李、郭汜等人,在長安作亂,王粲即于次年離開長安前往荊州,他曾寫《七哀詩》三首,第一首寫離開長安時所見亂中景象,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的句子,為後世所傳誦。

    詩題為灞岸,即由于此。

     總的說來,晚唐出現的這些大型組詩,無論就思想性或藝術性來說,成就都是不高的,但作為唐代七言絕句在王建《宮詞》的影響之下所産生的一種延續現象來看,卻應當予以注意。

    這些作品的出現,說明古代詩人已經嘗試以短詩的形式,發揮長詩的作用。

    這些絕句,每首可以各自獨立存在,而若幹首合起來,仍然是一個整體,這就大大地擴大了它的容量,可以用來更廣闊更深刻地反映社會生活。

    如龔自珍在清宣宗道光十九年(1839),即鴉片戰争前一年所寫的《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就不僅多方面描繪了他個人的形象,而且這個瀕于風雨飄搖的封建帝國的政治社會面貌,都在這位敏感的詩人筆下透漏了出來。

    這位詩人将那麼豐富複雜的内容寫以七絕,編在一起,不可否認,是受了唐人的大型七絕組詩的影響。

     秋思 張籍 洛陽城裡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

     複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這首詩寫的是一位他鄉作客的人,也就是詩人自己的一個生活片段——托人帶一封家信回鄉。

    在二十八個字中,他極自然而又生動地描繪了事情的經過以及自己内心活動的全部過程。

     首句寫作客洛陽,見到秋風已起,一年又快完了。

    後三句寫因此就行人的方便,托帶一封家書。

    可是在寫信時,卻覺得鄉思親情,萬重千種,寫不盡,說不完。

    雖然盡量地寫了,封了,交給了那位行人,而在行人要出發的時候,忽然又想到,還有很多沒有寫的,應當添加進去,于是,将信又取回打開信封,再添寫一些。

     這首詩首句點明地點和時間,以下三句純屬心理描寫,一氣貫下,明白如話,極樸素,極真實。

    它将生活于通訊設備很簡陋、消息傳達很困難的封建社會中而在異地長期作客的人的思想感情曲曲傳出。

    由于這種事件和心情,在當時是一般客遊者所經常遇到的,所以人們讀到這首詩,就感到非常親切有味,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唐詩别裁》認為此詩“亦複人人胸臆語,與‘馬上相逢無紙筆’一首同妙”。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則更加推崇,甚至認為它是“七絕之絕境,盛唐巨手到此者亦罕”。

    由此可看出這篇詩的價值。

     這類語淺情深的小詩,在中唐時代,元稹和白居易也很擅長,我們在後面還會讀到他們這樣的一些作品。

    在這裡,可以先舉白居易《禁中夜作書與元九》為例。

     心緒萬端書兩紙,欲封重讀意遲遲。

     五聲宮漏初明夜,一點殘燈欲滅時。

     白居易和元稹這兩位傑出詩人的深摯友誼,是祖國文學史上的佳話。

    他們的友誼植根于早年共同的政治立場和文學觀點。

    在相聚的時候,常常同遊,相别的時候,常常相念,這類的詩篇,在兩人集中都不少。

     這首詩是白居易在元和五年(810)任翰林學士,在宮禁中值夜時寫的。

    詩的前兩句寫給元稹寫信時的心情。

    寫的時候,心事很多,寫好要封,臨封又讀,遲遲地不立刻封好,生怕還有什麼要加上去,用意層層深入。

    事實上,就是上一詩二至四句之意,但隻用兩句寫盡,而挪出後兩句來描寫寫信時的景色,以作陪襯。

    這時候,宮漏已報五更,天剛發白,而窗下的燈也正因油已用完,快要滅了。

    這兩句隻寫景,不寫情,而人之由于“心緒萬端”,以至通夜未睡,自然可見。

    前兩句展示了心理活動;而後兩句則展示了當時環境。

    這兩句不獨描寫了他對于好友在正義鬥争中連遭打擊的惋惜以緻失眠(元和四年春,元稹奉命到東川按獄,因彈劾節度使違法加稅,又平反冤案多起,被當權派所忌,召還,分司東都。

    他在洛陽,仍舊不避貴要,劾奏他們的違法行為,終于在五年春貶官江陵府士曹參軍),而且也同時描寫了他本人與好友分離之後的凄黯心情。

    以景結情,而情自在景内。

     這首詩寫得詞淺意深,是詩人的一貫風格,但與張籍前詩相比,還不及其自然,所以不及張詩更為人們所喜愛和傳誦。

     我們再來讀《唐詩别裁》舉出來與《秋思》并論的岑參《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锺淚不幹。

     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天寶八載(749),詩人充任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府的書記。

    安西都護府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西。

    此詩當作于赴安西途中。

     前兩句寫西征思家之情。

    愈往西走,則離東面的故園愈遠了,所以說“東望路漫漫”。

    龍锺,在這裡指眼淚亂流的樣子。

    思家而流淚,淚流而袖濕,極形容離情,為後兩句作勢。

    自己正是滿腹離情,由東而西,恰好遇到一位去長安的使者,由西而東,這豈不是一個絕好的帶信的機會嗎?可是,馬上相逢,并無紙筆。

    信寫不成,機會又不可放棄,結果就隻有托那位使者帶個平安口信了。

    這的确也是“人人胸臆語”,樸素自然,不假雕琢,極平凡而極親切感人。

    這種語言風格,用傳統的文學批評的術語來說,叫做本色。

    本色是創作中很難達到的一種境界。

     王昭君 白居易 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 君王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宮裡時! 和親,即将貴族女子嫁給少數民族的君長,利用婚姻作為紐帶,以加強民族之間的關系,主要是政治關系,乃是漢、唐時代漢族統治階級常用的手段。

    派去和親的,絕大多數是皇室成員,這是當然的。

    因為這些所謂“金枝玉葉”,更容易引起對方的重視。

    西漢元帝時,王昭君以“後宮良家子”即一位普通宮女的身份嫁給南匈奴的呼韓邪單于,可算是一個罕見的例外。

    但這位普通宮女的命運,卻激動了兩千年來許多人的心。

    昭君出塞是我國最流行的民間故事之一,被以各種文藝樣式描寫着,傳播着。

    從晉代到清代,這個人物不僅多次出現在詩歌、講唱文學和戲曲裡,也廣泛出現在音樂,繪畫、雕塑裡。

    經過人民和曆代文學藝術家的發揮創造,王昭君逐漸成為一個豐富複雜的藝術形象。

     昭君出塞是真人真事,最早見于《漢書》的《元帝紀》和《匈奴傳》。

    竟甯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來朝,願意當漢朝的女婿,元帝就把王昭君嫁給了他。

    單于立她為阏氏(皇後),生了一個兒子。

    後來呼韓邪死了,昭君上書成帝,請求歸國。

    成帝命令她按照匈奴的風俗,再嫁給了呼韓邪單于的兒子複株累若鞮單于,又生了兩個女兒。

    如此而已。

    但到後來,“踵事增華”的結果,故事逐漸完整起來,而且愈來愈具有悲劇性質。

    綜合後來的傳說,這個昭君出塞的故事大體如下: 王嫱,字昭君(晉朝為了避司馬昭的諱,改稱她明君,唐人因為她嫁給了單于,算是妃子,又稱明妃),歸州(今湖北省興山縣南)人,長得極美,被選入宮。

    當時,元帝因為宮女太多,就要畫工毛延壽畫像進呈,選擇美貌的召幸。

    許多宮女都賄賂毛延壽,希圖得寵,隻有昭君不肯。

    毛延壽就陷害她,将她畫得極醜,所以一直沒有接近皇帝的機會。

    後來呼韓邪求婚,昭君就自己請求去和親,元帝也答應了,等到辭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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