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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七絕詩淺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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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對這種現象的抗議。

    和上面一首一樣,這裡說的,實質上也并非什麼年老年少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上的是非問題。

    正如身懷絕技的老歌人由于長了白胡子就被屏棄一樣,有安民治國之才的政治家也由于政見不同而被斥逐或投閑置散。

    如果要“事後生”,就得“染髭須”,如果要争取進用就得放棄自己正确的政見。

    這不是同樣地可悲嗎? 上一首從正面着筆,譏諷那些新貴,這一首從反面着筆,以勸人妥協來表示抗議,所謂正言若反,命意并無不同,兩詩都可謂精于用比。

     再遊玄都觀 劉禹錫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這首詩是上一首的續篇。

    詩前有作者一篇小序。

    其文雲: 餘貞元二十一年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

    是歲出牧連州(今廣東省連縣),尋貶朗州司馬。

    居十年,召至京師。

    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

    旋又出牧。

    今十有四年,複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觀,蕩然無複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于春風耳。

    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

    時大和二年三月。

     序文說得很清楚,詩人因寫了看花詩諷刺權貴,再度被貶,一直過了十四年,才又被召回長安任職。

    在這十四年中,皇帝由憲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換了四個,人事變遷很大,但政治鬥争仍在繼續。

    作者寫這首詩,是有意重提舊事,向打擊他的權貴挑戰,表示決不因為屢遭報複就屈服妥協。

     和上一首一樣,此詩仍用比體。

    從表面上看,它隻是寫玄都觀中桃花之盛衰存亡。

    道觀中非常寬闊的廣場已經一半長滿了青苔。

    經常有人迹的地方,青苔是長不起來的。

    百畝廣場,半是青苔,說明其地已無人來遊賞了。

    “如紅霞”的滿觀桃花,“蕩然無複一樹”,而代替了它的,乃是不足以供觀覽的菜花。

    這兩句寫出一片荒涼的景色,并且是經過繁盛以後的荒涼。

    與前首之“玄都觀裡桃千樹”,“無人不道看花回”,形成強烈的對照。

    下兩句由花事之變遷,關合到自己之升沉進退,因此連着想到:不僅桃花無存,遊人絕迹,就是那一位辛勤種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終,可是,上次看花題詩,因而被貶的劉禹錫現在倒又回到長安,并且重遊舊地了。

    這一切,哪能料得定呢?言下有無窮的感慨。

     再就其所寄托的意思看,則以桃花比新貴,與前詩相同。

    種桃道士則指打擊當時革新運動的當權派。

    這些人,經過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勢了,因而被他們提拔起來的新貴也就跟着改變了他們原有的煊赫聲勢,而讓位于另外一些人,正如“桃花淨盡菜花開”一樣。

    而桃花之所以淨盡,則正是“種桃道士歸何處”的結果。

    這,也就是俗話說的“樹倒猢狲散”。

    而這時,我這個被排擠的人,卻又回來了,難道是那些人所能預料到的嗎?對于扼殺那次政治革新的政敵,詩人在這裡投以輕蔑的嘲笑,從而顯示了自己的不屈和樂觀,顯示了他将繼續戰鬥下去。

     這種用比拟來進行諷刺的手法,詩人們是常用的,但有些作品,由于本事不傳,難以指實。

    現在舉一個本事清楚的例子,與劉禹錫這幾篇合讀,以加深對于這種藝術手法的認識。

     章碣《東都望幸》: 懶修珠翠上高台,眉月連娟恨不開。

     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首宮怨詩。

    唐以洛陽為東都。

    詩詠在洛陽的宮女盼望皇帝巡幸洛陽,以期承恩受寵,但終于落空的懊惱心情。

    前兩句寫這位宮女的怨恨。

    她已經懶于将自己打扮得翠繞珠圍,登上高台去盼望君王車駕的來臨了,像新月彎彎一般美麗的雙眉含颦深蹙,難得展開,為什麼呢?因為身在東都,不比在長安的宮女,可以有較多的機會和皇帝接近。

    後兩句翻進一層,她又想到,即使皇帝東巡,對自己也不會有什麼益處,因為他會把在長安所愛的美人也帶了來,那麼,自己又有什麼可能獲得恩寵呢?這真是絕望了。

     但據《唐摭言》所載,這首詩是作者寫來諷刺高湘的。

    高湘從南方回長安,路過連江。

    邵安石将自己寫的詩文呈獻給他,很受賞識。

    他就将邵帶到長安。

    後來他以禮部侍郎主持進士考試,邵就及第了。

    進士科是唐代讀書人最好的出路,及第以後,在政治上有遠大的前程。

    當時考卷,都不糊名,在考試之前,應考的人可以将作品送呈政界要人和文壇名宿,請其向主考推薦,稱為行卷。

    邵安石就是通過行卷而得到高湘賞識的。

    詩以望幸的宮女比包括自己在内的不第舉子,以君王比高湘,美人比邵安石,一目瞭然。

     這首詩和劉禹錫玄都觀兩詩,同樣是以比拟的方法對當時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諷刺,同樣是除了寄托的意思之外,仍然體現了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意象。

    但此詩不如劉詩之為人重視,這是因為它的諷刺的出發點是個人的功名得失,而劉詩則以政治上的腐朽勢力作為對象加以譏嘲,體現了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

    這樣,其價值自然就有了高下。

     題都城南莊 崔護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隻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勞動創造了世界,創造了人類本身,同時,從文藝的角度來說,還創造了人類各階級所獨具的美感。

    對于一切美好的人、物和事件,人們不但喜愛,而且往往長期地保留在記憶之中,永遠難以忘懷。

    這種生活經驗,是大家所共有的。

    為人所熟知的“人面桃花”的故事,也很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唐詩紀事》載此詩本事雲:“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

    叩門久,有女子自門隙問之。

    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

    ’女子啟關,以盂水至。

    獨倚小桃柯伫立,而意屬殊厚。

    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

    後絕不複至。

    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如故,而戶扃鎖矣。

    因題‘去年今日此門中’之詩于其左扉。

    ” 詩寫今昔之感。

    這今昔之感,是由于對于一位乍見旋離的貌美情多的姑娘的回憶而引起的。

    它本是由今思昔,卻用追叙,先寫去年。

    “今日”、“此門”,點明時間、地點,非常肯定,毫不含糊,可見印象的深刻,記憶的确切。

    當時,這座庭院裡,正是春風煦拂,桃花盛開,那位姑娘的臉面,正和桃花互相映照,紅得非常好看。

    詩人既不直接描摹桃花的嬌豔,也不直接形容姑娘的美麗,隻用“相映紅”三字一點,則人面花光,既相輝映,相陪襯,又在争妍鬥勝,不問可知。

    以花比喻美女,沿用既久,已成俗濫,而此詩所寫,則是眼前實景,所謂本地風光。

    将景色和人物融化在一起,可見當時詩人已經眼花缭亂,不辨是花是人。

    今日回憶起來,也還有這種印象。

    這前兩句寫過去。

     後兩句才寫現在。

    同是今日,同是此門。

    門從外面鎖着,可見人已經遷走了,屋子空了。

    那張與桃花相映紅的美麗的面龐已經消失,而無數朵與那張美麗面龐相映紅的桃花卻依舊在春風中歡笑,這該使重訪舊遊之地的詩人感到多麼失望和惆怅啊! 詩的前兩句從今到昔,後兩句從昔到今,兩兩相形,情緒上的轉變很劇烈,但文氣一貫直下,轉折無痕。

    它的本事既很動人,語言又極真率自然,明白流暢,因而一直傳誦人口,成為常用的典故。

     沈括《夢溪筆談》說,此詩第三句原作“人面不知何處去”,後來作者認為“其意未工,語未全”,就改“不知”為“隻今”,“雖有兩‘今’字不恤”,因為作詩要以“語意為主”。

    沈是北宋人,這一記載可能是有根據的。

    現在看來,“隻今”的确比“不知”好,因為這樣一改,使得今昔之感變得更突出,更鮮明了。

     趙嘏的《江樓感舊》可以和崔詩比觀: 獨上江樓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來玩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

     此詩也是對于一件美好的事、一位親密的人的回憶。

    至于其人是男是女,是好友還是情人,詩人既未明言,讀者也無須深究。

     前兩句寫今夜登江樓,望明月。

    而起句冠以“獨上”,接以“思渺然”,就伏下了以下懷人感舊的情事。

    次句寫江天月色,月光明淨如水,而水光又澄清如天,事實上也就是王勃《滕王閣詩序》中所說的“秋水共長天一色”,雖然我們并不能斷其為春為秋。

    月、水、天,三者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極其空靈明麗的圖景。

    李商隐詩雲:“水精如意玉連環”(《贈歌妓》),溫庭筠詞雲:“水精簾裡玻璃枕”(〔菩薩蠻〕),都是形容想象中最明潔的境界。

    此句仿佛似之,但屬實有,而非虛拟。

    這樣幽美的風物,為什麼會引起登臨者的渺然之思呢?這裡隻用獨上二字暗點,引起下文。

     後兩句由今思昔,着重寫出物是人非。

    一樣的江樓,一樣的明月,一樣的流水,一樣的遙空,隻是同來玩賞的人,已經不知所往了。

    “人何處”,應上“獨上”。

    不說風景和去年全然相同,而隻說其與去年依稀相似,這就敷上了一層感情的色彩,暗示出景物盡管如前,由于人事之變遷,在重遊之人的心目中,就不能毫無差别。

    這種心理描繪是極為細緻的,很容易被忽略過去。

     這首詩也是以前後各兩句對照,表現對物思人。

    但崔詩是從昔到今,一上來就寫出去年情事,是從回憶中追叙往事。

    此詩則是從今到昔,先寫今日,而以往事作結。

    直抒胸臆,彼此雖同,而章法安排,卻又相異。

     我們再來讀一首劉禹錫的《楊柳枝詞》: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闆橋。

     曾與美人橋上别,恨無消息到今朝。

     詩人在這裡,首先為我們展出了一幅春江送别圖。

    在江邊一個灣子裡,岸旁長着楊柳,萬縷千條,臨風拂水。

    出一“春”字,不僅點明季節,而且為畫面添上許多春色,許多風光。

    不寫江邊其他花樹而獨寫楊柳,則又為下文的别情作張本。

    在江岸上,楊柳邊,還有一座闆橋。

    當然這隻是一座極其普通的木橋,不是什麼“朱橋”、“赤闌橋”之類。

    正是在這座闆橋上,詩人分别了他所熱愛的一位姑娘。

    于是,這座毫不起眼的闆橋,也和美麗的春江,袅娜的垂柳,同樣在詩人心中保留着永遠新鮮的記憶了。

    今日重來舊地,一瞬之間,已過了二十年。

    春江、垂柳、闆橋,都還如舊,而那位使這一切都在詩人心中獲得了永久的生命的人呢?什麼消息也沒有。

    晏殊〔踏莎行〕雲:“當時輕别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清平樂〕雲:“人面不知何處,綠波依舊東流。

    ”正是此意。

    所以到頭來惟有一“恨”而已。

    這個恨字下得沉重,含義豐富。

    它可以是恨自己之輕别,也可以恨美人之無情或薄命;也可以是恨音信之間隔,關山之迢遞,而其總的根子則在于直到今朝,毫無消息,舉此一端,可見其餘。

     這首詩命意與上兩首相同,也屬于感舊懷人之作。

    其章法則是由今及昔,與趙詩相同,但以前三句寫昔,一句結今,又有同中之異。

     以上三首詩都是寫對于自己生活中出現過、存在過但現在已經消失了的美好事物的回憶留戀之情,而且同樣具有感情真摯、語言流利、一氣呵成的特色。

    大體說來,和上面讀過的張籍的《秋思》、岑參的《逢入京使》很接近。

    但岑、張兩詩純系寫情,此三首則兼具景物,因情敷彩,融景入情,也不完全一緻。

    這幾篇詩,都可以算得上情文并茂,妙造自然的上乘之作,雖然趙嘏一篇格調稍弱。

     酬曹侍禦過象縣見寄 柳宗元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

     春風無限潇湘意,欲采花不自由。

     柳宗元于永貞元年參與王叔文等領導的政治革新失敗之後,被貶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縣)司馬。

    這篇詩是在永州貶所寫的。

    關于曹侍禦的生平,他經過象縣(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象縣)的原由及他贈送柳宗元那一首詩的内容,今天都已無可考。

    從這一首回答他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柳宗元對他很是友好,願意向他吐露自己的心情。

    這位侍禦史至少是詩人不幸命運的同情者,也可能是其政治主張的支持者。

     前兩句扣題曹侍禦過象縣。

    破額山當是象縣附近柳江旁邊的一座山,今已無從指實其地(今湖北省黃梅縣西北有破額山,與此無涉。

    因為黃梅遠在永州之北,而象縣則在其南。

    象縣與黃梅的破額山,地理上相距過遠,似不容關合在一起)。

    碧玉,春水綠波的代語。

    騷人,本以指屈原、宋玉等《離騷》體(即楚辭體)詩的作者,後來用作“志潔行芳”的文人的美稱,這裡是指曹侍禦。

    木蘭是一種香木,以木蘭為舟,也是取其芳潔,這裡隻是用來作為對騷人形象的一種補充描寫,并非侍禦所乘之舟真是以木蘭為原料制成。

    這是詩人想象中曹某經過象縣的情景。

    破額山前,像碧玉一般的江水滔滔地流着。

    這時,一位芳潔的人,乘着芳潔的船,在這裡暫時停下了。

    永州離象縣還很遙遠,從永州想象其停泊的情況,所以謂之“遙駐”。

    于景色,則僅言碧玉流,于人物,則僅言騷人、蘭舟,而景之明秀清幽,人之高尚閑雅,皆在其内。

    一般贈詩,都有贊美對方的話,答詩作為回敬,也是如此。

    曹的原詩雖不可見,但答詩在寫曹經過象縣之事,即寓贊美之意于其中,乃是題中應有之義。

     後兩句扣題酬見寄。

    潇湘本是二水,湘水到了永州之西,就與潇水合流,稱為潇湘。

    是一種多年生水草,春天開白花。

    柳宗元這時貶居永州,所以說,承你遠道以詩相寄,但我即使非常想就近在潇湘水上,春風之中,采些花寄給你,作為報答,可是也沒有這個自由啊!從《永州八記》等文章看來,柳宗元在當地可以尋幽訪勝,不受限制,不至于連采花都沒有自由,所以這“無限”之“意”,應當另求解釋。

    《古詩》雲:“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

    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

    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用意與此兩句極近。

    然而《古詩》所指相同之心,離居之悲,乃是為故鄉的一位親人——很可能是詩人的妻子或情人——而發,而柳詩則明屬在象縣的曹侍禦。

    這時作者正由于政争失敗,遠谪南方,那麼“無限”意自是涉及政治感情,“不自由”也是屬于政治範疇,即《始得西山宴遊記》中所謂“自餘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的那種境況了。

    曹某原詩,很可能有安慰詩人,勸其安分俟時的話,所以他用這兩句作答,以傾訴其抑郁不平的心情。

     古代文學理論自來認為,作詩有賦、比、興三種方法。

    大體說來,賦是“鋪陳”,即“直書其事”,“體物寫志”。

    比是“以彼物比此物”,“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興是“托事于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故常常“文已盡而意有餘”。

    這三種方法自來為詩人們所交替使用,其中略同于現代心理學中所謂“聯想”的興,顯然比單純的類比(比)或鋪陳(賦),表現得更複雜,更難于為讀者所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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