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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七絕詩淺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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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略同于“聯想”的興與略同于“類比”的比,在科學範疇中雖然可以清楚地加以區别,但體現在文學創作中,往往不容易截然分開。

    所以注家解釋《詩經》,常有“興而比也”的說法,而後人論詩,也常以比興連稱。

    柳宗元這首詩,顯然是以采起興,寄托自己的政治感情,他描寫的是一件小事情,而反映的是一個大問題,又寫得微婉曲折,沉厚深刻,不露鋒芒,和他當時具體的身份、環境恰相符合,可以說是純用興體。

     在唐人七絕中,也和在整個古典詩歌中一樣,以賦、比二體寫成的作品較多,興而比或全屬興體的較少。

    杜牧的《将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也稱得上是一首“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已盡而意有餘”的名篇。

     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這首詩是作者于宣宗大中四年(850)将離長安到湖州(即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市)任刺史時所作。

    樂遊原在長安城南,地勢高敞,可以眺望,是當時的遊覽勝地。

     杜牧不但長于文學,而且具有政治、軍事才能,渴望為國家作出貢獻。

    當時他在京城裡任吏部員外郎,投閑置散,無法展其抱負,因此請求出守外郡。

    對于這種被迫無所作為的環境,他當然是很不滿意的。

    詩從安于現實寫起,反言見意。

    武宗、宣宗時期,牛李黨争正烈,宦官擅權,中央和藩鎮及少數民族政權之間都有戰鬥,何嘗算得上“清時”?詩的起句不但稱其時為清時,而且進一步指出,既然如此,沒有才能的自己,倒反而可以借此藏拙,真是很富于生活情趣了。

    次句承上,點明“閑”與“靜”就是上句所指之“味”。

    而以愛孤雲之閑見自己之閑,愛和尚之靜見自己之靜,這就把閑靜之味這樣一種抽象的感情形象地顯示了出來。

     第三句一轉。

    漢代制度,郡太守一車兩幡。

    幡即旌麾之類。

    唐時刺史略等于漢之太守。

    這句是說,由于在京城抑郁無聊,所以想手持旌麾,遠去江海(湖州北面是太湖和長江,東南是東海,故到湖州可雲去江海)。

    第四句再轉。

    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長安西邊醴泉縣的九嵏山。

    古人離開京城,每每多所眷戀,如曹植詩:“顧瞻戀城阙,引領情内傷。

    ”(《贈白馬王彪》)杜甫詩:“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至德二載,自京金光門出,乾元初,有悲往事》)都是傳誦人口之句。

    但此詩寫登樂遊原不望皇宮、城阙,也不望其他已故皇帝的陵墓,而獨望昭陵,則是别有深意的。

    唐太宗是唐代、也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傑出的皇帝。

    他建立了大唐帝國,文治武功,都很煊赫;而知人善任,惟賢是舉,則是他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詩人登高縱目,西望昭陵,就不能不想起當前國家衰敗的局勢,自己閑靜的處境來,而深感生不逢時之可悲可歎了。

    詩句雖然隻是以登樂遊原起興,說到望昭陵,便戛然而止,不再多寫一字,但其對祖國的熱愛,對盛世的追懷,對自己無所施展的悲憤,無不包括在内。

    寫得既深刻,又簡煉,既沉郁,又含蓄,真所謂“稱名也小,取類也大”。

    與柳詩同讀,使人不能不感到菊芳蘭秀,各擅勝場。

     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元稹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前面談到白居易《禁中夜作書與元九》一詩的時候,我們已經大略介紹了元、白兩位詩人的友誼及其在創作中的反映。

    他們有關這方面的詩篇,都具有感情誠摯,語言樸素的特點。

    詞淺意真,非常出色,不事雕琢,特别富于魅力。

    我們現在再選讀幾首。

     此詩是元和十年(815)寫的。

    這年三月,元稹貶通州(今四川省達縣)司馬,八月,白居易又貶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馬。

    兩人同受權貴打擊,被迫離開長安,左遷外郡,心境都很悲涼。

    元稹在通州染上瘧疾,生了很久的病,在病中他聽到好友也和自己一樣,遭到不幸,就寫下了這首詩。

    白居易看到以後,給元稹寫信說:“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仆心哉!”足見其深受感動。

     首句描繪當時景色,就已經形成了一種悲劇氣氛。

    燈已殘了,可見夜深。

    深夜孤燈,客居不寐,已是凄涼黯淡,何況此燈又因久燃油盡,已無焰光,隻剩下一片昏沉沉的影子呢(幢幢,昏暗貌)?次句叙所聞。

    首以“此夕”點明時間,聯系上句所寫景色,下句所寫心情,鄭重出之。

    “君”,點明人,“谪九江”,點明事。

    第三句寫在如此凄涼黯淡的景物中,忽然聽到如此驚心動魄的消息,已經使人難以忍受了,何況自己這時又正生着病,而且病得要死呢?“驚坐起”三字,安放在“垂死病中”四字之下,極有分量。

    垂死之病,當然難以坐起,而居然坐起,則此消息之驚人,聞者之震動,都被強烈地表達了出來,而作者所受刺激之深刻及心情之悲痛也自然同樣強烈地被表達出來了。

    末句以景結情,回應首句。

    此時此地,此種心情,而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惟有風雨撲窗而已。

    風而曰“暗”,應“殘燈”;窗而曰“寒”,應“長夜”,都與詩人當時的心情一緻,非常協調。

     此詩用悲劇氣氛來襯托人物的環境和心情,極其出色。

    它使我們今天讀後,也似乎置身其中,感受到詩人當時所感受的一切。

    這不隻是由于作者高超的技巧,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真摯深厚的感情。

     以下兩首元詩,也是約略同時之作。

    《得樂天書》雲: 遠信入門先有淚,妻驚女哭問何如? 尋常不省曾如此,應是江州司馬書。

     前兩句寫自己看到遠方來了一位傳書的信使(送信的使者,古人稱為信,信則稱為書),就立刻流下眼淚來。

    這種特殊的表現,震動了一家人,妻子吃了一驚,而女兒則看到爸爸哭,也就跟着哭了。

    後兩句是妻子的忖度。

    在尋常的日子,記不起丈夫有過這種情況,恐怕這位信使送來的是白居易的書信,才使得他如此地激動吧。

    此詩起得突兀,一上來就敲響了讀者的心弦,而收筆卻又以掃為生,留下了非常豐富而耐人尋味的、要讀者自己去尋味的情事。

    因為,從字句表面看,妻子的忖度是對的,這就完結了。

    但如果不是夫妻之間經常談及這位淪落江州的好友,她何能這般敏感,一下子就發現了丈夫感情上的秘密?而在這之後,彼此又該有多少關于這封書信中所寫内容的談論,這不都是前前後後所必然有的情景,應當浮現在我們的想象之中嗎? 又如《酬樂天頻夢微之》雲: 山水萬重書斷絕,念君憐我夢相聞。

     我今因病魂颠倒,惟夢閑人不夢君。

     志同道合,交誼深厚的朋友,總希望經常見面,如果分開了,就希望經常通信,而如果山長水遠,連通信都不方便,那便隻有夢中相見,以慰離懷了。

    白居易屢次夢見元稹,作詩相告,正表現了這種生活常情,如此詩前兩句所寫的。

    但元稹收到白居易這首訴說衷腸的詩篇的時候,正在病中。

    由于生病,精神就颠倒了。

    經常想念的好友不曾出現于夢中,而一向沒有想到過的“閑人”卻屢次在夢中出現,這就更使自己感到離群索居的悲痛了。

    以夢中相見代替實際相見,已令人感到惆怅,何況夢中也不曾相見呢?這是深入一層的寫法。

    前兩句屬白,後兩句屬己,以白之頻頻夢己,與己之因病未嘗夢白對照,事異情同。

    寫入夢以見相思之切,人之所同;寫不入夢而仍見相思之切,則是己之所獨。

    這是此詩别開生面之處。

     這兩首詩純用白描,幾乎沒有設色布景,而人物形象非常生動,情調也非常感人。

     我們再來讀兩首白居易被貶江州後,由長安赴江州途中寄給元稹的詩。

    《藍橋驿見元九詩》雲: 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我去時。

     每到驿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

     這首詩是作者經過藍橋驿時所作。

    驿在今陝西省藍田縣東南,是當時由長安通往河南、湖北路上的一個中途站。

    元和十年正月,元稹從唐州返回長安,寫了《西歸絕句》十二首(我們在前面已讀過其中的“五年江上”一首),其中寫藍橋驿的一首道:“雲覆藍橋雪滿溪,須臾便與碧雲齊。

    ”因為他歸時正逢春雪。

    其年三月,元稹再貶通州,而白居易則在八月由太子左贊善大夫貶江州。

    秦嶺本是橫亘陝西、甘肅的一條山脈,但在這裡,則是作為位于秦嶺之麓的長安的代稱。

    前兩句對起,上言元在春季之滿心歡暢地回到京城,下句言己在秋日之滿懷抑郁地被斥遠郡。

    說元,隻及其正月重返而不及其三月再貶;說己,隻及其現在谪外而不言其原來留京。

    這都是互文見義,舉一端而他端自見。

    這年春天,兩位好友,久别重逢,曾和樊宗師、李建等人同遊城南名勝。

    兩位詩人曾在馬上“戲誦新豔小律”,生活非常愉快;而好景不常,元既再貶,白又繼之,真所謂禍不單行了。

    情況使人如此難堪,但出語很平淡。

    隻有深入地理解了他們的處境,才能體會詩人要對自己的感情進行多麼強勁的控制,才能夠使之更其深化,而用這種貌似平淡,實極沉哀的語言表達出來。

     後半點題。

    古代詩人旅行或遊覽時有一個習慣:常常将自己随時寫的作品題在旅店或名勝地點建築物的牆壁上或屋柱上,供人欣賞。

    許多著名的作品,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流傳下來的(如舊傳為李白作的〔菩薩蠻〕詞,就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本詩寫來到驿亭,下馬之後,不幹别的,先去尋覓元稹的題詩。

    這固然表示了對好友的蹤迹之關切、作品之愛好,但着一“每”字,則貫通前後,顯示了在這之前,已經如此,在這之後,還會如此。

    《西歸絕句》中的藍橋驿題句,白居易當然早已看到,雖然早已看到,甚至于背熟了,但到了好友數月之前,心情舒暢的題詩之處,還是不能不想到首先要将他題在壁柱之上的手迹欣賞一番,則數月中人事之變遷,行蹤之離合,心境之悲歡等等,在詩人情緒上的劇烈波動,都不必明說了。

     此詩寓沉痛于平淡之中,玩之若淺近,索之愈深遠。

    在白居易的七絕中别具一格。

     再看《舟中讀元九詩》: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

     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

     這首詩也作于赴江州道中,在前篇之後。

    這時,作者已由陸行改為水行了。

    前半叙事。

    長夜孤舟,好友的作品無疑地是最好的、足以破岑寂的伴侶。

    正如宋人陳師道在《絕句》一詩中所寫的:“書當快意讀易盡。

    ”白居易沉浸在藝術享受之中,反複玩味,在心弦上不斷地與好友共鳴,終于将詩讀完了。

    這時,燈已殘,夜已半,眼已痛,但天還沒有發白。

    由于心潮澎湃,卻怎麼也無法入睡了,隻好将殘燈滅掉,坐待黎明。

    這時,逆風吹起白浪,叩擊船舷,正和洶湧的心潮,互相應和,此起彼伏,物我難分。

    末句點明舟中,雖然也是以景結情,與王昌齡《從軍行》之“高高秋月下長城”及元稹《西歸絕句》之“小桃花樹滿商山”諸句相同,而兼有比興,構思尤其神妙。

     歐陽修論詩,有“窮者而後工”之說,常為後人所稱引。

    所謂窮,如他在《梅聖俞詩集序》中所解釋的:“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

    蓋愈窮則愈工。

    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元稹和白居易早歲有意從事政治革新,并曾通過文學活動推動這種革新,但收效不大。

    元和十年,兩人又都是由于反對當時權貴在政治上不利于人民和國家的舉措而貶官,這就是歐陽修所謂窮了,因此,他們之間互相懷念、安慰和支持而寫出的一些作品,自然也就工了起來。

     南園(十三首錄二) 李賀 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挂玉弓。

     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

     南園是李賀在家鄉福昌縣(今河南省宜陽縣)昌谷的讀書之處。

    他就園中所欣賞的景物,所觸發的心情,寫了十三首詩,包括七言絕句十二首,五言律詩一首,即以作詩的地點命題。

     這一首寫對自己目前生活方式的觀感。

    西漢末年的揚雄,少年時代很愛作賦,後來覺得從事文學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像孩子們雕刻什麼玩意兒,成年人是不幹的(“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起句就是用的這個典故,說自己搜尋篇章,摘錄字句,老是幹着這種雕蟲小技。

    次句進而描寫攻讀的辛勤。

    尋章摘句,孜孜不息,白晝如此,夜間亦然。

    通宵苦讀,不覺之間,天又亮了。

    一彎弦月,像玉弓一樣,懸挂天邊,從簾隙中透了進來。

    第三四句轉到另外一面。

    遼海,遼河流域濱海地區,這裡泛指邊疆征戰之地。

    宋玉作《九辯》,極寫秋景之可悲,所以後人通以悲秋代表文人的感傷情緒。

    這是說,難道沒有看見遼海地區常有征戰?悲秋(哭秋風)的文章到了那裡,又有什麼地位(價值)呢? 長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諧取自容。

     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這首詩前半寫西漢時代兩個著名人物的遭遇。

    長卿,司馬相如字。

    他是當時最傑出的賦家,早年失意(牢落),生活貧困,家裡什麼也沒有,所以說“悲空舍”。

    曼倩,東方朔字。

    他在漢武帝宮廷中,以滑稽小醜身份出現,其實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常常利用開玩笑(诙諧)的方式進行諷谏,但避免直接觸犯皇帝,所以說“取自容”。

    司馬相如早年,有文才而不為皇帝所知。

    東方朔雖然進入宮廷,但又必須以诙諧的方式出現,才能夠呆下去。

    在李賀看來,都是不值得羨慕的。

    所以後半也同上一首詩一樣,轉到另外一個方面。

    見買,猶言将買。

    若耶溪在今浙江省紹興縣境内,相傳春秋時代著名的制劍工藝家歐冶子曾以溪中的銅鑄成利劍。

    猿公相傳是春秋時代一位精于劍術的仙猿,曾化作老人,與另一位精于劍術的處女比過劍。

    這是說,既然如此,我就幹脆走另外一條路吧。

    我将買把好劍,投師學藝,就武棄文。

     這兩首詩内容大緻相同。

    它們表現的事實上是一種懷才不遇的牢騷,但以慨歎文人無用的方式來表達。

    學文沒有得到滿意的出路,就想轉而習武,考進士不第,就想投奔藩鎮或赴邊疆從軍。

    這在當時,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社會風氣和想法。

    詩篇也正表明了這種想法。

     李賀是唐代乃至整個古代詩壇上最具有藝術特色的作家之一。

    他那種極其豐富而又奇特的想象,音響顔色變化無窮的語言,都是罕見的。

    而他對于生活的洞察力,則是這些藝術上獨特成就的根源。

    這些特色,主要的是表現于其古體詩中。

    他的律詩、絕句,相形之下不免遜色。

    這種事實告訴我們,任何一個作家,并不可能如元稹在其所撰的杜甫墓志中所說的那樣:“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

    ”這連杜甫也沒有能做到,何況李賀?理解這一點,對于我們實事求是地評價一個作家,不是沒有用處的。

    因為這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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