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簾子挂起。
城南[1]
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
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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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一首也誤收入元好問《遺山詩集》卷十四，題作《春日寓興》。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臨川人，有《臨川文集》。
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時和後世許多人的敵視，但是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學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詩，例如先後注釋他詩集的兩個人就是很不贊成他的人[1]。
他比歐陽修淵博，更講究修詞的技巧，因此盡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實，把鋒芒犀利的語言時常斬截幹脆得不留馀地、沒有回味的表達了新穎的意思，而後來宋詩的形式主義卻也是他培養了根芽。
他的詩往往是搬弄詞彙和典故的遊戲、測驗學問的考題；借典故來講當前的情事，把不經見而有出處的或者看來新鮮而其實古舊的詞藻來代替常用的語言。
典故詞藻的來頭愈大，例如出于《六經》、《四史》，或者出處愈僻，例如來自佛典、道書，就愈見工夫。
有時他還用些通俗的話作為點綴，恰像大觀園裡要來一個泥牆土井、有“田舍家風”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錦上添花”這個“俚語”用進去的一首詩可能是他的《即事》[2]。
把古典成語鋪張排比雖然不是中國舊詩先天不足而帶來的胎裡病，但是從它的曆史看來，可以說是它後天失調而經常發作的老毛病。
六朝時，蕭子顯在《南齊書》卷五十二《文學傳論》裡已經不很滿意詩歌“緝事比類……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锺嵘在《詩品》裡更反對“補假”“經史”“故實”，換句話說，反對把當時骈文裡“事對”、“事類”的方法應用到詩歌裡去[3]；唐代的韓愈無意中為這種作詩方法立下了一個簡明的公式：“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4]。
也許古代詩人不得不用這種方法，把記誦的豐富來補救和掩飾詩情詩意的貧乏，或者把濃厚的“書卷氣”作為應付政治和社會勢力的煙幕。
第一，從六朝到清代這個長時期裡，詩歌愈來愈變成社交的必需品，賀喜吊喪，迎來送往，都用得着，所謂“牽率應酬”。
應酬的對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質愈低，他應酬的範圍愈廣，該有點真情實話可說的題目都是他把五七言來寫“八股”、講些客套虛文的機會。
他可以從朝上的皇帝一直應酬到家裡的妻子——試看一部分《贈内》、《悼亡》的詩；從同時人一直應酬到古人——試看許多《懷古》、《吊古》的詩；從旁人一直應酬到自己——試看不少《生日感懷》、《自題小像》的詩；從人一直應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陽賞菊、登泰山、遊西湖之類都是《儒林外史》裡趙雪齋所謂“不可無詩”的。
就是一位大詩人也未必有那許多真實的情感和新鮮的思想來滿足“應制”、“應教”、“應酬”、“應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龍·情采》篇所謂“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懶取巧，羅列些古典成語來敷衍搪塞。
為皇帝做詩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漢武帝的轶事，為菊花做詩免不了扯進陶潛、司空圖的名句。
第二，在舊社會裡，政治的壓迫和禮教的束縛剝奪了詩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寫的自由。
譬如他對國事朝局的憤慨、在戀愛生活裡的感受，常常得指桑罵槐或者移花接木，繞了個彎，借古典來傳述；明明是時事，偏說“詠史”，明明是新愁，偏說“古意”，甚至還利用“香草美人”的傳統，借“古意”的形式來起“詠史”的作用，更害得讀者猜測個不休。
當然，碰到緊急關頭，這種煙幕未必有多少用處。
統治者要興文字獄的時候，總會根據無火不會冒煙的常識，向詩人追究到底，例如在“烏台詩案”裡，法官逼得蘇轼把“引證經傳”的字句交代出來。
除掉這兩個社會原因，還有藝術上的原因；詩人要使語言有色澤、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讀者對詩的内容作更多的尋味，就用些古典成語，仿佛屋子裡安放些曲屏小幾，陳設些古玩書畫。
不過，對一切點綴品的愛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為主，好好一個家陳列得像古董鋪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詩變成“垛疊死人”或“牽絆死屍”[5]。
北宋初的西昆體就是主要靠“挦扯”——锺嵘所謂“補假”——來寫詩的。
然而從北宋詩歌的整個發展看來，西昆體不過像一薄層、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沒有在水裡滲入得透，溶解得勻；它隻有極局限、極短促的影響，立刻給大家瞧不起[6]，并且它“挦扯”的古典成語的範圍跟它歌詠的事物的範圍同樣的狹小。
王安石的詩無論在聲譽上、在内容上、或在詞句的來源上都比西昆體廣大得多。
痛罵他禍國殃民的人都得承認他“博聞”、“博極群書”[7]；他在辯論的時候，也破口罵人：“君輩坐不讀書耳！”[8]又說自己：“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9]。
所以他寫到各種事物，隻要他想“以故事記實事”[10]——蕭子顯所謂“借古語申今情”，他都辦得到。
他還有他的理論，所謂“用事”不是“編事”，“須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11]；這也許正是唐代皎然所說“用事不直”[12]，的确就是後來楊萬裡所稱贊黃庭堅的“妙法”，“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13]。
後面選的《書湖陰先生壁》裡把兩個人事上的古典成語來描寫青山綠水的姿态，可以作為“借事發明”的例證。
這種把古典來“挪用”，比了那種捧住了類書[14]，說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誠然是心眼兒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總不免把借債來代替生産。
結果是跟讀者捉迷藏，也替箋注家拉買賣。
流傳下來的、宋代就有注本的宋人詩集從王安石集數起，并非偶然。
李壁的《王荊文公詩箋注》不夠精确，也沒有辨别誤收的作品，清代沈欽韓的《補注》并未充分糾正這些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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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論李壁注王安石詩“緻譏”“寓貶”；沈欽韓《王荊公文集注》卷一《上五事劄子》注、《詩集補注》卷二《君難托》、《何處難忘酒》、卷四《和郭功甫》、《偶書》、《韓忠獻挽詞》、《故相吳正憲公挽詞》等注。
[2]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卷三十四。
[3]參看劉勰《文心雕龍》第三十五篇、第三十八篇。
[4]《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五《登封縣尉盧殷墓志》；“資”字值得注意，跟杜甫《奉贈韋左丞丈》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涵義大不相同。
[5]曾慥《類說》卷五十六載《古今詩話》，江少虞《皇朝類苑》卷三十九。
[6]例如文彥博《文潞公文集》從卷四起就漸漸擺脫西昆的影響。
甚至《西昆酬唱集》裡的作者也未必維持西昆體的風格，例如張詠《乖崖先生文集》裡的詩都很粗率，而《西昆酬唱集》卷上有他的《館中新蟬》。
[7]例如楊時《龜山先生集》卷十七《答吳國華書》，晁說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等。
[8]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
[9]《臨川集》卷七十三《答曾子固書》。
[10]胡仔《苕溪漁隐叢話》前集卷三十五引《西清詩話》論王安石。
[11]《苕溪漁隐叢話》後集卷二十五引《蔡寬夫詩話》記王安石語，亦見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卷四十一《窺園》詩注。
[12]《詩式》卷一“詩有四深”條。
[13]《誠齋集》卷一百十四《詩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