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頗有情緻。
關于《滄浪詩話》，此地不能多講，隻有兩件事還值得一提。
當時跟《滄浪詩話》的主張最符合的是包恢《敝帚稿略》裡幾篇文章[4]，而據《樵川二家詩》卷首黃公紹的序文[5]，嚴羽是包恢的父親包揚的學生；當然，徒弟的學問和意見未必全出于師父的傳授，不過假如師兄弟倆的議論相同，這裡面就有點關系。
《滄浪詩話》的主張不但跟十九世紀歐洲頗為風行的一派詩論接近，并且跟古印度的一派詩論暗合，更妙的是那派詩論的口号恰恰相當于漢文的“韻”字[6]；印度的文藝理論沒有介紹到中國來過，“禅”不過沾了印度哲學一點兒邊，所以這個巧合很耐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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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就有胡鑒的注本，還有僅注《詩體》一節的王玮慶《滄浪詩話補注》。
[2]王骥德《曲律》卷三《雜論》第三十九上（參看第二十一、第二十六），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二《趙升之制義序》、《戲鴻堂稿自序》，王铎《拟山園初集》第二十四冊《文丹》。
[3]例如方回《桐江集》卷七《〈詩人玉屑〉考》，李東陽《懷麓堂集·雜記》卷十，胡應麟《詩薮》内編古體中，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卷二等；參看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稱贊《滄浪詩話》，而卷一百四十七說嚴羽的詩“僅具聲響，全乏才情”。
[4]卷二《答傅當可論詩》、《答曾子華論詩》、卷五《書徐子遠〈無弦稿〉後》。
馬金編戴複古《石屏詩集》有包恢序，《敝帚稿略》漏收，裡面的議論也可參證。
[5]《在軒集》失收。
[6]參看德《梵文詩學史研究》第二冊第五章、第六章。
（1925年倫敦版第181頁、190頁、226頁）
有感[1]
誤喜殘胡滅，那知患更長！黃雲新戰路，白骨舊沙場。
巴蜀連年哭，江淮幾郡瘡。
襄陽根本地，回首一悲傷。
聞道單于使，年來入國頻。
聖朝思息戰，異域請和親。
今日唐虞際，群公社稷臣；不防盟墨詐，須戒覆車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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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有六首。
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宋師會合蒙古師滅金；理宗端平二年至淳祐六年蒙古師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理宗寶祐六年（公元1258年）至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師攻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結果宋宰相賈似道向蒙古求和，以“稱臣納币”為條件；宋度宗趙禥鹹淳三年（公元1267年）蒙古師圍襄陽，一直圍困到鹹淳九年守将呂文煥因賈似道不派兵援救，獻城出降。
嚴羽這些詩大約是鹹淳三年以後所作。
[2]訂和約，就不防備敵人的反覆無常、不守信義，那可得小心，别重新吃大虧。
臨川逢鄭遐之之雲夢[1]
天涯十載無窮恨，老淚燈前語罷垂。
明發又為千裡别，相思應盡一生期。
洞庭波浪帆開晚，雲夢蒹葭[2]鳥去遲。
世亂音書到何日？關河一望不勝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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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題目原作《臨川逢鄭遐之雲夢》，疑心漏掉一個“之”字；鄭遐之到湖北去，路過江西，遇見嚴羽。
[2]雲夢澤邊的蘆荻；這是用《詩經》裡《秦風·蒹葭》的語意，表示分手之後，盈盈一水，相望相思。
樂雷發
樂雷發（生年死年不詳）字聲遠，自号雪矶，舂陵人，有《雪矶叢稿》。
他在當時的詩名并不大，其實算得宋末小家裡一位特出的作者，比較有雄偉的風格和激昂的情調。
近體詩還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裡。
烏烏歌[1]
莫讀書！莫讀書！惠施五車[2]今何如？請君為我焚卻《離騷賦》，我亦為君劈碎《太極圖》[3]；朅來相就飲鬥酒，聽我仰天呼烏烏[4]。
深衣大帶講唐虞，不如長纓系單于；吮毫搦管賦《子虛》，不如快鞭躍的盧[5]。
君不見前年賊兵破巴渝，今年賊兵屠成都[6]；風塵洞兮豺虎塞途，殺人如麻兮流血成湖。
眉山書院嘶哨馬，浣花草堂巢妖狐[7]。
何人笞中行[8]？何人縛可汗？何人丸泥封函谷[9]？何人三箭定天山[10]？大冠若箕兮高劍拄頤；朝譚回轲兮夕講濂伊[11]。
绶若若兮印累累，九州博大兮君今何之？有金須碎作仆姑[12]，有鐵須鑄作蒺藜。
我當贈君以湛盧青萍之劍，君當報我以太乙白鵲之旗[13]。
好殺賊奴取金印，何用區區章句為？死諸葛兮能走仲達，非孔子兮孰卻萊夷[14]？噫！歌烏烏兮使我不怡，莫讀書！成書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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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據樂雷發後人樂宣的《雪矶叢稿跋》，樂雷發在寶祐元年（公元1253年）中特科狀元，“時元兵大起，西北多虞……嘗為《烏烏歌》……勵志發憤”。
詩的宗旨是感慨在國家危急之際，書生真是“百無一用”的廢物。
書生包括兩種人，寫作詞章的文學家和研究性理的道學家，而似乎對後者譴責得更多。
南宋時道學的聲勢已在評論劉子翚的時候提起過，作家像陳造、徐似道等偶爾寫了些詩詞諷刺道學家的詐僞（《江湖長翁文集》卷六《正學》、卷七《送項平甫》，《癸辛雜識》續集卷上載《一剪梅》詞），政客像劉德秀、胡纮之流紛紛上過奏章攻讦道學家“蟠據朝廷，幾危社稷”，“圖為不軌”（李心傳《道命錄》卷七上，參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褒贈伊川”條、又丁集“慶元黨”條）。
諷刺的隻是指摘一部分道學家的行為，攻讦的也是誣告政治上的異己分子，論點都逃不出宋高宗所謂“浮僞之徒……竊借名以自售”。
隻有陳亮的批評最中要害：“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
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龍川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南宋末期，當時外國的侵略愈來愈厲害，而道學恰恰又經宋理宗禦定為國家的正統學問，就有人跟陳亮起了同感，樂雷發這首詩是個極好的例。
同時，恰像東晉人看到“中原傾覆”“神州陸沉”都是崇尚老莊的“清談”的結果（嚴可均《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五範甯《王弼何晏論》，《世說新語》第二十六《輕诋》記桓溫語；參看《全晉文》卷三十七庾翼《贻殷浩書》、卷七十三劉弘《下荊部教》、卷八十九陳《與王導書》、卷一百二十七幹寶《〈晉紀〉總論》，《世說新語》第二《言語》記王羲之戒謝安語），有人也體會到崇尚孔孟的道學很可以誤國禍世，因此往往把清談和道學相提并論。
利登說：“開明周孔心，賴有伊洛儒……彼哉典午時，相師談清虛；未知千載人，視今更何如？”（《南宋群賢小集》第八冊《骳稿·感興》）俞文豹說：“恐開物成務之事業廢而為格物緻知之談……故孝宗皇帝恐其流為晉人之清談”（《吹劍錄》外集）；沈子固說：“異時必為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道學”條，又《志雅堂雜鈔》卷上“人事”條記沈子固語略同）。
宋亡以後，劉壎更沉痛地說：“誰将道學稱清談，更着程文配作三。
帶雨紙人存旦暮，屯雲鐵騎滿東南。
宗祧煙滅誰長慮，字義淵深且飽參。
如此虛浮國同社，猶将舊事重！”（《水雲村吟稿》卷七《客談宋事》）其實正像俞文豹所說，宋孝宗早已感覺到當時的“儒者”不切實際而愛“高論”，講過：“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三）直到明代，還有人讨論這個問題。
（例如徐谟《太室麈談》：“晉人以名理為清談，宋人以道學為清談”；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二引“二無公”語：“今謂宋儒與晉清談同弊，過矣！”）有趣的是，在南宋的冤家敵人那裡，也發生了跟《烏烏歌》相類的議論，認為金的國勢受了文學和道學的蝕害。
完顔偉谏金世宗說：“今皇帝一向不說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不知三邊有急，把詩人去當得否？”（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十七）金的遺老程自修的《痛哭》詩說：“乾坤誤落腐儒手，但遣空言當汗馬；西晉風流絕可愁，怅望千秋共潇灑！”（杜本《谷音》卷上）參看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一《書事》第五首：“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