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觀念，是鼓勵人“學而優則仕”，學孔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對隐士也有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清高。隐士對社會并無積極貢獻，然而他們的行為和争權奪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種範例。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隻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隐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吊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部很尊敬，雖然，并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孔子對隐者分為三類：像伯夷、叔齊那樣，不放棄自己意志，不犧牲自己尊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連那樣，意志和尊嚴有所犧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樣，則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壞事，不參與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顯然認為隐者也有積極的一面。 參與政治活動，意志和尊嚴不得不有所舍棄，那是無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關鍵是在“事人”。為了大衆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衆服務，不以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聽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隐士” ——至于一般意義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象。影射性的小說并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炔就會改變，隻有刻劃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不顧一切的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任我行、東方不敗、嶽不群、左冷禅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虛道人、定閑師太、莫大先生、餘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國家中也都有。 “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時就寫在書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權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現象。這些都不是書成後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嶽不群” （僞君子）或“左冷禅”（企圖建立霸權者）。大概由于當時南越政局動蕩，一般人對政治鬥争特别感到興趣。 令狐沖是天生的“隐士”，對權力沒有興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對江湖豪士有生殺大權，卻甯可在洛陽隐居陋巷，琴箫自娛。她生命中隻重視個人的自由，個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隻是愛情。這個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愛情中，她是主動者。令狐沖當情意緊纏在嶽靈珊身上之時，是不得自由的。隻有到了青紗帳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處大車之中，對嶽靈珊的癡情終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靈上的解脫。本書結束時，盈盈伸下扣往令狐沖的乎腕，歎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終身和一隻大馬猴鎖在一起，再也不分開了。”盈盈的愛情得到圓滿，她是心滿意足的，令狐沖的自由卻又被鎖住了。或許，隻有在儀琳的片面愛情之中，他的個性才極少受到拘束。 人生在世，充分圓滿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脫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徹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熱衷于權力的人，受到心中權力欲的驅策，身不由己，去做許許多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實都是很可憐的。